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扩张,并长期占据一地,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外部的吸引力,主要就是有利可图,给人一种能生活更好的希望,第二个便是内部的推力,简单来说,就是活不下去,需要挪个地方。
西方走向殖民道路,有商人和冒险家追逐利益,想要贸易,还有挖掘金银,同时还有国内穷人、罪犯生存不下去,造成大批人口外流。
有一股力量,将人往外拉,同时内部又有力量,将人往外推,殖民地有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殖民才会获得成功。
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出现,光有商人和冒险家,国内的人不愿意出去,没有足够的人,商人和冒险家自然无法成行,同样光有生活不下去的穷人,没有商人和冒险家,穷人连船都没有,同样也出不去。
此时大魏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刚结束战乱,国内人口稀少,生产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人们只要肯努力,生活便不会差,内部没有推力,将人口逼出去。
外部世界,对于大魏也没多少吸引力,对百姓而言,天朝上国,本身就是世界第一,生活水平远高于诸国,活在大魏,活在江南就是天堂,有病才去那些蛮荒之地。
对商股而言,全世界都要买中国货,大魏的商贾只需要开个工坊,做做生意,或者购买土地收租,就能轻松赚到钱,根本无需冒巨大的风险,对外部探险兴趣不大。
荷兰东印度公司,满世界跑,出生入死,饱受风暴、气候湿热、病痛之苦,还要同土著打打杀杀,一年收入还没郑家多,家门口就能挣钱,没多少人愿意冒险。
外部没有吸引力,内部没有推力,有实力的人不会冒险,穷人想冒险,没有资源。
此前西方是世界的边边角角,穷得掉渣,而中国富裕了几千年,做了几千年的中心,中国本身的基因,还有自身的条件、文化,与西方完全不同,情况完全不一样。
高义欢见众人都不太支持自己的想法,心中有些郁闷,看来这个事情,想靠人们自发,估计不太可能,还是需要由他主导,投入资源进行引导,不过具体该怎么做,高义欢心中也没头绪。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王朝不少,压着北方民族的时候也有很多,但始终未控制北部,必然有原因存在。
~~~~~~
十二月间,北方寒风呼啸,南方岛上却温暖如春。
高义欢远征西域,不仅让朝鲜半岛的豪格,松了口气,南方的周政权和南明政权,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辽东之战后,豪格大败,退入朝鲜后惶惶不可终日。
清军被魏军堵在朝鲜,到路不通,三面环海,无路可逃,已经陷入死地。
本来豪格收到魏军集结辽东,准备攻击朝鲜的消息,急得准备跳海,不想明军忽然停止攻击,立时让他松了口气,并开始盘算出路。
西南方,孙可望败回升龙城后,周军主力损失大半,使得孙可望的政权极为不稳定,南部甚至爆发了占城人的反叛。
魏军如果继续进攻,周政权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魏军接受和议就给了孙可望喘息的时间。
南明方面,因为魏军注意力转移,紧张的气氛降低,也逐渐站稳了脚跟。
此时魏军水师弱小,海岸线又长,上任的两广总督和闽浙总督,对流亡海外的南明朝廷,都采用了不主动招惹的态势,采取了防守的策略,甚至对不少士绅与南明朝廷之间的走私贸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海岸线长,魏军无法处处设防,明军水师机动,很容易找到弱点突袭一处,若是如此,南明势力必然比倭寇还要难缠。
海上贸易受阻,高义欢想了许多办法,来解决江南商品的销路,可是江南士绅商贾的损失依然很大。
这些人迫切需要恢复贸易渠道,有的通过关系,影响在大魏朝中为官的江南人,有的则暗中勾结南明,又干起走私贸易。
虽说高义欢坚持要剿灭南明,但是在魏国内部,其实有不少官员,都建议与南明议和。
他们认为反正解决不了南明,不如和谈,拖延时间,等待水师练成,再翻脸一战。
这其中闽浙总督丁启睿,就是代表人物,他主持福建、浙江军政事务,直接面对占据夏门、台湾的郑成功,压力可以说相当巨大。
虽说南明势力与大魏相比,已经没了翻身的机会,但是眼下大魏水师未成,却也奈何不了南明,甚至还打不过南明。
郑家在福建有着深厚的根基,郑成功很容易弄清楚沿海的防御,然后选择一处袭击。
这样一来,丁启睿必然疲于应对,因此他到福建之后,分析局势,并未采取对抗政策,对海上的南明势力,一直保持防守怀柔的策略,甚至经常与郑成功互通书信。
虽说丁启睿这么做,没得到高义欢的允许,落在一些人的眼中,难免有勾结南明的嫌疑,但是他到福建后,沿海确实比较安宁。
因为东南沿海相对稳定,此时郑成功已经不在厦门,而是在台湾大员。
自从赶走荷兰人后,郑成功就将台湾当成了自己的后方来经营,将大批眷属送到台岛。
如今大员湾周围,已经登陆了三十多万人,有军属,也有百姓,还有不少工匠。
此时台湾岛并未完全开发,绝大多数地区,依然处于原始的状态,南部主要是汉人聚集,北部则有汉人和熟藩杂居,还有一些海盗和海商建立的寨子,在岛得内部,则是生番的地盘,他们还未开化,贸然进入风险极大,很有可能被生番砍了脑壳。
这时郑成功主要经营台湾南部,大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在台湾设了四五个县,大员湾周围,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开垦的土地。
台湾气候温暖,冻不着人,移民也都是闽粤人士,对台湾气候水土没有不适应,百姓已经安定。
这时郑成功领着一群人,站在码头边,远远驶来几艘海船,旁边部将立时开口道:“国姓爷,陛下到了!”
西方走向殖民道路,有商人和冒险家追逐利益,想要贸易,还有挖掘金银,同时还有国内穷人、罪犯生存不下去,造成大批人口外流。
有一股力量,将人往外拉,同时内部又有力量,将人往外推,殖民地有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殖民才会获得成功。
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出现,光有商人和冒险家,国内的人不愿意出去,没有足够的人,商人和冒险家自然无法成行,同样光有生活不下去的穷人,没有商人和冒险家,穷人连船都没有,同样也出不去。
此时大魏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刚结束战乱,国内人口稀少,生产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人们只要肯努力,生活便不会差,内部没有推力,将人口逼出去。
外部世界,对于大魏也没多少吸引力,对百姓而言,天朝上国,本身就是世界第一,生活水平远高于诸国,活在大魏,活在江南就是天堂,有病才去那些蛮荒之地。
对商股而言,全世界都要买中国货,大魏的商贾只需要开个工坊,做做生意,或者购买土地收租,就能轻松赚到钱,根本无需冒巨大的风险,对外部探险兴趣不大。
荷兰东印度公司,满世界跑,出生入死,饱受风暴、气候湿热、病痛之苦,还要同土著打打杀杀,一年收入还没郑家多,家门口就能挣钱,没多少人愿意冒险。
外部没有吸引力,内部没有推力,有实力的人不会冒险,穷人想冒险,没有资源。
此前西方是世界的边边角角,穷得掉渣,而中国富裕了几千年,做了几千年的中心,中国本身的基因,还有自身的条件、文化,与西方完全不同,情况完全不一样。
高义欢见众人都不太支持自己的想法,心中有些郁闷,看来这个事情,想靠人们自发,估计不太可能,还是需要由他主导,投入资源进行引导,不过具体该怎么做,高义欢心中也没头绪。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王朝不少,压着北方民族的时候也有很多,但始终未控制北部,必然有原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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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间,北方寒风呼啸,南方岛上却温暖如春。
高义欢远征西域,不仅让朝鲜半岛的豪格,松了口气,南方的周政权和南明政权,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辽东之战后,豪格大败,退入朝鲜后惶惶不可终日。
清军被魏军堵在朝鲜,到路不通,三面环海,无路可逃,已经陷入死地。
本来豪格收到魏军集结辽东,准备攻击朝鲜的消息,急得准备跳海,不想明军忽然停止攻击,立时让他松了口气,并开始盘算出路。
西南方,孙可望败回升龙城后,周军主力损失大半,使得孙可望的政权极为不稳定,南部甚至爆发了占城人的反叛。
魏军如果继续进攻,周政权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魏军接受和议就给了孙可望喘息的时间。
南明方面,因为魏军注意力转移,紧张的气氛降低,也逐渐站稳了脚跟。
此时魏军水师弱小,海岸线又长,上任的两广总督和闽浙总督,对流亡海外的南明朝廷,都采用了不主动招惹的态势,采取了防守的策略,甚至对不少士绅与南明朝廷之间的走私贸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海岸线长,魏军无法处处设防,明军水师机动,很容易找到弱点突袭一处,若是如此,南明势力必然比倭寇还要难缠。
海上贸易受阻,高义欢想了许多办法,来解决江南商品的销路,可是江南士绅商贾的损失依然很大。
这些人迫切需要恢复贸易渠道,有的通过关系,影响在大魏朝中为官的江南人,有的则暗中勾结南明,又干起走私贸易。
虽说高义欢坚持要剿灭南明,但是在魏国内部,其实有不少官员,都建议与南明议和。
他们认为反正解决不了南明,不如和谈,拖延时间,等待水师练成,再翻脸一战。
这其中闽浙总督丁启睿,就是代表人物,他主持福建、浙江军政事务,直接面对占据夏门、台湾的郑成功,压力可以说相当巨大。
虽说南明势力与大魏相比,已经没了翻身的机会,但是眼下大魏水师未成,却也奈何不了南明,甚至还打不过南明。
郑家在福建有着深厚的根基,郑成功很容易弄清楚沿海的防御,然后选择一处袭击。
这样一来,丁启睿必然疲于应对,因此他到福建之后,分析局势,并未采取对抗政策,对海上的南明势力,一直保持防守怀柔的策略,甚至经常与郑成功互通书信。
虽说丁启睿这么做,没得到高义欢的允许,落在一些人的眼中,难免有勾结南明的嫌疑,但是他到福建后,沿海确实比较安宁。
因为东南沿海相对稳定,此时郑成功已经不在厦门,而是在台湾大员。
自从赶走荷兰人后,郑成功就将台湾当成了自己的后方来经营,将大批眷属送到台岛。
如今大员湾周围,已经登陆了三十多万人,有军属,也有百姓,还有不少工匠。
此时台湾岛并未完全开发,绝大多数地区,依然处于原始的状态,南部主要是汉人聚集,北部则有汉人和熟藩杂居,还有一些海盗和海商建立的寨子,在岛得内部,则是生番的地盘,他们还未开化,贸然进入风险极大,很有可能被生番砍了脑壳。
这时郑成功主要经营台湾南部,大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在台湾设了四五个县,大员湾周围,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开垦的土地。
台湾气候温暖,冻不着人,移民也都是闽粤人士,对台湾气候水土没有不适应,百姓已经安定。
这时郑成功领着一群人,站在码头边,远远驶来几艘海船,旁边部将立时开口道:“国姓爷,陛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