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62 章
大明朝的另类史 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第 62 章
第二，实施官吏考成法，从先前的注重浮誉考察官吏，变成“惟以安地静民为最”，裁撤冗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第三，实行赋制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正义原为“一条编法”，后来，“鞭”“编”二字俗写或错借，逐渐成为“一条鞭法”，其原旨皆是本着“化繁为简”的原则，使均徭里甲与两税（赋）为一，以便消除蠹弊。主要内容有四点：①赋役合并；②田赋一概以银为征收手段；③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④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两。一条鞭法最大的利处，在于打击土地兼并，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而使占田多的豪强不得不多交税。
第四，治理黄河。张居正在任，大用工部侍郎潘季驯，治理黄河极其有法。众人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了不少历史难题，有效减少了黄河的水患。
另外可值称道的，是张居正当首辅时西藏达赖封贡的圆满完成。现在不少别有用心拔高“我大清”的史学者，皆极口夸赞清政府对西藏统治的“功绩”。其实，真要论功绩，最早也应该算在忽必烈头上而不是清帝头上。
明朝得国后，洪武六年（1373年）即诏封喃力吧藏卜等人，标志着明朝延续元朝对藏地的统治权。各地政教首领也知天顺命，纷纷上交元朝旧敕印换取明朝新敕印。此后，明朝在藏地采用“行都武卫制度”，设置朵甘、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以及俄力思军民元帅府，通过行都武卫制度与册封地方首领两种方式有效管理藏地。
针对藏地几大宗教派别峙立的情况，明成祖很有成算，他弃用元朝尊帝帅力推一教的作法，多封众建，平衡和分化当地政教合一首领的威权。自1406年起，明朝在藏区分别封立阐化王、辅教王、护教王、阐教王，又封藏传佛教三大教派首领为“法王”。当时，明政府下力气最大推持的是噶吗噶派的“大宝法王”。1408年，明朝又邀新崛起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
宗喀巴本人正在拉萨忙于传召大法会，忙派他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觐。由于明廷赐与释迦也失大量财物，他回藏地后，格鲁派实力与威望大增。贡赐关系以及茶马互市，其实为藏地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明朝早期对藏的统治，“统”实际上大过“治”。十六世纪前期，由于格鲁派保护者阐化王政权的衰亡，黑帽系噶吗噶派以及红帽系联合在一起大力压制格鲁派黄帽系。而到了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重振雄风，在青海会见了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俺答汗。俺答汗赠其“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正是从这时开始，格鲁派索南嘉措的活佛转世系统开始出现“达赖喇嘛”之称。
透过俺答汗，索南嘉措上书申请与大明王朝建立贡赐关系。明廷反响积极，派官员授他为“朵儿只唱”（即俺答汗所授尊号中“瓦齐尔达喇”的藏语音译，蒙语为“金刚持”之意）。由此，明政府文件中开始以“答赖”（达赖）称呼索南嘉措。他死后，格鲁派追认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根敦主巴门徒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而身为根敦巴措弟子的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清朝日后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达赖册封的制度。
索南加措之所以能得明政府破格优待（明制，只有国师以上方有资格入贡），与张居正的支持密不可分。他派人直接携重礼见到张居正，上书一封，捡好听的说，大赞张相爷：“释迦摩尼比丘锁南坚错贤吉祥，合掌顶礼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管城中，为地方事，先与朝廷进本。马匹物体到了，我和阐化王执事赏赐，乞照以前好例与我。我与皇上和大臣尽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压书礼物：四臂观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刚结子一方。有阁下吩咐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吩咐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头写。”
张居正上交索南嘉措的“礼物”予朝廷，并建议明神宗回赐这位藏地宗教首领，封其为“禅师”。所以，西藏的内附与达赖系统的形成，张居正功劳不小。
简介完张相爷的种种“好事”之余，也要谈谈他鲜为人知的政治劣迹。
其一，官员考成法虽然行之有效，但他完全把内阁阁臣的权力上升为封建王朝的金字塔尖（上面还有皇帝），科、部、院，皆成为内阁监督下的被动执行部门，朝内御史和给事中等言官完全丧失了弹劾的自由和权力，他们想论劾某人，先要向辅臣（阁臣）送揭帖，名曰“请敬”。如此一来，先前对君主权力都有拒否权和监察权的言官，顿时下降成阁臣的听命仔。
其二，张居正以整顿天下书院为名，大肆压制学生、士子的言论自由，并关闭了包括南康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等多处讲学公议场所，甚至连泰州学派的思想家何心隐也在他授意下惨遭杀害。由此，以学人、士子为代表的公共言路被张居正封杀。
这两点错误作为，危害极大，流毒甚广，而且不因他本人的残废而中止。
1588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时年二十）。这位贪婪怠政的帝君虽然对张居正本人不厚道之甚，但对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仍奉行不辍。亲政仅四年，昏惰的明神宗便以“身体不好”为由怠政，朝臣们党同伐异，相互攻讦陷害，政局日紊。而后，青海蒙古部落、宁夏哱拜的回鹘种群以及播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相继叛乱，虽最后皆被平定，但费饷困兵，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是在这种内患起伏不息之时，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政府又不得不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
丰臣秀吉梦想的踏板——高丽半岛
说起丰臣秀吉，现在的中国人和韩国、朝鲜人肯定交口指斥他这个大“倭寇”。笔者替他说句“好话”，当他统一了日本之后，曾经严令打击“倭寇”（日本官方也把这些沿海流窜海盗称为“倭寇”），从严从重惩治海盗。
与此同时，他给出海做正当生意的日本商人发放官方“朱印状”，保护这些做海外贸易商人的正当权益。
可能有人会问，倭人多坏，丰臣秀吉更坏，这个大倭头怎么会做出这种打击“倭寇”的好事？这种想法，近乎天真。丰臣秀吉是个政治家，统一日本之初，他想念及的，乃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沿海倭寇对中国的窜扰，对他本人及京城大贵族没有多少利益，只给各地的大名和武士集团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从大处着眼，他当然要垄断根本对外正当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以供巨大的侵略机器能够日益成熟，不会允许“小打小闹”的倭寇海盗敲金分肥。
丰臣秀吉野心颇大。早在万历六年（1578年），时为织田信长家臣的丰田秀吉就曾向主子丑表功展示心迹：“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已经嚣张至极，扬言曰：“我有欲统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过海，占据中华，易如反掌！”他自比日本为“弓箭锐利之国”，以大明为懦弱好文的“长袖之国”。
也就是说，日本这个一直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宗主文化的国家，发展到丰臣秀吉时代，终于走出“藩夷”的心态，不仅不再视中华为“天朝”，不仅把大明当成与其对等并立的国家，而且还产生出全新的“日本型华夷意识”。
在丰臣秀吉心中，他已经以“中华”概念自居，先前以中国为主宰的亚洲册封朝贡体系，已经在他眼中消溃。
依据当时的世界政治地理，日本想入侵中国，必须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控制了朝鲜，才有可能进攻大明朝。
起先，丰臣秀吉想以“怀柔”方式使朝鲜自动归降。万历十七年（1589年），借归还一批朝鲜叛民示好之际，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
本朝（日本）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仅能郁郁久居此乎！吾不惮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朝鲜）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之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
朝鲜国王接信，以为丰臣秀吉这日本瘦猴吃生鱼片虫子进脑胡说禄之役”和“庆长之役”。
日军方面，精心准备后倾国而来，陆军方面有十六个军团十六万人，水军有四万多人。首先从名护屋渡海的有五个军团，头号阵指挥为精熟高丽语的小西行长。其后，依次为二阵加藤清正，三阵黑田长政，四阵岛津义弘，五阵福岛正则等人。海军方面，九鬼嘉隆、加藤嘉明等人为首领，主要任务是输送、护卫以及给养保证和后勤支援。
小西行长前锋军率先进攻釜山，高呼“借道战明”，喝使朝鲜守军开城投降。虽然士兵人数只有数名，朝鲜守将郑拔殊死抵抗，最终全部战死，釜山落入日军之手。而后，东莱城朝鲜将士也皆壮烈殉国。
可惜的是，当时朝鲜类似釜山、东莱二城守将的勇烈将军极少，多为贪生怕死之辈，东莱府左兵使李钰及庆尚道水军节度使元均等人虽手握重兵，皆怯懦昏庸，不战而逃，致使日军破东莱后一路掠杀，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在庆闻会师后，直扑汉城的咽喉重镇忠州。
忠州守将申立是条汉子，率八千子弟与日军死战，最终众寡不敌，战死阵中，朝军大败。日军乘胜，逾过汉城天险屏障乌岭，向汉城汹汹杀来。
朝鲜国王李昖具有半岛王爷们几千年来“优秀”的逃跑传统，根本不作有效抵抗，撒丫子就跑，直向义州遁去，准备在最坏情况下入大明北京做寓公。可气的是，朝鲜留守大将金命元等人都是十足的包，日本兵面都没见，他们数位头领带头溜出京城先行遁逃。
日军加藤清正一部渡汉江直入汉城，大掠大杀之后，放起一把大火，把繁华的汉城烧成白地。确该朝鲜人倒霉，汉城百姓更倒霉，加藤一部是日军中纪律最坏、最爱杀人屠城的军队，他每至一地皆屠戮数万朝鲜当地居民。至今，“加藤清正”一词在朝语中仍然是“狗”的代名词。所以，高丽半岛狗肉馆兴隆，人们天天开膛破肚切狗宰狗，原来之意是杀“加藤”泄愤。
朝鲜李朝确实大不经打，开城和平壤相继陷落，两个朝鲜王子也被俘，基本上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侵朝过程如此顺利，其实大出丰臣秀吉意料。狂喜之余，他开始拟定“占领”明朝后的分地计划（《丰大阁三国处置大早计》）：第一，由宫部中务卿留守朝鲜；第二；恭请天皇去北京居住，以附近十国（十州）为皇室采邑。公卿诸人在明地也会分得十倍于日本采邑的土地；第三，日本本土天皇可由在北京统治的后阳成天皇儿子良仁亲王替任……等等，共二十五条，奏列详尽，俨然他已经打算迁都北京了。
明朝得知朝鲜快亡国了，大惊失色。但是，由于国内军事力量绝大部分集中于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又一直意轻日本（以为他们只是“倭寇”的放大），廷议之后，在兵部尚书石星建议下，仅派出辽东的游击将军史儒带一千兵马“雄赳赳”跨过鸭绿江援朝抗日。
史儒猛将，自以为大明天朝厉害，兵如天兵马如龙，一直冲向平壤。早有准备的日军候个正着，潮水般四面八方涌出，千名大明军包括主将史儒在内，稀里糊涂皆被这些身披奇怪铠甲手抡日本刀的锉子们杀死，一个不剩。而后，明朝副总兵祖承训所率三千多骑兵，先胜后败，在平壤城内基本被日军包了饺子。只有祖总兵几个人逃出生天。
消息传回朝廷，大明官员们瞠目结舌，这才明白过味儿来：日军，不是从前的倭寇，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立即部署沿海守卫力量，在山东、辽东、直隶、蓟镇等地调兵遣将，特别加强天津防卫，抽调近三万明军集结于天津，集粮七万石，生怕倭兵由海道从天津上岸直扑北京。与此同时，朝鲜方面的乞援使臣，络绎于路，纷纷来北京告哀告变，力求大明施以更大的援手。
此时的明廷，还希望通过谈判与日方达成和平。兵部尚书石星为人不知兵，也想不费气力就罢兵，挑来找去，选中了商人出身精通日语的浙江人沈惟敬当讲和中间人，派他去义州先和朝鲜国王见面研商。
朝鲜王李昖一看见沈惟敬这个貌陋能言之人心里就不舒服，他希望大明出重兵援朝，最怕沈惟敬这种舌辩之士与日本人谈判出卖朝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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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章
第二，实施官吏考成法，从先前的注重浮誉考察官吏，变成“惟以安地静民为最”，裁撤冗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第三，实行赋制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正义原为“一条编法”，后来，“鞭”“编”二字俗写或错借，逐渐成为“一条鞭法”，其原旨皆是本着“化繁为简”的原则，使均徭里甲与两税（赋）为一，以便消除蠹弊。主要内容有四点：①赋役合并；②田赋一概以银为征收手段；③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④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两。一条鞭法最大的利处，在于打击土地兼并，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而使占田多的豪强不得不多交税。
第四，治理黄河。张居正在任，大用工部侍郎潘季驯，治理黄河极其有法。众人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了不少历史难题，有效减少了黄河的水患。
另外可值称道的，是张居正当首辅时西藏达赖封贡的圆满完成。现在不少别有用心拔高“我大清”的史学者，皆极口夸赞清政府对西藏统治的“功绩”。其实，真要论功绩，最早也应该算在忽必烈头上而不是清帝头上。
明朝得国后，洪武六年（1373年）即诏封喃力吧藏卜等人，标志着明朝延续元朝对藏地的统治权。各地政教首领也知天顺命，纷纷上交元朝旧敕印换取明朝新敕印。此后，明朝在藏地采用“行都武卫制度”，设置朵甘、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以及俄力思军民元帅府，通过行都武卫制度与册封地方首领两种方式有效管理藏地。
针对藏地几大宗教派别峙立的情况，明成祖很有成算，他弃用元朝尊帝帅力推一教的作法，多封众建，平衡和分化当地政教合一首领的威权。自1406年起，明朝在藏区分别封立阐化王、辅教王、护教王、阐教王，又封藏传佛教三大教派首领为“法王”。当时，明政府下力气最大推持的是噶吗噶派的“大宝法王”。1408年，明朝又邀新崛起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
宗喀巴本人正在拉萨忙于传召大法会，忙派他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觐。由于明廷赐与释迦也失大量财物，他回藏地后，格鲁派实力与威望大增。贡赐关系以及茶马互市，其实为藏地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明朝早期对藏的统治，“统”实际上大过“治”。十六世纪前期，由于格鲁派保护者阐化王政权的衰亡，黑帽系噶吗噶派以及红帽系联合在一起大力压制格鲁派黄帽系。而到了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重振雄风，在青海会见了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俺答汗。俺答汗赠其“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正是从这时开始，格鲁派索南嘉措的活佛转世系统开始出现“达赖喇嘛”之称。
透过俺答汗，索南嘉措上书申请与大明王朝建立贡赐关系。明廷反响积极，派官员授他为“朵儿只唱”（即俺答汗所授尊号中“瓦齐尔达喇”的藏语音译，蒙语为“金刚持”之意）。由此，明政府文件中开始以“答赖”（达赖）称呼索南嘉措。他死后，格鲁派追认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根敦主巴门徒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而身为根敦巴措弟子的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清朝日后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达赖册封的制度。
索南加措之所以能得明政府破格优待（明制，只有国师以上方有资格入贡），与张居正的支持密不可分。他派人直接携重礼见到张居正，上书一封，捡好听的说，大赞张相爷：“释迦摩尼比丘锁南坚错贤吉祥，合掌顶礼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管城中，为地方事，先与朝廷进本。马匹物体到了，我和阐化王执事赏赐，乞照以前好例与我。我与皇上和大臣尽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压书礼物：四臂观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刚结子一方。有阁下吩咐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吩咐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头写。”
张居正上交索南嘉措的“礼物”予朝廷，并建议明神宗回赐这位藏地宗教首领，封其为“禅师”。所以，西藏的内附与达赖系统的形成，张居正功劳不小。
简介完张相爷的种种“好事”之余，也要谈谈他鲜为人知的政治劣迹。
其一，官员考成法虽然行之有效，但他完全把内阁阁臣的权力上升为封建王朝的金字塔尖（上面还有皇帝），科、部、院，皆成为内阁监督下的被动执行部门，朝内御史和给事中等言官完全丧失了弹劾的自由和权力，他们想论劾某人，先要向辅臣（阁臣）送揭帖，名曰“请敬”。如此一来，先前对君主权力都有拒否权和监察权的言官，顿时下降成阁臣的听命仔。
其二，张居正以整顿天下书院为名，大肆压制学生、士子的言论自由，并关闭了包括南康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等多处讲学公议场所，甚至连泰州学派的思想家何心隐也在他授意下惨遭杀害。由此，以学人、士子为代表的公共言路被张居正封杀。
这两点错误作为，危害极大，流毒甚广，而且不因他本人的残废而中止。
1588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时年二十）。这位贪婪怠政的帝君虽然对张居正本人不厚道之甚，但对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仍奉行不辍。亲政仅四年，昏惰的明神宗便以“身体不好”为由怠政，朝臣们党同伐异，相互攻讦陷害，政局日紊。而后，青海蒙古部落、宁夏哱拜的回鹘种群以及播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相继叛乱，虽最后皆被平定，但费饷困兵，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是在这种内患起伏不息之时，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政府又不得不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
丰臣秀吉梦想的踏板——高丽半岛
说起丰臣秀吉，现在的中国人和韩国、朝鲜人肯定交口指斥他这个大“倭寇”。笔者替他说句“好话”，当他统一了日本之后，曾经严令打击“倭寇”（日本官方也把这些沿海流窜海盗称为“倭寇”），从严从重惩治海盗。
与此同时，他给出海做正当生意的日本商人发放官方“朱印状”，保护这些做海外贸易商人的正当权益。
可能有人会问，倭人多坏，丰臣秀吉更坏，这个大倭头怎么会做出这种打击“倭寇”的好事？这种想法，近乎天真。丰臣秀吉是个政治家，统一日本之初，他想念及的，乃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沿海倭寇对中国的窜扰，对他本人及京城大贵族没有多少利益，只给各地的大名和武士集团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从大处着眼，他当然要垄断根本对外正当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以供巨大的侵略机器能够日益成熟，不会允许“小打小闹”的倭寇海盗敲金分肥。
丰臣秀吉野心颇大。早在万历六年（1578年），时为织田信长家臣的丰田秀吉就曾向主子丑表功展示心迹：“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已经嚣张至极，扬言曰：“我有欲统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过海，占据中华，易如反掌！”他自比日本为“弓箭锐利之国”，以大明为懦弱好文的“长袖之国”。
也就是说，日本这个一直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宗主文化的国家，发展到丰臣秀吉时代，终于走出“藩夷”的心态，不仅不再视中华为“天朝”，不仅把大明当成与其对等并立的国家，而且还产生出全新的“日本型华夷意识”。
在丰臣秀吉心中，他已经以“中华”概念自居，先前以中国为主宰的亚洲册封朝贡体系，已经在他眼中消溃。
依据当时的世界政治地理，日本想入侵中国，必须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控制了朝鲜，才有可能进攻大明朝。
起先，丰臣秀吉想以“怀柔”方式使朝鲜自动归降。万历十七年（1589年），借归还一批朝鲜叛民示好之际，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
本朝（日本）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仅能郁郁久居此乎！吾不惮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朝鲜）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之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
朝鲜国王接信，以为丰臣秀吉这日本瘦猴吃生鱼片虫子进脑胡说禄之役”和“庆长之役”。
日军方面，精心准备后倾国而来，陆军方面有十六个军团十六万人，水军有四万多人。首先从名护屋渡海的有五个军团，头号阵指挥为精熟高丽语的小西行长。其后，依次为二阵加藤清正，三阵黑田长政，四阵岛津义弘，五阵福岛正则等人。海军方面，九鬼嘉隆、加藤嘉明等人为首领，主要任务是输送、护卫以及给养保证和后勤支援。
小西行长前锋军率先进攻釜山，高呼“借道战明”，喝使朝鲜守军开城投降。虽然士兵人数只有数名，朝鲜守将郑拔殊死抵抗，最终全部战死，釜山落入日军之手。而后，东莱城朝鲜将士也皆壮烈殉国。
可惜的是，当时朝鲜类似釜山、东莱二城守将的勇烈将军极少，多为贪生怕死之辈，东莱府左兵使李钰及庆尚道水军节度使元均等人虽手握重兵，皆怯懦昏庸，不战而逃，致使日军破东莱后一路掠杀，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在庆闻会师后，直扑汉城的咽喉重镇忠州。
忠州守将申立是条汉子，率八千子弟与日军死战，最终众寡不敌，战死阵中，朝军大败。日军乘胜，逾过汉城天险屏障乌岭，向汉城汹汹杀来。
朝鲜国王李昖具有半岛王爷们几千年来“优秀”的逃跑传统，根本不作有效抵抗，撒丫子就跑，直向义州遁去，准备在最坏情况下入大明北京做寓公。可气的是，朝鲜留守大将金命元等人都是十足的包，日本兵面都没见，他们数位头领带头溜出京城先行遁逃。
日军加藤清正一部渡汉江直入汉城，大掠大杀之后，放起一把大火，把繁华的汉城烧成白地。确该朝鲜人倒霉，汉城百姓更倒霉，加藤一部是日军中纪律最坏、最爱杀人屠城的军队，他每至一地皆屠戮数万朝鲜当地居民。至今，“加藤清正”一词在朝语中仍然是“狗”的代名词。所以，高丽半岛狗肉馆兴隆，人们天天开膛破肚切狗宰狗，原来之意是杀“加藤”泄愤。
朝鲜李朝确实大不经打，开城和平壤相继陷落，两个朝鲜王子也被俘，基本上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侵朝过程如此顺利，其实大出丰臣秀吉意料。狂喜之余，他开始拟定“占领”明朝后的分地计划（《丰大阁三国处置大早计》）：第一，由宫部中务卿留守朝鲜；第二；恭请天皇去北京居住，以附近十国（十州）为皇室采邑。公卿诸人在明地也会分得十倍于日本采邑的土地；第三，日本本土天皇可由在北京统治的后阳成天皇儿子良仁亲王替任……等等，共二十五条，奏列详尽，俨然他已经打算迁都北京了。
明朝得知朝鲜快亡国了，大惊失色。但是，由于国内军事力量绝大部分集中于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又一直意轻日本（以为他们只是“倭寇”的放大），廷议之后，在兵部尚书石星建议下，仅派出辽东的游击将军史儒带一千兵马“雄赳赳”跨过鸭绿江援朝抗日。
史儒猛将，自以为大明天朝厉害，兵如天兵马如龙，一直冲向平壤。早有准备的日军候个正着，潮水般四面八方涌出，千名大明军包括主将史儒在内，稀里糊涂皆被这些身披奇怪铠甲手抡日本刀的锉子们杀死，一个不剩。而后，明朝副总兵祖承训所率三千多骑兵，先胜后败，在平壤城内基本被日军包了饺子。只有祖总兵几个人逃出生天。
消息传回朝廷，大明官员们瞠目结舌，这才明白过味儿来：日军，不是从前的倭寇，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立即部署沿海守卫力量，在山东、辽东、直隶、蓟镇等地调兵遣将，特别加强天津防卫，抽调近三万明军集结于天津，集粮七万石，生怕倭兵由海道从天津上岸直扑北京。与此同时，朝鲜方面的乞援使臣，络绎于路，纷纷来北京告哀告变，力求大明施以更大的援手。
此时的明廷，还希望通过谈判与日方达成和平。兵部尚书石星为人不知兵，也想不费气力就罢兵，挑来找去，选中了商人出身精通日语的浙江人沈惟敬当讲和中间人，派他去义州先和朝鲜国王见面研商。
朝鲜王李昖一看见沈惟敬这个貌陋能言之人心里就不舒服，他希望大明出重兵援朝，最怕沈惟敬这种舌辩之士与日本人谈判出卖朝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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