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蓟州战败，退回北京后，并未留守北京，而是迅速西撤。
这一是因为大顺军占据北京后，所作所为并不得人心，固守怕会成为瓮中之鳖。
二是因为大顺军的流寇习性，打不过就跑，这是他们的习惯。
三是，李自成心中，并没有对天下的责任感，并没有意识到胡虏入关，窃据中原，对天下的危害。
有这三点理由，李自成心中便可以没有一点自责的向西逃窜。
在李自成撤走之后，清军在蓟州与吴三桂合兵，经过极为短暂的商议，吴三桂被封为秦王，满汉大军近二十万，遂即向北京进军。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变化，原来吴三桂只是个平西王，但这次却被封为一字王，地位还超过做狗多年的三顺王。
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没有发生一片石之战，吴三桂并未与李自成杀得两败俱伤，反而是多尔衮同李自成干了一场，让清兵有所死伤。
另外，吴三桂的关宁军，同三顺王不同，三顺王的人马已经被八旗制度消化，丧失了独立性，而吴三桂的关宁军，却保留着独立性，同清军之间，若即若离。
正是因为有这些变化存在，使得多尔衮不得不下大本钱，来招揽吴三桂。
这也是清廷惯用的一种手段，先用高官厚禄，将人吸引过来，等到大局以定之后，再翻脸不认人，随便找借口杀掉，可以说相当的狡猾。
招降郑芝龙是如此，招降孙可望也是如此。
郑芝龙不用多说，被清廷的谎言骗得丢了几十年的积累不说，还连累隆武皇帝，自己也被清廷弄死。
孙可望降清被封为义王，清廷派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可等孙可望将西南军情虚实出卖之后，西南抗清武装逐渐失利，孙可望便也兔死狗烹，别说什么义王，最后怎么死的都不清楚。
清廷这两副面孔，许多人都只看见伪善的一面，不晓得他们是个没信誉的流氓强盗政权，明末清初，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骗。
这次吴三桂获得的爵位，比原来要大得多，主要则是因为他有五万雄兵在手，几乎占了清军兵力的四分之一。
如果能得到关宁军相助，坐了天下，一字王算个什么呢？
为了将吴三桂绑在满清的战车上，多尔滚动了点小聪明，给了一个秦王。
清军与关宁军，在蓟州简短的磨合之后，便开始散布谣言，声称是吴三桂借兵为崇祯报仇，欺骗北直士绅百姓，降低北直的反清意愿。
清军前几次入关，对百姓屠杀，早与北直的士绅百姓结下血海深仇。
如果清军直接打起争天下的旗号，必然会引起激烈的反抗和官绅的不合作，这样清军便很难站稳脚跟。
打着为崇祯复仇，帮明朝平定流贼的旗号，那情况就不一样，士绅百姓的心情就复杂了。
北京城内的官绅大多被李自成折磨不轻，对他们而言，清军固然可恨，但是李自成拿他们下狱，抢他们银子，显然更让人生气。
他们听到吴三桂借兵平贼的消息，不禁纷纷大喜，自发前往城外迎接，却不想来的却是满清摄政王多尔滚，并且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北京。
一部分人感觉情况不太对劲，悄悄溜走，而另一部分人，则将错就错，把多尔滚迎进武英殿，拜倒在多尔滚的脚下。
满族毕竟是小族，以小临大，心中十分惶恐。
多尔滚进入北京之后，起初还是比较谨慎，十分老实，凡事都听洪承畴和范文程的意见。
为了获得汉族官绅的投靠，他也不敢声张来夺天下，而是标榜为明帝复仇，并假惺惺的下令，让北京绅民，为崇祯皇帝服丧三日。
同时，下令不追究投顺官员，亦不分党派之别，官员一律原职录用。
顺治初年，清吏部曾报道，有官员周伯达，在明朝时只任职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却担任甘肃节度使，还有官员刘达原，在明朝只是临汾知县，大顺朝却任巡按，究竟是按着明朝的官位录用，还是按大顺的官位录用？
多尔滚下令，一律按照所授最高官位录用。
不得不承认，同南明朝廷将大批北方官员据之门外相比，多尔衮和清廷下了一步妙棋，为清廷招揽了大批的人才。
清军进入北京后，也一改清军入寇关内，只知道屠杀掳掠的野蛮形象，成功欺骗和迷惑大批汉族文武，使得满清逐渐在京畿站稳脚跟。
清廷在内政取得突破的同时，军事上开始发动收取山东和山西的战役。
这两个地方，顺军刚占据不到三个月，大顺在此毫无根基。
对于山东，清军还是以吴三桂的名义传檄各地，山东各地士绅听说李自成战败，便纷纷发动叛乱，颠覆大顺政权。
清军乘势收取了临清、济南、太安、青州等地，与历史不同的是，退到济宁州的山东明军，也在高名衡的要求下，收取了兖州、沂州、曹州等地。
山东的顺军，在主力西撤后，本就孤立无援，再加上在山东没有根基，所以迅速崩溃。
此时，因为兵力不足，清军并不敢同南明开战，在山东遇见明军后，立刻就将矛头收回来，全力对付李自成，欲图迅速鼎定北方，然后再攻灭南明。
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兵分三路，中路是叶臣、石廷柱、阿山等部，追着李自成从固关攻入山西，夺取太原，收取河东之地。
北路则是阿济格和吴三桂，他们负责攻打大同，然后绕到河套，从陕北杀入关中。
南路便是由多铎率领，先收取卫辉、怀庆、彰德三府，然后渡过黄河，夺取洛阳，进而进抵潼关，攻入关中。
这一是因为大顺军占据北京后，所作所为并不得人心，固守怕会成为瓮中之鳖。
二是因为大顺军的流寇习性，打不过就跑，这是他们的习惯。
三是，李自成心中，并没有对天下的责任感，并没有意识到胡虏入关，窃据中原，对天下的危害。
有这三点理由，李自成心中便可以没有一点自责的向西逃窜。
在李自成撤走之后，清军在蓟州与吴三桂合兵，经过极为短暂的商议，吴三桂被封为秦王，满汉大军近二十万，遂即向北京进军。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变化，原来吴三桂只是个平西王，但这次却被封为一字王，地位还超过做狗多年的三顺王。
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没有发生一片石之战，吴三桂并未与李自成杀得两败俱伤，反而是多尔衮同李自成干了一场，让清兵有所死伤。
另外，吴三桂的关宁军，同三顺王不同，三顺王的人马已经被八旗制度消化，丧失了独立性，而吴三桂的关宁军，却保留着独立性，同清军之间，若即若离。
正是因为有这些变化存在，使得多尔衮不得不下大本钱，来招揽吴三桂。
这也是清廷惯用的一种手段，先用高官厚禄，将人吸引过来，等到大局以定之后，再翻脸不认人，随便找借口杀掉，可以说相当的狡猾。
招降郑芝龙是如此，招降孙可望也是如此。
郑芝龙不用多说，被清廷的谎言骗得丢了几十年的积累不说，还连累隆武皇帝，自己也被清廷弄死。
孙可望降清被封为义王，清廷派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可等孙可望将西南军情虚实出卖之后，西南抗清武装逐渐失利，孙可望便也兔死狗烹，别说什么义王，最后怎么死的都不清楚。
清廷这两副面孔，许多人都只看见伪善的一面，不晓得他们是个没信誉的流氓强盗政权，明末清初，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骗。
这次吴三桂获得的爵位，比原来要大得多，主要则是因为他有五万雄兵在手，几乎占了清军兵力的四分之一。
如果能得到关宁军相助，坐了天下，一字王算个什么呢？
为了将吴三桂绑在满清的战车上，多尔滚动了点小聪明，给了一个秦王。
清军与关宁军，在蓟州简短的磨合之后，便开始散布谣言，声称是吴三桂借兵为崇祯报仇，欺骗北直士绅百姓，降低北直的反清意愿。
清军前几次入关，对百姓屠杀，早与北直的士绅百姓结下血海深仇。
如果清军直接打起争天下的旗号，必然会引起激烈的反抗和官绅的不合作，这样清军便很难站稳脚跟。
打着为崇祯复仇，帮明朝平定流贼的旗号，那情况就不一样，士绅百姓的心情就复杂了。
北京城内的官绅大多被李自成折磨不轻，对他们而言，清军固然可恨，但是李自成拿他们下狱，抢他们银子，显然更让人生气。
他们听到吴三桂借兵平贼的消息，不禁纷纷大喜，自发前往城外迎接，却不想来的却是满清摄政王多尔滚，并且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北京。
一部分人感觉情况不太对劲，悄悄溜走，而另一部分人，则将错就错，把多尔滚迎进武英殿，拜倒在多尔滚的脚下。
满族毕竟是小族，以小临大，心中十分惶恐。
多尔滚进入北京之后，起初还是比较谨慎，十分老实，凡事都听洪承畴和范文程的意见。
为了获得汉族官绅的投靠，他也不敢声张来夺天下，而是标榜为明帝复仇，并假惺惺的下令，让北京绅民，为崇祯皇帝服丧三日。
同时，下令不追究投顺官员，亦不分党派之别，官员一律原职录用。
顺治初年，清吏部曾报道，有官员周伯达，在明朝时只任职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却担任甘肃节度使，还有官员刘达原，在明朝只是临汾知县，大顺朝却任巡按，究竟是按着明朝的官位录用，还是按大顺的官位录用？
多尔滚下令，一律按照所授最高官位录用。
不得不承认，同南明朝廷将大批北方官员据之门外相比，多尔衮和清廷下了一步妙棋，为清廷招揽了大批的人才。
清军进入北京后，也一改清军入寇关内，只知道屠杀掳掠的野蛮形象，成功欺骗和迷惑大批汉族文武，使得满清逐渐在京畿站稳脚跟。
清廷在内政取得突破的同时，军事上开始发动收取山东和山西的战役。
这两个地方，顺军刚占据不到三个月，大顺在此毫无根基。
对于山东，清军还是以吴三桂的名义传檄各地，山东各地士绅听说李自成战败，便纷纷发动叛乱，颠覆大顺政权。
清军乘势收取了临清、济南、太安、青州等地，与历史不同的是，退到济宁州的山东明军，也在高名衡的要求下，收取了兖州、沂州、曹州等地。
山东的顺军，在主力西撤后，本就孤立无援，再加上在山东没有根基，所以迅速崩溃。
此时，因为兵力不足，清军并不敢同南明开战，在山东遇见明军后，立刻就将矛头收回来，全力对付李自成，欲图迅速鼎定北方，然后再攻灭南明。
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兵分三路，中路是叶臣、石廷柱、阿山等部，追着李自成从固关攻入山西，夺取太原，收取河东之地。
北路则是阿济格和吴三桂，他们负责攻打大同，然后绕到河套，从陕北杀入关中。
南路便是由多铎率领，先收取卫辉、怀庆、彰德三府，然后渡过黄河，夺取洛阳，进而进抵潼关，攻入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