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去年秋末，斗米价格也才十八文，不足二十，粮价的上涨幅度，甚至赶不上铜钱的通货膨胀。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粮价，方才造就了两京的繁荣，否则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
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很多人都知道，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粮价越低，农民收益就越低，日子就越难过，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
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城镇化的大发展，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
开宝已然二十又二，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时间则要更长。而长时间的康平，除了带来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
过去，不停的对外战争，高昂的军费，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土地兼并，勋贵当权，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这些都是大汉进入“开宝盛世”后，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并且因时因势调整。
其中，有的缓解，有的改良，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但起码得到了遏制，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
而农民问题，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的产出，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
从开宝元年之后，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比如逐步削减丁税，到开宝十五年之后，已基本取消了丁税，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
然而，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尤其对农民而言，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有涨有减，但整体而言，幅度并不大。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
然而，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有的道州甚至更远，二代、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也难以感同身受，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自然难以称心。
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但是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心中也明白，而事实上是，过去的二十年，他们过得并不轻松，并且越来越困苦。
仅一个夏秋两税，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铜钱收取之后，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
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为了缴税，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换成铜钱，用以交税。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这方面的问题，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并屡遣御史监察，严厉处置，然而再严厉的手段，再完善的法律，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
同时，铜钱在不断贬值，粮价却难以提振，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
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限制土地买卖，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仅仅是遏制，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即便代价高些，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汉各地，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贵族，有官僚，也有商贾，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前，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些人，无地无产，或者失地失产，为了生计，不得不赌命冒险。否则，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诱人，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
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少，在丰年之际，还会由财政出钱，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用以官仓储备。但是，于整体而言，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灾年时期，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赈济。
而以上两点，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鉴于此情，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都已经意识到，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否则任其发酵下去，矛盾爆发之际，难免产生动乱。
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即便以朝廷的实力，不会被轻易掀翻，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实上，早在赵普卸任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
第216章 压力转移
进入开宝年后，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动，变化也不大。早年的时候，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
而在整个京畿地区，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这个数量不算少，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实上要更久。
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只是后来发现，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同时，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即便粮价再高，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
从四月开始，仅在东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粟、麦等粮食物资。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如水银泻地一般，半个月内，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显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
至少，那些从事粮食贸易、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是饱食一顿，赚得盆满钵满。过去的二十年，大汉商贸日益发达，但商贾的地位，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
当然，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腰缠万贯大商贾，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论大小商贾，在有些行当，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
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乱来的，毕竟，朝廷上上下下，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别说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敲打一番。而大汉的粮商们，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仅在东京，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抄家、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
微薄的利润，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涨，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方才采取的放宽。
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朝廷的有意放纵，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共同催发了这一场“粮价闯关”。
当然，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随着的，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油盐酱醋，都是这般。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盐价的表现，则要更为显著。
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盐价上升之后，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
在中唐时期，有天下财税、盐利其半的说法，而到如今，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
迫于这些情况，京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样的，也让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铜钱。
再多的喧闹，终有平息的一日，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开始难熬了。
这一场“价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一直持默认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只是任他们施为。
出现了问题，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时的利弊上，总是选择趋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
如果说，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那么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
第217章 漠北来人
夜下的礼宾馆，沉浸在一片灯火辉煌之中，这些年，经过不断的改造添置，大汉礼宾馆的规模越发扩大，设施也更加完善，当然，条件也更加奢华富丽。
随着大汉的对外扩张，影响扩散，与外界的沟通交流越发深入，往来东京朝觐的各族、各国、各势力，也越发密集频繁。
而每一位来宾的到来，都不免为东京繁荣、帝国强盛的而震惊，每个入住礼宾馆的人，都不免自惭形秽，把礼宾馆当做大汉皇宫的外邦使者，也不在少数。前来帝京的各色人等，也往往流连忘返，不等身上的钱财消耗干净，都不愿离去。
有点不够尊重外使的是，住礼宾馆，是要付钱的，并且价格不菲。这一点，也深受朝中一些言官诟病，认为这体现不出天朝上国的大气与海纳百川的胸怀。
不过，刘皇帝闲谈之间怼了一句，莫非要朕向隋炀帝学习，穷东京之力，任由外使，白吃白住？刘皇帝上纲上线了，下臣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不惯的事情多了，也就不差这一桩。
因此，东京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囊肿羞涩的小国使者，不得不搬出礼宾馆，也节省公资，支持在东京的外事活动。游荡在东京的市井间的一些外夷，说不准就是哪一国的使者。
然而即便如此，仍旧不能阻止外邦来朝的热情，大汉的门槛越高，他们就越积极。而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后续的使者也都放聪明了，使团除了携带贡品之外，都备着足够的生活开销。
当然，朝廷也不是只进不出，完全不给回报，一些土特产的赏赐，以及一些政经军方面的交流政策，还是根据情况适当予以放宽，毕竟人家也是携礼而来，诚意深厚，只是以小礼换重赏的情况，在大汉基本不可能发生。
大汉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重实利而轻颜面，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要知道，早在刘皇帝登基之初的那几年，面对外使，刘皇帝甚至会亲自过问收了多少礼，没办法，那时候国计艰难，也实在是穷怕了。
马车缓缓停在礼宾馆前，一名身着绸衣的中年男子下车，掏出荷包，颇为认真地数出十五文钱，递给车夫。车夫顿时露出笑容，道谢之后，还不忘拉客，男子也同意了，约定明日同样的时辰，再来接他。
伴着清脆的鞭打声，车夫兴高采烈地驾着自己的“客车”远去，中年从后望去，不由叹了口气。自进入东京后，他叹气的频率明显变多了。
此人身材高大，留着一抹短须，除皮肤粗糙点外，看起来颇具气度。居住在礼宾馆的，基本都是外国外族使节，他也不例外，身份也比较特殊，他是如今漠北契丹的宰相，韩德让。
自从耶律贤病逝，经越王耶律必摄内乱之后，漠北契丹已经平稳多年了。内有耶律休哥、韩德让这些耶律贤时代留下的精干老臣辅助，外则有大汉注意力的转移、压迫减轻，如此，方才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支持到如今。
而韩德让，在当年由耶律必摄发起的政变中，坚持保王正统立场，与耶律休哥等宗室重臣，力扶耶律隆绪上位，也收获了丰硕的政治果实，成为契丹最主要的几名辅政大臣。如今，担任着契丹宰相。
自从契丹被赶到漠北之后，其过去的体制也经过彻底的打乱重建，南北两面制度，自然而然被放弃，两面合一，形成了宰相府主政、枢密院主军的权力结构。
而韩德让这个汉臣，担任契丹的宰相，也十分显眼。虽然韩氏家族进入契丹很早，几乎是伴随着当初那个雄霸东北亚的契丹帝国的兴衰，而韩家也早被契丹人所接受，曾一度是契丹上层贵族。
但随着大汉的崛起，辽王朝的崩溃，胡汉南北两面分治的统治彻底瓦解，像韩家这样的契丹汉臣势力，处境就显得尴尬了。毕竟，没有底层汉民的支撑，他们这些汉臣就没有足够的底气，其作用也直线下降，毕竟契丹的部民实在不需要汉臣来帮忙管理。
而作为漠北契丹政权中的汉臣领袖，哪怕与宗室关系亲近，韩家的处境仍旧不免尴尬化。在过去的几年中，针对韩德让的宰相之位，契丹内部势力发起了不只一次的冲击，甚至酿成政变。
韩德让能够保住这个位置，除了他本身的能力之外，一是有耶律贤的遗命傍身，二则是有枢密使耶律休哥这样的重臣支持。
但即便如此，随着小契丹主耶律隆绪的年纪渐长，漠北契丹内部的矛盾又开是加剧，一些反对韩德让的契丹宗室、贵族又开始冒头了。韩德让这个汉臣宰相，日子也越发难过，有些根本性的矛盾，纵他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以化解。
漠北契丹这些年的日子，实在是难过，被大汉死死地关在漠北那等荒芜苦寒之地，不论是南边，还是东北，那些丰沃的草场，都被大汉所占据，而他们只能死死地守住那片贫瘠之地。
内部矛盾重重，对大汉的态度也是如此，有些人被打怕了，宁愿与大汉交好乃至臣服；有些人则在与大汉的私下贸易中，获取重利；有些人则不愿坐以待毙，态度激进，一度想要推动契丹南下，从大汉掠夺资源人口。
纷纷扰扰间，大汉这头大龙蛰伏了，不再那么针锋相对，西边、东边又生出了麻烦。自汉辽大战之后，眼见契丹衰弱，西部的乃蛮人开始崛起，形成联盟，一起向东扩张，当年趁漠北大乱占据的土地、城池、草场，至今漠北契丹还没收回。
而乃蛮人的声势却是日益壮大，尤其是前不久，乃蛮诸部会盟，推举了一名可汗，呼为太阳汗。而关键的是，这名太阳汗，年纪不大，方十四岁，但身份很值得玩味，因为就乃蛮人内部的说法，他是大汉魏王刘旻的儿子……
一个简陋粗糙的乃蛮政权正在形成，找到了一个可以为所有人认可的共主，也开始展现出其攻击性，但再是简陋，也比过去分散的部落联盟形式要先进，而首当其冲，自然是盘踞漠北大部的契丹政权了。
西面不安宁，东边也不平静，来自外岭的室韦人，就仿佛是从地狱中闯出来的恶鬼，一个个凶狠无比，不断侵犯契丹，杀人夺产，占据河流、草场，并且源源不断。
为此，耶律休哥曾亲自领军针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驱杀了不少室韦人，但室韦之患始终未平。毕竟，这些野蛮的室韦人，连大汉的安东地区都敢去撩拨，何况你一个早已衰败的契丹。
内忧外患，维持这个契丹政权，韩德让是劳心劳力，但也渐感力不从心。而整个漠北契丹，从上到下，都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
也正因如此，大汉对漠北契丹的压迫才逐渐放轻，除了征讨成本的原因之外，就是认为，如今的漠北形势，还勉强可以接受。
此番，韩德让亲自南下大汉，当然不是像其他汉臣一般，想要认祖归宗，沐浴大汉荣光，感受天子恩泽。在契丹，哪怕再尴尬，他也是手握重权的宰相，到大汉，他能得到什么，韩氏家族又能有什么地位。
韩德让此来，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寻求与大汉彻底消除旧恨，重修于好，更直白点，就是代替契丹主耶律隆绪前来称臣的。这也是自开宝北伐之后，大汉与契丹之间这对老冤家，再一次正式接触往来，对韩德让来说，这也是一次破冰之旅。
为了改变契丹恶劣的环境，也为解决漠北生计之困顿，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也打压了那些激进派之后，韩德让终于在这开宝二十二年，亲自南下，出使东京。
第218章 臣服尚有门槛
韩德让的南来，也是经过综合考量的，虽然远在漠北，但对于大汉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对于大汉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也是时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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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很多人都知道，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粮价越低，农民收益就越低，日子就越难过，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
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城镇化的大发展，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
开宝已然二十又二，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时间则要更长。而长时间的康平，除了带来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
过去，不停的对外战争，高昂的军费，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土地兼并，勋贵当权，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这些都是大汉进入“开宝盛世”后，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并且因时因势调整。
其中，有的缓解，有的改良，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但起码得到了遏制，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
而农民问题，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的产出，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
从开宝元年之后，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比如逐步削减丁税，到开宝十五年之后，已基本取消了丁税，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
然而，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尤其对农民而言，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有涨有减，但整体而言，幅度并不大。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
然而，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有的道州甚至更远，二代、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也难以感同身受，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自然难以称心。
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但是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心中也明白，而事实上是，过去的二十年，他们过得并不轻松，并且越来越困苦。
仅一个夏秋两税，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铜钱收取之后，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
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为了缴税，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换成铜钱，用以交税。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这方面的问题，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并屡遣御史监察，严厉处置，然而再严厉的手段，再完善的法律，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
同时，铜钱在不断贬值，粮价却难以提振，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
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限制土地买卖，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仅仅是遏制，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即便代价高些，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汉各地，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贵族，有官僚，也有商贾，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前，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些人，无地无产，或者失地失产，为了生计，不得不赌命冒险。否则，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诱人，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
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少，在丰年之际，还会由财政出钱，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用以官仓储备。但是，于整体而言，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灾年时期，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赈济。
而以上两点，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鉴于此情，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都已经意识到，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否则任其发酵下去，矛盾爆发之际，难免产生动乱。
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即便以朝廷的实力，不会被轻易掀翻，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实上，早在赵普卸任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
第216章 压力转移
进入开宝年后，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动，变化也不大。早年的时候，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
而在整个京畿地区，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这个数量不算少，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实上要更久。
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只是后来发现，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同时，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即便粮价再高，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
从四月开始，仅在东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粟、麦等粮食物资。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如水银泻地一般，半个月内，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显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
至少，那些从事粮食贸易、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是饱食一顿，赚得盆满钵满。过去的二十年，大汉商贸日益发达，但商贾的地位，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
当然，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腰缠万贯大商贾，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论大小商贾，在有些行当，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
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乱来的，毕竟，朝廷上上下下，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别说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敲打一番。而大汉的粮商们，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仅在东京，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抄家、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
微薄的利润，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涨，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方才采取的放宽。
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朝廷的有意放纵，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共同催发了这一场“粮价闯关”。
当然，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随着的，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油盐酱醋，都是这般。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盐价的表现，则要更为显著。
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盐价上升之后，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
在中唐时期，有天下财税、盐利其半的说法，而到如今，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
迫于这些情况，京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样的，也让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铜钱。
再多的喧闹，终有平息的一日，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开始难熬了。
这一场“价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一直持默认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只是任他们施为。
出现了问题，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时的利弊上，总是选择趋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
如果说，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那么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
第217章 漠北来人
夜下的礼宾馆，沉浸在一片灯火辉煌之中，这些年，经过不断的改造添置，大汉礼宾馆的规模越发扩大，设施也更加完善，当然，条件也更加奢华富丽。
随着大汉的对外扩张，影响扩散，与外界的沟通交流越发深入，往来东京朝觐的各族、各国、各势力，也越发密集频繁。
而每一位来宾的到来，都不免为东京繁荣、帝国强盛的而震惊，每个入住礼宾馆的人，都不免自惭形秽，把礼宾馆当做大汉皇宫的外邦使者，也不在少数。前来帝京的各色人等，也往往流连忘返，不等身上的钱财消耗干净，都不愿离去。
有点不够尊重外使的是，住礼宾馆，是要付钱的，并且价格不菲。这一点，也深受朝中一些言官诟病，认为这体现不出天朝上国的大气与海纳百川的胸怀。
不过，刘皇帝闲谈之间怼了一句，莫非要朕向隋炀帝学习，穷东京之力，任由外使，白吃白住？刘皇帝上纲上线了，下臣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不惯的事情多了，也就不差这一桩。
因此，东京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囊肿羞涩的小国使者，不得不搬出礼宾馆，也节省公资，支持在东京的外事活动。游荡在东京的市井间的一些外夷，说不准就是哪一国的使者。
然而即便如此，仍旧不能阻止外邦来朝的热情，大汉的门槛越高，他们就越积极。而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后续的使者也都放聪明了，使团除了携带贡品之外，都备着足够的生活开销。
当然，朝廷也不是只进不出，完全不给回报，一些土特产的赏赐，以及一些政经军方面的交流政策，还是根据情况适当予以放宽，毕竟人家也是携礼而来，诚意深厚，只是以小礼换重赏的情况，在大汉基本不可能发生。
大汉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重实利而轻颜面，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要知道，早在刘皇帝登基之初的那几年，面对外使，刘皇帝甚至会亲自过问收了多少礼，没办法，那时候国计艰难，也实在是穷怕了。
马车缓缓停在礼宾馆前，一名身着绸衣的中年男子下车，掏出荷包，颇为认真地数出十五文钱，递给车夫。车夫顿时露出笑容，道谢之后，还不忘拉客，男子也同意了，约定明日同样的时辰，再来接他。
伴着清脆的鞭打声，车夫兴高采烈地驾着自己的“客车”远去，中年从后望去，不由叹了口气。自进入东京后，他叹气的频率明显变多了。
此人身材高大，留着一抹短须，除皮肤粗糙点外，看起来颇具气度。居住在礼宾馆的，基本都是外国外族使节，他也不例外，身份也比较特殊，他是如今漠北契丹的宰相，韩德让。
自从耶律贤病逝，经越王耶律必摄内乱之后，漠北契丹已经平稳多年了。内有耶律休哥、韩德让这些耶律贤时代留下的精干老臣辅助，外则有大汉注意力的转移、压迫减轻，如此，方才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支持到如今。
而韩德让，在当年由耶律必摄发起的政变中，坚持保王正统立场，与耶律休哥等宗室重臣，力扶耶律隆绪上位，也收获了丰硕的政治果实，成为契丹最主要的几名辅政大臣。如今，担任着契丹宰相。
自从契丹被赶到漠北之后，其过去的体制也经过彻底的打乱重建，南北两面制度，自然而然被放弃，两面合一，形成了宰相府主政、枢密院主军的权力结构。
而韩德让这个汉臣，担任契丹的宰相，也十分显眼。虽然韩氏家族进入契丹很早，几乎是伴随着当初那个雄霸东北亚的契丹帝国的兴衰，而韩家也早被契丹人所接受，曾一度是契丹上层贵族。
但随着大汉的崛起，辽王朝的崩溃，胡汉南北两面分治的统治彻底瓦解，像韩家这样的契丹汉臣势力，处境就显得尴尬了。毕竟，没有底层汉民的支撑，他们这些汉臣就没有足够的底气，其作用也直线下降，毕竟契丹的部民实在不需要汉臣来帮忙管理。
而作为漠北契丹政权中的汉臣领袖，哪怕与宗室关系亲近，韩家的处境仍旧不免尴尬化。在过去的几年中，针对韩德让的宰相之位，契丹内部势力发起了不只一次的冲击，甚至酿成政变。
韩德让能够保住这个位置，除了他本身的能力之外，一是有耶律贤的遗命傍身，二则是有枢密使耶律休哥这样的重臣支持。
但即便如此，随着小契丹主耶律隆绪的年纪渐长，漠北契丹内部的矛盾又开是加剧，一些反对韩德让的契丹宗室、贵族又开始冒头了。韩德让这个汉臣宰相，日子也越发难过，有些根本性的矛盾，纵他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以化解。
漠北契丹这些年的日子，实在是难过，被大汉死死地关在漠北那等荒芜苦寒之地，不论是南边，还是东北，那些丰沃的草场，都被大汉所占据，而他们只能死死地守住那片贫瘠之地。
内部矛盾重重，对大汉的态度也是如此，有些人被打怕了，宁愿与大汉交好乃至臣服；有些人则在与大汉的私下贸易中，获取重利；有些人则不愿坐以待毙，态度激进，一度想要推动契丹南下，从大汉掠夺资源人口。
纷纷扰扰间，大汉这头大龙蛰伏了，不再那么针锋相对，西边、东边又生出了麻烦。自汉辽大战之后，眼见契丹衰弱，西部的乃蛮人开始崛起，形成联盟，一起向东扩张，当年趁漠北大乱占据的土地、城池、草场，至今漠北契丹还没收回。
而乃蛮人的声势却是日益壮大，尤其是前不久，乃蛮诸部会盟，推举了一名可汗，呼为太阳汗。而关键的是，这名太阳汗，年纪不大，方十四岁，但身份很值得玩味，因为就乃蛮人内部的说法，他是大汉魏王刘旻的儿子……
一个简陋粗糙的乃蛮政权正在形成，找到了一个可以为所有人认可的共主，也开始展现出其攻击性，但再是简陋，也比过去分散的部落联盟形式要先进，而首当其冲，自然是盘踞漠北大部的契丹政权了。
西面不安宁，东边也不平静，来自外岭的室韦人，就仿佛是从地狱中闯出来的恶鬼，一个个凶狠无比，不断侵犯契丹，杀人夺产，占据河流、草场，并且源源不断。
为此，耶律休哥曾亲自领军针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驱杀了不少室韦人，但室韦之患始终未平。毕竟，这些野蛮的室韦人，连大汉的安东地区都敢去撩拨，何况你一个早已衰败的契丹。
内忧外患，维持这个契丹政权，韩德让是劳心劳力，但也渐感力不从心。而整个漠北契丹，从上到下，都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
也正因如此，大汉对漠北契丹的压迫才逐渐放轻，除了征讨成本的原因之外，就是认为，如今的漠北形势，还勉强可以接受。
此番，韩德让亲自南下大汉，当然不是像其他汉臣一般，想要认祖归宗，沐浴大汉荣光，感受天子恩泽。在契丹，哪怕再尴尬，他也是手握重权的宰相，到大汉，他能得到什么，韩氏家族又能有什么地位。
韩德让此来，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寻求与大汉彻底消除旧恨，重修于好，更直白点，就是代替契丹主耶律隆绪前来称臣的。这也是自开宝北伐之后，大汉与契丹之间这对老冤家，再一次正式接触往来，对韩德让来说，这也是一次破冰之旅。
为了改变契丹恶劣的环境，也为解决漠北生计之困顿，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也打压了那些激进派之后，韩德让终于在这开宝二十二年，亲自南下，出使东京。
第218章 臣服尚有门槛
韩德让的南来，也是经过综合考量的，虽然远在漠北，但对于大汉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对于大汉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也是时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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