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看这章时，可能会有些不耐烦。但是我保证，沉下心读懂这段历史后，就能明白我写这段的必要性了。任真是要借古喻今。）
纪侯大去其国，是《春秋》里备受争议的一句话。寥寥六字，背后却蕴藏极深刻的意蕴，引起后人的无尽揣摩，莫衷一是，至今未有定论。
这句话说的是一桩史实，纪国被齐国灭掉。
在春秋初期，有很多弱小诸侯国，它们要么成为大国的附庸，要么被灭掉，这是混乱割据的常态，屡见不鲜。
对于这种常态，至圣孔子是不认同的，他认为春秋无义战，所以在修撰《春秋》时，他往往直抒胸臆，批判礼乐崩坏后的弱肉强食。
譬如记载楚国灭萧国，他就直接写“楚子灭萧”，笔锋简短有力，以楚子称呼楚王，毫无敬意，抨击这场无道吞并战。
然而，在齐国灭掉纪国这件事上，《春秋》的写法却不一样，并未像看待楚王那样，写成“齐子灭纪”，而是委婉地换作“大去其国”，其中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琢磨不透。
春秋笔法严谨，微言大义，诸多细微的表达差异背后，都别有隐情，绝非至圣随意而为。所以，后世诸家学派在注解这句话时，各执己见，产生巨大的分歧。
擅解春秋的学派有三家，其中，公羊家在《公羊传》里如是写道：“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
这段话很晦涩，翻译过来就是说，孔子之所以没直言齐灭纪，是为了表达对贤者齐襄公的敬意，认为这场战争是齐襄公的复仇之战，雪洗当年蒙受的屈辱，并非不义之战。
一言蔽之，公羊学派认为，至圣孔丘将复仇看成天经地义的事，足以赢得他的赞赏，所以他支持齐襄公的讨伐，才没一概而论，按通常笔法来写。
然而，针对同样一句话，左家学派的观点却截然相反。“大去其国”，在《左传》中的注解是，“不见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辞。”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并非齐军荡平纪国，驱逐百姓，而是纪侯主动选择离开故国，率领百姓外逃避难，所以用“去”。“大去”的意思是，永不复返也。
纪侯举国逃难，这一举动非常震撼人心。在国破人亡的悲惨境地下，纪侯连夫人都无法埋葬，就大去其国，这是何等的悲壮。
所以，在左家学派看来，至圣如此记载史实，不但不是对齐国的褒奖，反而是对纪国灭亡的悲愤，充斥着强烈的谴责。
两家自圆其说，从一句话里能衍生出针锋相对的理念，可谓背道而驰。在解读《春秋》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到处都有争议，而“纪侯大去其国”，则是最泾渭分明的一例。
所以，当听任真念出此句，袁崇焕就立即意识到，反击的机会来了。
自《春秋》传世以来，两家争了数十年，始终未分高下。无论任真持何种观点，都无法让另一方信服。即使他语出惊人，提出新的见解，也无法驳倒现有两家的观点。
这是个著名的死结，任真一旦触及，绝无解开之理。
高坛上，任真仿佛一无所知，依然淡定自若，徐徐说道：“对照前面的例子来品味这句，我认为至圣的态度很明显，他意在维护齐襄公，推崇齐国的复仇之举，所以没有一概而论。”
他选择站在公羊家的立场。
他当然知道，春秋无义战，齐国伐纪也不例外，历史上的真相并非复仇，同样是一场恃强凌弱的兼并战争。换句话说，他心里明白，左家的立场才是对的。
但是，他支持公羊家。一方面，他不想把春秋真解倾囊而授，存心想藏一些私货，故而刻意曲解真意，小小地误导世人。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缘由，他要宣扬复仇这种行为。
几天前，他在京城大开杀戒，将两大血案同时翻出，就是为了报仇雪恨，让沉冤昭雪。如此举动，已然赢得京城百姓的认可，他们心里替任天行和襄王打抱不平，庆幸苍天有眼。
此时，他在万众瞩目的场合下，于情于理，都应该借前事喻今事，从治学角度，为自己的复仇大义提供理论支撑。
连至圣他老人家都赞成复仇，谁还敢认为这是狭隘之举？
任真话音落下，场间群儒立即听出来，他的观点跟公羊家吻合，跟左家相反。
于是，还没等太学门人出面，承袭左家学说的书生们就先不乐意了。
一名中年文士起身，打断任真的宣讲，振声说道：“先生认为，齐襄公出兵是为复仇，在下不敢苟同，心里有一些疑惑，想请先生当场赐教。”
任真朝此人淡淡一笑，并不意外，“说吧。”
中年文士不假思索，“众所周知，先生所说的两国之仇，并非在齐襄公当政时结下，而是远在齐哀公时期。两者足足隔了九世，已经过去那么多年，齐襄公还喊着替老祖宗复仇，这难道不荒唐么？”
他陈述的这些，确是事实，也是左家拿来反驳公羊家的惯用手段，这么多年，一直是个死结，双方谁也无法推倒对方的证据。
所以，中年文士开口，老话重提，一点都不新鲜，很容易将解经拉回到旧有的轨道上。任真若无法提出新观点，回击这一质疑，那么这场讲经也只是循规蹈矩，并无新意可言。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许多文人的声援。袁崇焕盯着任真，也感到幸灾乐祸，看他如何解决这道由来已久的难题。
任真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不慌不忙地道：“齐襄公在出兵之前，曾卜筮问凶吉，得到的卜辞是‘师丧分焉’，也就是说，预期的结果很不好。当时，齐襄公又是如何回答卜卦者的？”
中年文士一怔，没料到任真会提起这桩史实。
任真朗然道：“襄公说，‘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意思是，即使他本人死于这场战争当中，也是吉利的，因为他是为了复仇而战。古人对卜筮的信奉程度，我不必多说。试问，若非心怀正义，齐襄公何以如此慷慨凛然，勇不畏死？”
中年文士哑然，无言以对。
场间也陷入了沉默。任真的反击，是前所未有的新套路，一时让左家学派茫然无措。
眼见局面失控，袁崇焕按捺不住，冷冷开口说道：“这只是你的主观臆测而已。你不是齐襄公，又怎么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为九世祖宗复仇，真是荒诞至极！”
纪侯大去其国，是《春秋》里备受争议的一句话。寥寥六字，背后却蕴藏极深刻的意蕴，引起后人的无尽揣摩，莫衷一是，至今未有定论。
这句话说的是一桩史实，纪国被齐国灭掉。
在春秋初期，有很多弱小诸侯国，它们要么成为大国的附庸，要么被灭掉，这是混乱割据的常态，屡见不鲜。
对于这种常态，至圣孔子是不认同的，他认为春秋无义战，所以在修撰《春秋》时，他往往直抒胸臆，批判礼乐崩坏后的弱肉强食。
譬如记载楚国灭萧国，他就直接写“楚子灭萧”，笔锋简短有力，以楚子称呼楚王，毫无敬意，抨击这场无道吞并战。
然而，在齐国灭掉纪国这件事上，《春秋》的写法却不一样，并未像看待楚王那样，写成“齐子灭纪”，而是委婉地换作“大去其国”，其中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琢磨不透。
春秋笔法严谨，微言大义，诸多细微的表达差异背后，都别有隐情，绝非至圣随意而为。所以，后世诸家学派在注解这句话时，各执己见，产生巨大的分歧。
擅解春秋的学派有三家，其中，公羊家在《公羊传》里如是写道：“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
这段话很晦涩，翻译过来就是说，孔子之所以没直言齐灭纪，是为了表达对贤者齐襄公的敬意，认为这场战争是齐襄公的复仇之战，雪洗当年蒙受的屈辱，并非不义之战。
一言蔽之，公羊学派认为，至圣孔丘将复仇看成天经地义的事，足以赢得他的赞赏，所以他支持齐襄公的讨伐，才没一概而论，按通常笔法来写。
然而，针对同样一句话，左家学派的观点却截然相反。“大去其国”，在《左传》中的注解是，“不见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辞。”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并非齐军荡平纪国，驱逐百姓，而是纪侯主动选择离开故国，率领百姓外逃避难，所以用“去”。“大去”的意思是，永不复返也。
纪侯举国逃难，这一举动非常震撼人心。在国破人亡的悲惨境地下，纪侯连夫人都无法埋葬，就大去其国，这是何等的悲壮。
所以，在左家学派看来，至圣如此记载史实，不但不是对齐国的褒奖，反而是对纪国灭亡的悲愤，充斥着强烈的谴责。
两家自圆其说，从一句话里能衍生出针锋相对的理念，可谓背道而驰。在解读《春秋》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到处都有争议，而“纪侯大去其国”，则是最泾渭分明的一例。
所以，当听任真念出此句，袁崇焕就立即意识到，反击的机会来了。
自《春秋》传世以来，两家争了数十年，始终未分高下。无论任真持何种观点，都无法让另一方信服。即使他语出惊人，提出新的见解，也无法驳倒现有两家的观点。
这是个著名的死结，任真一旦触及，绝无解开之理。
高坛上，任真仿佛一无所知，依然淡定自若，徐徐说道：“对照前面的例子来品味这句，我认为至圣的态度很明显，他意在维护齐襄公，推崇齐国的复仇之举，所以没有一概而论。”
他选择站在公羊家的立场。
他当然知道，春秋无义战，齐国伐纪也不例外，历史上的真相并非复仇，同样是一场恃强凌弱的兼并战争。换句话说，他心里明白，左家的立场才是对的。
但是，他支持公羊家。一方面，他不想把春秋真解倾囊而授，存心想藏一些私货，故而刻意曲解真意，小小地误导世人。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缘由，他要宣扬复仇这种行为。
几天前，他在京城大开杀戒，将两大血案同时翻出，就是为了报仇雪恨，让沉冤昭雪。如此举动，已然赢得京城百姓的认可，他们心里替任天行和襄王打抱不平，庆幸苍天有眼。
此时，他在万众瞩目的场合下，于情于理，都应该借前事喻今事，从治学角度，为自己的复仇大义提供理论支撑。
连至圣他老人家都赞成复仇，谁还敢认为这是狭隘之举？
任真话音落下，场间群儒立即听出来，他的观点跟公羊家吻合，跟左家相反。
于是，还没等太学门人出面，承袭左家学说的书生们就先不乐意了。
一名中年文士起身，打断任真的宣讲，振声说道：“先生认为，齐襄公出兵是为复仇，在下不敢苟同，心里有一些疑惑，想请先生当场赐教。”
任真朝此人淡淡一笑，并不意外，“说吧。”
中年文士不假思索，“众所周知，先生所说的两国之仇，并非在齐襄公当政时结下，而是远在齐哀公时期。两者足足隔了九世，已经过去那么多年，齐襄公还喊着替老祖宗复仇，这难道不荒唐么？”
他陈述的这些，确是事实，也是左家拿来反驳公羊家的惯用手段，这么多年，一直是个死结，双方谁也无法推倒对方的证据。
所以，中年文士开口，老话重提，一点都不新鲜，很容易将解经拉回到旧有的轨道上。任真若无法提出新观点，回击这一质疑，那么这场讲经也只是循规蹈矩，并无新意可言。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许多文人的声援。袁崇焕盯着任真，也感到幸灾乐祸，看他如何解决这道由来已久的难题。
任真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不慌不忙地道：“齐襄公在出兵之前，曾卜筮问凶吉，得到的卜辞是‘师丧分焉’，也就是说，预期的结果很不好。当时，齐襄公又是如何回答卜卦者的？”
中年文士一怔，没料到任真会提起这桩史实。
任真朗然道：“襄公说，‘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意思是，即使他本人死于这场战争当中，也是吉利的，因为他是为了复仇而战。古人对卜筮的信奉程度，我不必多说。试问，若非心怀正义，齐襄公何以如此慷慨凛然，勇不畏死？”
中年文士哑然，无言以对。
场间也陷入了沉默。任真的反击，是前所未有的新套路，一时让左家学派茫然无措。
眼见局面失控，袁崇焕按捺不住，冷冷开口说道：“这只是你的主观臆测而已。你不是齐襄公，又怎么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为九世祖宗复仇，真是荒诞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