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美国回来。”
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高磊态度矜持地对面前的两名外国记者说道。
已经60岁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头发夹杂着一些银丝，却正显出一副学术精英的派头。
80年代中期，高磊因为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一理论受到学术界和商界的一致质疑，认为把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完全嫁接在世界经济链条上，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也无法承载。再往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长达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这段时间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依然能够顺利进行。鉴于在国内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高磊开始寻求在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观点，并逐渐受到关注，达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机票全都是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多了，你就能够结识国外的学术大咖，届时想申请到国外去做个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之类的，也会更加容易。
总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经远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虽然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总脱不了一股土鳖气息，说话做事还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国家政策相违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经涅槃重生，进化为一名国际学者，张嘴闭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进行鞭挞才行……
“我在美国出席了由加州大学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尽管我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操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就拿最近中国发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装备促进政策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政策，但对于政策的细节并不了解。请问高教授，你亲自参加过这个政策的制订吗？”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记者问道。
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高磊对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评，这样欧洲媒体就可以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质疑中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效果。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条博客，就能够赢得数十万的点击以及数以千计的转发。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独立”只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的，对于国外的金主，他绝对不敢独立，而是必须照着金主的吩咐去说话做事，否则人家能够给予他一切，也能够收回他的一切。
国际基金会左右学者的思想，当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请的时候巧妙地给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说，你的学术观点认为太阳是圆的，那么基金会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反之，如果你认为太阳是方的，就能够轻易地赢得基金会的青睐。有了钱，你就能够广收门徒，能够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重复太阳是方的这一观点。
当一个学术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太阳是方的，那么“日圆派”就会被嘲笑为落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投奔他的门下。而“日方派”则会蒸蒸日上，直到学者自己都相信太阳的确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幻觉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学的是很正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计划经济理论的。他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也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由国家引导产业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合作链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高磊并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论遭到批评之后，高磊尝试着转向了西方学说。此时正值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回归斯密”的口号，即回到亚当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拒绝一切政府干预。高磊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发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去。当然，说是研究，其实主要也是拾西方学者的牙慧，然后再结合一些中国的事情来加以发挥。
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不了解，所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往往容易受到关注。你在文章里说中国只有30万人喝得起可乐，西方人便觉得终于发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居然揭露了这样的真相，如果不是他揭露，大家还以为中国人真的能吃得饱饭呢。
高磊通过写这样的文章出了名，得了利，慢慢地便把自己写的文章也当成了真实，在各种场合卖弄。他的一些演讲被人录成文字，在网络上传播，每每被冠以“总算有人说真话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秘密”、“是中国人就转”之类的标题，加上他的教授身份，总能让一些人信以为真。
有些学者认真研究了高磊的成功秘诀，发现只要敢于胡说八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就能够扬名立万，于是也纷纷效仿，一个比一个说得更邪乎。高磊有时候也会看看这些学者发的文章，当发现其他学者的观点也与他一致的时候，他就更加相信，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这就叫庄周梦蝶，梦来梦去，他已经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
刚才高磊对两位西方记者说首台套政策的推出，是改革的巨大倒退，他还真不是故意要夸大其辞，而是内心就是这样想的。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于从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中“发现”改革倒退的迹象，而且每一次都必然是巨大倒退，稍不留神就会全面崩溃。他写了许多文章预言即将到来的危机，虽然每一次都没有应验，但这并不妨碍无数人称他是“最清醒的经济学家”。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
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高磊态度矜持地对面前的两名外国记者说道。
已经60岁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头发夹杂着一些银丝，却正显出一副学术精英的派头。
80年代中期，高磊因为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一理论受到学术界和商界的一致质疑，认为把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完全嫁接在世界经济链条上，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也无法承载。再往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长达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这段时间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依然能够顺利进行。鉴于在国内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高磊开始寻求在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观点，并逐渐受到关注，达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机票全都是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多了，你就能够结识国外的学术大咖，届时想申请到国外去做个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之类的，也会更加容易。
总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经远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虽然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总脱不了一股土鳖气息，说话做事还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国家政策相违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经涅槃重生，进化为一名国际学者，张嘴闭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进行鞭挞才行……
“我在美国出席了由加州大学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尽管我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操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就拿最近中国发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装备促进政策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政策，但对于政策的细节并不了解。请问高教授，你亲自参加过这个政策的制订吗？”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记者问道。
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高磊对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评，这样欧洲媒体就可以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质疑中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效果。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条博客，就能够赢得数十万的点击以及数以千计的转发。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独立”只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的，对于国外的金主，他绝对不敢独立，而是必须照着金主的吩咐去说话做事，否则人家能够给予他一切，也能够收回他的一切。
国际基金会左右学者的思想，当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请的时候巧妙地给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说，你的学术观点认为太阳是圆的，那么基金会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反之，如果你认为太阳是方的，就能够轻易地赢得基金会的青睐。有了钱，你就能够广收门徒，能够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重复太阳是方的这一观点。
当一个学术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太阳是方的，那么“日圆派”就会被嘲笑为落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投奔他的门下。而“日方派”则会蒸蒸日上，直到学者自己都相信太阳的确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幻觉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学的是很正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计划经济理论的。他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也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由国家引导产业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合作链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高磊并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论遭到批评之后，高磊尝试着转向了西方学说。此时正值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回归斯密”的口号，即回到亚当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拒绝一切政府干预。高磊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发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去。当然，说是研究，其实主要也是拾西方学者的牙慧，然后再结合一些中国的事情来加以发挥。
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不了解，所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往往容易受到关注。你在文章里说中国只有30万人喝得起可乐，西方人便觉得终于发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居然揭露了这样的真相，如果不是他揭露，大家还以为中国人真的能吃得饱饭呢。
高磊通过写这样的文章出了名，得了利，慢慢地便把自己写的文章也当成了真实，在各种场合卖弄。他的一些演讲被人录成文字，在网络上传播，每每被冠以“总算有人说真话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秘密”、“是中国人就转”之类的标题，加上他的教授身份，总能让一些人信以为真。
有些学者认真研究了高磊的成功秘诀，发现只要敢于胡说八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就能够扬名立万，于是也纷纷效仿，一个比一个说得更邪乎。高磊有时候也会看看这些学者发的文章，当发现其他学者的观点也与他一致的时候，他就更加相信，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这就叫庄周梦蝶，梦来梦去，他已经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
刚才高磊对两位西方记者说首台套政策的推出，是改革的巨大倒退，他还真不是故意要夸大其辞，而是内心就是这样想的。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于从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中“发现”改革倒退的迹象，而且每一次都必然是巨大倒退，稍不留神就会全面崩溃。他写了许多文章预言即将到来的危机，虽然每一次都没有应验，但这并不妨碍无数人称他是“最清醒的经济学家”。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