而在这一天的召见中，对于如何作战，如何守城等项具体问题，大臣小臣全都默不做声。崇祯皇帝恨恨地说了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拂袖而去。这已经是朝臣们第二次听皇上说到亡国了，不禁都有些神色黯然。
不过这次召见多少有些成果的。当日，崇祯皇帝诏封余子琏、吴世恭、吴三桂、唐通、左良玉、黄得功等六位比较有实力的督师和总兵分别为伯爵，其他在各处掌握兵权的总兵官们也都升了级。这虽然有明显的谄媚军阀之嫌，毕竟是大难临头，不得不然。
至于封爵升官的目的当然是想让武将们为自己拼命，所以在封爵的同时，崇祯皇帝命督师余子琏、荡寇将军吴世恭、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立即率所部进京勤王。
初九日，崇祯皇帝终于顾不上关外的得失和自己的面子问题，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和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但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大顺军正好在这一天占领宣府，离京城只有四五百里的路程了。
于是距离京师最近的唐通最先率部来到北京，实际上他也是唯一一位赶上了勤王的将领。十二日，他带的八千士兵屯军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并且立即陛见了皇帝。
崇祯皇帝总算见到了一支救兵，欢喜异常，又是赐宴，又是赏银，说了许多嘉奖的话，赏给唐通白银四十两（没写错）。其所部兵丁每人银五钱。
崇祯皇帝本来的意思是要让唐通部驻扎在北京城外抵御敌军，还派了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部的监军。但唐通为此大为恼火，对人说：“皇上晋我太师，封我伯爵。却又让内官在我头上节制我，我还比不上一个奴才呢！”于是上疏说兵少不便于平地野战，应去居庸关设险待敌。而后也不等朝廷批复，竟自带上队伍走了。
当年己巳之变，京师第一次戒严的时候，袁崇焕率部千里驰援，兵力雄厚，却不能不时时处处震慑于朝廷的威严，生死与夺听凭天子之命。而现在。一个只有八千人马的小小总兵官就如此骄横跋扈，崇祯皇帝追今抚昔，真是不胜感慨。
但事急从权，因为还要用这些武将，也就无可奈何。他只希望唐通能在居庸关挡住李自成的大顺军，至少能抵挡一些时日，以便更多的勤王之师赶到。
但其他的勤王部队却一直不见来到。向南方派出的信使都如羊入虎口般，渺无音讯，根本没任何消息回传。而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在关外有许多军民需要安置，拉家带口又行动迟缓。直到七月十六日才入山海关，可此时京城已经无救。
至于镇远城余继的狼啸镇，因为要接收宁远这座空城，非但不能抽出兵力入关，反而自己的兵力也变得单薄。而且余继谨记着吴世恭要他们扎根关外的命令，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放弃镇远、宁远这两城，所以也只能对京城的危局视而不见了。
七月中旬，京中已是一片大乱。许多住在京城但不在现任上的官员和大批官员的家眷不顾禁令纷纷想要出城向南方避难，普通的士民工商也不乏想要出逃的。城门口大小车辆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可是崇祯皇帝怕大批逃亡扰乱军心民心。更怕大顺军的奸细大量混进城里，所以决定关闭城门。不许随便出入，有些城门甚至用砖土堵了起来。他还上谕兵部：“敢有论言惑众及私发家眷出城者，擒治。”但除了这些措施之外。也就再别无长策。他仍然在不停的召对朝臣，但每次都照例毫无结果，想到命运的不济和朝臣的可恨，他也每每不禁悲从中来，接连几日都是痛哭着回宫的。
十五日，前几天还表示过忠心耿耿的唐通和他的监军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向大顺军投降，京师西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复存在。这一天，大顺军权将军刘宗敏已经把檄文送到了京城，说是“定于十八日入城。”
于是大明朝廷连忙把京师主力部队“三大营”安扎在齐化门外，准备在城东迎敌，城西则拒守。但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对如何守城毫无定见，只是坐在城楼上，凡事都听提督太监王承恩的指挥。而守城的士兵大多都是京师豪门子弟雇佣贫民替代的，既无斗志又乏训练，加上缺粮缺饷，士气低落已极。
北京城是一座极难守御的城池，因为它简直就太大了一些。如果有十万兵力，才可堪堪守卫住外城墙，而且面对着敌军集中进攻，可能城墙的某一处就会不堪重负，被敌军突破。所以以往守北京城的方法，都是把大军驻扎在北京城外，依托城墙上的火力，不让敌军靠近城墙以阻止敌军的攻城的。
而现在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也是依循着故例来守御北京的。但他完全没考虑到实际情况，京营的将士已经是军心涣散，站在城外，不要说战斗了，就是不逃跑也根本做不到。所以李国桢是白白的把这些宝贵的兵力浪费掉了。
李国桢应该索性把三大营都撤入城内，依城死守，说不定还能创造一个奇迹。毕竟那些京营将士可以在城墙的掩护下作战，胆气也会大上一些。再加上身居城内也无处可逃，那么最后也就只能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拼命了。
十六日，崇祯帝仍然按照原来的日程安排召见了在京考选的地方官员。这时候城外军情急如星火，照道理是应该停止这些不急之务，但早朝的时候群臣相顾不发一语，他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事情，与其枯坐焦心，不如有点事干。
但在召见的时候，考选官员们已经察觉出皇上的表现颇为异常。他对被召见的人又提出如何筹军饷，如何安人心这些老问题，却无法集中精力听官员们的絮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无缘无故地笑笑，一会儿又亲手磨墨、斟茶，完全没有了往常那副庄重严峻的样子。
不过这次召见多少有些成果的。当日，崇祯皇帝诏封余子琏、吴世恭、吴三桂、唐通、左良玉、黄得功等六位比较有实力的督师和总兵分别为伯爵，其他在各处掌握兵权的总兵官们也都升了级。这虽然有明显的谄媚军阀之嫌，毕竟是大难临头，不得不然。
至于封爵升官的目的当然是想让武将们为自己拼命，所以在封爵的同时，崇祯皇帝命督师余子琏、荡寇将军吴世恭、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立即率所部进京勤王。
初九日，崇祯皇帝终于顾不上关外的得失和自己的面子问题，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和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但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大顺军正好在这一天占领宣府，离京城只有四五百里的路程了。
于是距离京师最近的唐通最先率部来到北京，实际上他也是唯一一位赶上了勤王的将领。十二日，他带的八千士兵屯军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并且立即陛见了皇帝。
崇祯皇帝总算见到了一支救兵，欢喜异常，又是赐宴，又是赏银，说了许多嘉奖的话，赏给唐通白银四十两（没写错）。其所部兵丁每人银五钱。
崇祯皇帝本来的意思是要让唐通部驻扎在北京城外抵御敌军，还派了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部的监军。但唐通为此大为恼火，对人说：“皇上晋我太师，封我伯爵。却又让内官在我头上节制我，我还比不上一个奴才呢！”于是上疏说兵少不便于平地野战，应去居庸关设险待敌。而后也不等朝廷批复，竟自带上队伍走了。
当年己巳之变，京师第一次戒严的时候，袁崇焕率部千里驰援，兵力雄厚，却不能不时时处处震慑于朝廷的威严，生死与夺听凭天子之命。而现在。一个只有八千人马的小小总兵官就如此骄横跋扈，崇祯皇帝追今抚昔，真是不胜感慨。
但事急从权，因为还要用这些武将，也就无可奈何。他只希望唐通能在居庸关挡住李自成的大顺军，至少能抵挡一些时日，以便更多的勤王之师赶到。
但其他的勤王部队却一直不见来到。向南方派出的信使都如羊入虎口般，渺无音讯，根本没任何消息回传。而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在关外有许多军民需要安置，拉家带口又行动迟缓。直到七月十六日才入山海关，可此时京城已经无救。
至于镇远城余继的狼啸镇，因为要接收宁远这座空城，非但不能抽出兵力入关，反而自己的兵力也变得单薄。而且余继谨记着吴世恭要他们扎根关外的命令，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放弃镇远、宁远这两城，所以也只能对京城的危局视而不见了。
七月中旬，京中已是一片大乱。许多住在京城但不在现任上的官员和大批官员的家眷不顾禁令纷纷想要出城向南方避难，普通的士民工商也不乏想要出逃的。城门口大小车辆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可是崇祯皇帝怕大批逃亡扰乱军心民心。更怕大顺军的奸细大量混进城里，所以决定关闭城门。不许随便出入，有些城门甚至用砖土堵了起来。他还上谕兵部：“敢有论言惑众及私发家眷出城者，擒治。”但除了这些措施之外。也就再别无长策。他仍然在不停的召对朝臣，但每次都照例毫无结果，想到命运的不济和朝臣的可恨，他也每每不禁悲从中来，接连几日都是痛哭着回宫的。
十五日，前几天还表示过忠心耿耿的唐通和他的监军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向大顺军投降，京师西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复存在。这一天，大顺军权将军刘宗敏已经把檄文送到了京城，说是“定于十八日入城。”
于是大明朝廷连忙把京师主力部队“三大营”安扎在齐化门外，准备在城东迎敌，城西则拒守。但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对如何守城毫无定见，只是坐在城楼上，凡事都听提督太监王承恩的指挥。而守城的士兵大多都是京师豪门子弟雇佣贫民替代的，既无斗志又乏训练，加上缺粮缺饷，士气低落已极。
北京城是一座极难守御的城池，因为它简直就太大了一些。如果有十万兵力，才可堪堪守卫住外城墙，而且面对着敌军集中进攻，可能城墙的某一处就会不堪重负，被敌军突破。所以以往守北京城的方法，都是把大军驻扎在北京城外，依托城墙上的火力，不让敌军靠近城墙以阻止敌军的攻城的。
而现在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也是依循着故例来守御北京的。但他完全没考虑到实际情况，京营的将士已经是军心涣散，站在城外，不要说战斗了，就是不逃跑也根本做不到。所以李国桢是白白的把这些宝贵的兵力浪费掉了。
李国桢应该索性把三大营都撤入城内，依城死守，说不定还能创造一个奇迹。毕竟那些京营将士可以在城墙的掩护下作战，胆气也会大上一些。再加上身居城内也无处可逃，那么最后也就只能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拼命了。
十六日，崇祯帝仍然按照原来的日程安排召见了在京考选的地方官员。这时候城外军情急如星火，照道理是应该停止这些不急之务，但早朝的时候群臣相顾不发一语，他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事情，与其枯坐焦心，不如有点事干。
但在召见的时候，考选官员们已经察觉出皇上的表现颇为异常。他对被召见的人又提出如何筹军饷，如何安人心这些老问题，却无法集中精力听官员们的絮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无缘无故地笑笑，一会儿又亲手磨墨、斟茶，完全没有了往常那副庄重严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