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武血战的惨烈战况，也使得大顺军上下都是心颤不已。因此，大顺军将领们都赞同了李自成的说法，准备班师回陕，待他日再战。
没想到在当天半夜，李自成突然连续接到大同镇总兵姜镶、宣府镇总兵王承阴派人送来的降表，这使得李自成是大喜过望，决定长驱直入历经大同、宣府直抵居庸关。
很可惜，周遇吉用自己生命换来的良机就被猪队友们给白白浪费了。而现在的大顺军面前，完全就变成了一马平川。
周遇吉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宿将，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仅凭手上数千孤旅去阻止数十万大顺军，无疑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难道连这一点连他自己能不清楚吗？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孤注一掷与李自成大顺军决一死战，决非是仅仅出于一个把守边关的总兵对大势已去的大明朝的“愚忠”，他在用生命实践着儒家的节操，捍卫这个时代早已失落的责任。他是真正做到了文死谏、武死战。可惜的是，在这样一个末世，在大明朝中，这样的将领却太罕见了。
而宁武失陷和周遇吉全军覆没的消息也给了崇祯皇帝以更加沉重的打击。到了此时，他总算弄清楚了李自成的军事意图，知道大顺军的主力必定是要经大同、宣府，由西北方向进攻京城。按照这条路线和大顺军的推进速度算来，兵临城下只是个把月的事情了。
于是，完全没有了主意的崇祯皇帝就屡次召集同样完全没有主意的群臣，商量对策。可群臣或讲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或干脆缄口不言，竟然没有一个人拿出一条具体意见。
这样空泛地议来议去，最后才又重新提起南迁的话题来。一直主张南迁的李明睿在私下里同一些重臣交换过意见，大约也暗中透露了一点皇帝瞩意南逃的信息。可是比较有责任感的左都御史李邦华以为皇帝是社稷的象征，自然不能怕死逃跑。但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先让太子到南京躲避一下，万一北京不存，南京还有个主宰。
当廷议中，李邦华把这个建议说出来；李明睿也再次申明了请崇祯皇帝“南征”的意见。可是反对崇祯皇帝南迁的人依然很多，他们无非是怕南迁后北京守不住，皇帝必然要治罪主张南迁的人。许多人还害怕皇帝逃了，自己被留下来守城，那也是九死一生。至于让太子去南京监国，多数人倒是觉得有道理，因而一时阁臣、部臣都附合李邦华的意见。
但是这个意见却是崇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让太子南迁，等于承认京师已危如累卵。而自己却只有以身殉国一个无可选择的下场。
于是李邦华就明说：“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
而在崇祯皇帝看来，李邦华和其他大臣们的这种说法实在可恶之极，自古以来只有忠臣一心殉国殉主的，哪有逼着皇帝去殉国的道理呢？翻遍史籍竟然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例子。
另外他还有一个担心，就算最后北京能够守住，如果有权臣在南京拥戴太子登基，像当年唐肃宗在武灵遥尊玄宗为太上皇那样。岂不同样等于是自己丢了天下？
其实在这时候，殿上就有个给事中光时亨大声说过：“奉太子往江南，诸臣想要干什么，难道要效唐肃宗武灵故事吗？”
但崇祯皇帝对于大臣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调，却没法正面驳斥。他的虚荣使他无法向朝臣表示自己的真实意图，更不好意思不顾群臣反对当机立断地决定南逃，只能讪讪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们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所谓死要面子，崇祯皇帝真是实行得彻底到死啊！
仍然不能逃，所以崇祯皇帝只得再次诏天下兵马都来勤王了。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快要到大同，而京师周围一带的许多军队已经变作大顺旗号了。
大顺军主力于七月初一日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官姜瓖和总督太监杜勋以城降。这时候整个雁北地区和宣府一带民心所向几乎全在大顺军，各路官兵也早打好了投降的主意。驻军阳和（今山西阳高）的宣大总督王继谟见部下都在秘密筹划迎降。打算带上百余亲丁逃回京城，但走到天城卫（今山西天镇）又被亲丁把饷银好马都抢走迎降去了。于是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哀叹说：“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
没过多久，走投无路的王继谟自己也只好“反面向贼”。向大顺军投降了。大顺军到达阳和时，明朝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到十里以外郊迎，民众箪食壶浆于道。宣府总兵官王承胤也早早派人到大同联络投降，并且接应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潜入宣府。
到了此时，大明朝的首都——北京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西北方面的通讯系统这时候全部瘫痪，而南面的通讯也因为清军的靠近也全部瘫痪。朝廷上根本弄不清作为京城重要门户的大同、宣府一带的情况如何。
而朝廷得到的也都是各种传闻，有的说大同还正被围城，也有的说连宣府都已经被攻破了，甚至还有特别乐观的消息说李自成扫平全晋后已率军南返！崇祯皇帝被各种各样的消息搅得头昏脑胀，总的感觉是死亡之剑已经悬在了头顶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掉下来。
七月初七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对群臣，又一次提出南迁的事。因为刚刚收到还在京南地区徘徊的李建泰的奏章，也是请朝廷南迁。
而大臣们既已抱定主意，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崇祯皇帝大概也感觉到，此时就是决定南逃，可能都来不及了，于是愤怒地说了一句硬气的话：“国君死社稷，朕还能往哪里去呢！”从此君臣们都不再提皇帝和太子南迁的事。
没想到在当天半夜，李自成突然连续接到大同镇总兵姜镶、宣府镇总兵王承阴派人送来的降表，这使得李自成是大喜过望，决定长驱直入历经大同、宣府直抵居庸关。
很可惜，周遇吉用自己生命换来的良机就被猪队友们给白白浪费了。而现在的大顺军面前，完全就变成了一马平川。
周遇吉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宿将，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仅凭手上数千孤旅去阻止数十万大顺军，无疑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难道连这一点连他自己能不清楚吗？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孤注一掷与李自成大顺军决一死战，决非是仅仅出于一个把守边关的总兵对大势已去的大明朝的“愚忠”，他在用生命实践着儒家的节操，捍卫这个时代早已失落的责任。他是真正做到了文死谏、武死战。可惜的是，在这样一个末世，在大明朝中，这样的将领却太罕见了。
而宁武失陷和周遇吉全军覆没的消息也给了崇祯皇帝以更加沉重的打击。到了此时，他总算弄清楚了李自成的军事意图，知道大顺军的主力必定是要经大同、宣府，由西北方向进攻京城。按照这条路线和大顺军的推进速度算来，兵临城下只是个把月的事情了。
于是，完全没有了主意的崇祯皇帝就屡次召集同样完全没有主意的群臣，商量对策。可群臣或讲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或干脆缄口不言，竟然没有一个人拿出一条具体意见。
这样空泛地议来议去，最后才又重新提起南迁的话题来。一直主张南迁的李明睿在私下里同一些重臣交换过意见，大约也暗中透露了一点皇帝瞩意南逃的信息。可是比较有责任感的左都御史李邦华以为皇帝是社稷的象征，自然不能怕死逃跑。但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先让太子到南京躲避一下，万一北京不存，南京还有个主宰。
当廷议中，李邦华把这个建议说出来；李明睿也再次申明了请崇祯皇帝“南征”的意见。可是反对崇祯皇帝南迁的人依然很多，他们无非是怕南迁后北京守不住，皇帝必然要治罪主张南迁的人。许多人还害怕皇帝逃了，自己被留下来守城，那也是九死一生。至于让太子去南京监国，多数人倒是觉得有道理，因而一时阁臣、部臣都附合李邦华的意见。
但是这个意见却是崇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让太子南迁，等于承认京师已危如累卵。而自己却只有以身殉国一个无可选择的下场。
于是李邦华就明说：“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
而在崇祯皇帝看来，李邦华和其他大臣们的这种说法实在可恶之极，自古以来只有忠臣一心殉国殉主的，哪有逼着皇帝去殉国的道理呢？翻遍史籍竟然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例子。
另外他还有一个担心，就算最后北京能够守住，如果有权臣在南京拥戴太子登基，像当年唐肃宗在武灵遥尊玄宗为太上皇那样。岂不同样等于是自己丢了天下？
其实在这时候，殿上就有个给事中光时亨大声说过：“奉太子往江南，诸臣想要干什么，难道要效唐肃宗武灵故事吗？”
但崇祯皇帝对于大臣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调，却没法正面驳斥。他的虚荣使他无法向朝臣表示自己的真实意图，更不好意思不顾群臣反对当机立断地决定南逃，只能讪讪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们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所谓死要面子，崇祯皇帝真是实行得彻底到死啊！
仍然不能逃，所以崇祯皇帝只得再次诏天下兵马都来勤王了。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快要到大同，而京师周围一带的许多军队已经变作大顺旗号了。
大顺军主力于七月初一日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官姜瓖和总督太监杜勋以城降。这时候整个雁北地区和宣府一带民心所向几乎全在大顺军，各路官兵也早打好了投降的主意。驻军阳和（今山西阳高）的宣大总督王继谟见部下都在秘密筹划迎降。打算带上百余亲丁逃回京城，但走到天城卫（今山西天镇）又被亲丁把饷银好马都抢走迎降去了。于是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哀叹说：“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
没过多久，走投无路的王继谟自己也只好“反面向贼”。向大顺军投降了。大顺军到达阳和时，明朝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到十里以外郊迎，民众箪食壶浆于道。宣府总兵官王承胤也早早派人到大同联络投降，并且接应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潜入宣府。
到了此时，大明朝的首都——北京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西北方面的通讯系统这时候全部瘫痪，而南面的通讯也因为清军的靠近也全部瘫痪。朝廷上根本弄不清作为京城重要门户的大同、宣府一带的情况如何。
而朝廷得到的也都是各种传闻，有的说大同还正被围城，也有的说连宣府都已经被攻破了，甚至还有特别乐观的消息说李自成扫平全晋后已率军南返！崇祯皇帝被各种各样的消息搅得头昏脑胀，总的感觉是死亡之剑已经悬在了头顶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掉下来。
七月初七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对群臣，又一次提出南迁的事。因为刚刚收到还在京南地区徘徊的李建泰的奏章，也是请朝廷南迁。
而大臣们既已抱定主意，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崇祯皇帝大概也感觉到，此时就是决定南逃，可能都来不及了，于是愤怒地说了一句硬气的话：“国君死社稷，朕还能往哪里去呢！”从此君臣们都不再提皇帝和太子南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