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臣，特别是重臣，依旧还是以接受儒家教育成长的官员有一部分。
因而，当崇祯帝朱由检召开廷议，将自己所忧虑之事告之于大明官员时，群臣里有很多竟惊愕地不知该如何说才好。
以往的大明朝政，多由官员提出谏言，皇帝采纳，危机也是由官员发现，而谏于帝王。
但现在是大明皇帝朱由检先意识到了这个危机，提出来告之于下面的官员，而官员们自然也有些措手不及。
更何况，这些儒家教育出的官员素来较为短视或无主动思考之习惯，他们能做的是遵循意或圣人之意去维持现有统治，但要让他们未雨绸缪，透过目前的现象预测将来的事，则有些难。
不是谁都是诸葛亮，未出山知天下将三分。
张煌言等朝臣真的没有想到大明会潜伏着这么大的危机，在他们看来，帝国出现一些乱子是常有的事，物不平则鸣，人也如此，实乃正常现象。
但当朱由检说后，张煌言等朝臣又恍然大悟，手足无措，拱手于御前：“臣等愚钝，请陛下示下。”
朱由检有些无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面前的这些官员还都是以旧式儒家官僚居多，一个个只知道怎么敛财和跟着自己的指挥做事，最多遵循良心做些正义的事，却鲜有敢提出改变整个政治制度的人来。
朱由检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怕自己，怕说错了话被自己处死，还是真的被儒家教育的没有主动开拓进取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
“朕不是下旨让你们做什么，你们都是内阁阁臣，掌管着大明的税赋、官吏任免、财政拨款、工程建设等大权，朕要你们同朕一起好好想想如何让这个危机不发生，让这些已经出现的矛盾得以解决，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法，这个天下不只是朕的，也是你们的，是整个天下人的，如今我们来管理这个天下，得想办法管好。”
朱由检说着又道：“先说北方与关外这块，这些地方是我大明统治区域最大的地方，现在是以大量自耕农或者是承包朕皇庄土地的农民存在的，他们支撑了我大明大部分粮食来源和农税收入，这部分农税收入占据了大明国税的多少例。”
“回禀陛下，这部分农税收入不到帝国国税的三成，盖因大部分农业收入集于皇庄和商团以及朝廷的低税率使得这部分例不高，随着这部分地区工商业发展再加底层官吏的盘剥，以微臣估计，三五年后会缩减到一成都不到。”
这时候，财政部尚书张度站了出来回道，他是较年轻的官员，在大明京师大学堂钱法科进修过一年，得了瞿式耜与杨名深等的亲传，以研究“徐学”（徐光启）著称。
“随着帝国统治时间加长以及官员怠政程度加深，这些地方的官吏肯定会越来越多，以往一衙两百正役或许会变成一衙两百正役一万白役（临时工），这些人肯定是要盘剥百姓的，也是可能会导致自耕农破产的最直接因素，包括朕皇庄的雇员们，设若直接免除这些百姓的农业税以及朕的皇庄免除佃农的租子如何？”
朱由检说着又道：“这样地方官吏便无理由盘剥农民，而自耕农也得到了保护，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消费能力也会增加，促进大明工商业发展，反而增加大明之税收，从而不至于百年之后出现民变，另外土地兼并的速度也会放慢，自耕农卖田的可能性降低。”
“陛下所言如果实施的话，朝廷固然受损了些，但也的确是于民有利，可北方之士绅富人们也会因此获利，他们会因此更热衷于购买土地，使得农民离开了土地。”
内阁首辅张煌言此时回了一句。
“如果不免税，也阻止不了乡绅富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兼并，强者愈强乃自然之理，这个是无法阻止的，但若朝廷牺牲这部分利益，至少可以减慢让自耕农破产的过程，即便发生了变故，农民也不至于恨朝廷，我大明朝廷并未收其一分利。”
朱由检这么一说，又道：“但如此的话，依旧会有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这个我们可以看看江南的情况，江南商业发达，吸引了大量周围农民进城成为工人，甚至是农民主动离开的，且导致周边村落荒芜的很，可见只要我们继续发展工商业，是可以消化掉这部分离开土地的农民的，所以我们朝廷依旧要重视发展工商业。”
“陛下所言甚是，微臣已经令工商部与帝国经济改革委员会筹划在北方与关外继续实施低税率区，以此吸引商户。”
张煌言这么一说，朱由检点了点头，又道：
“第二个是江南地区的问题，朕去了趟南京，也看见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低下的官员们太过了！
肆意滥用自己的权力，作为行政官员却随意加各项钧令于商户，甚至还随意锁拿商户，以此盘剥下层商户，层商户也颇多怨言，说你们在江南又加征了税赋，甚至要求必须优先雇佣一等公民，使得他们商业成本增加，赚取的利润减少，不得不转移去关外乃至海外等地。”
“陛下，微臣承认，现在地方官员敛财过分了些，但他们如果不向商户敛财，得向市民敛财，市民乃一等公民，有朝廷法令保护自然不能太过，且没有商户好找理由，自然向商户敛财。”
这时候，组织部尚书温初时站出来说道。
“那也不能太过不能无节制不能没有管束！下层商户乃大明商业之本，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税赋以及大明公民的业，盘剥得人家破了产，激起民变，最后遭殃的还不是你们！”
朱由检大声呵斥了一句，旋即又冷静地坐了下来：“好了，今天重点不是说这些官吏多可恶的事，重点是如何保护这些商民，不能让底下的官吏的盘剥得太过，得给他们带个紧箍咒。”
“我们拿应天府发生的那件应天府尹强制要求立牌之事来说，商户在开商铺作坊工厂公司之初已经向当地工商房报备领了执照，何来又有一立牌费一说，这个令是谁下的，是你们内阁下的，还是他应天府尹自己心血来潮下的？”
因而，当崇祯帝朱由检召开廷议，将自己所忧虑之事告之于大明官员时，群臣里有很多竟惊愕地不知该如何说才好。
以往的大明朝政，多由官员提出谏言，皇帝采纳，危机也是由官员发现，而谏于帝王。
但现在是大明皇帝朱由检先意识到了这个危机，提出来告之于下面的官员，而官员们自然也有些措手不及。
更何况，这些儒家教育出的官员素来较为短视或无主动思考之习惯，他们能做的是遵循意或圣人之意去维持现有统治，但要让他们未雨绸缪，透过目前的现象预测将来的事，则有些难。
不是谁都是诸葛亮，未出山知天下将三分。
张煌言等朝臣真的没有想到大明会潜伏着这么大的危机，在他们看来，帝国出现一些乱子是常有的事，物不平则鸣，人也如此，实乃正常现象。
但当朱由检说后，张煌言等朝臣又恍然大悟，手足无措，拱手于御前：“臣等愚钝，请陛下示下。”
朱由检有些无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面前的这些官员还都是以旧式儒家官僚居多，一个个只知道怎么敛财和跟着自己的指挥做事，最多遵循良心做些正义的事，却鲜有敢提出改变整个政治制度的人来。
朱由检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怕自己，怕说错了话被自己处死，还是真的被儒家教育的没有主动开拓进取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
“朕不是下旨让你们做什么，你们都是内阁阁臣，掌管着大明的税赋、官吏任免、财政拨款、工程建设等大权，朕要你们同朕一起好好想想如何让这个危机不发生，让这些已经出现的矛盾得以解决，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法，这个天下不只是朕的，也是你们的，是整个天下人的，如今我们来管理这个天下，得想办法管好。”
朱由检说着又道：“先说北方与关外这块，这些地方是我大明统治区域最大的地方，现在是以大量自耕农或者是承包朕皇庄土地的农民存在的，他们支撑了我大明大部分粮食来源和农税收入，这部分农税收入占据了大明国税的多少例。”
“回禀陛下，这部分农税收入不到帝国国税的三成，盖因大部分农业收入集于皇庄和商团以及朝廷的低税率使得这部分例不高，随着这部分地区工商业发展再加底层官吏的盘剥，以微臣估计，三五年后会缩减到一成都不到。”
这时候，财政部尚书张度站了出来回道，他是较年轻的官员，在大明京师大学堂钱法科进修过一年，得了瞿式耜与杨名深等的亲传，以研究“徐学”（徐光启）著称。
“随着帝国统治时间加长以及官员怠政程度加深，这些地方的官吏肯定会越来越多，以往一衙两百正役或许会变成一衙两百正役一万白役（临时工），这些人肯定是要盘剥百姓的，也是可能会导致自耕农破产的最直接因素，包括朕皇庄的雇员们，设若直接免除这些百姓的农业税以及朕的皇庄免除佃农的租子如何？”
朱由检说着又道：“这样地方官吏便无理由盘剥农民，而自耕农也得到了保护，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消费能力也会增加，促进大明工商业发展，反而增加大明之税收，从而不至于百年之后出现民变，另外土地兼并的速度也会放慢，自耕农卖田的可能性降低。”
“陛下所言如果实施的话，朝廷固然受损了些，但也的确是于民有利，可北方之士绅富人们也会因此获利，他们会因此更热衷于购买土地，使得农民离开了土地。”
内阁首辅张煌言此时回了一句。
“如果不免税，也阻止不了乡绅富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兼并，强者愈强乃自然之理，这个是无法阻止的，但若朝廷牺牲这部分利益，至少可以减慢让自耕农破产的过程，即便发生了变故，农民也不至于恨朝廷，我大明朝廷并未收其一分利。”
朱由检这么一说，又道：“但如此的话，依旧会有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这个我们可以看看江南的情况，江南商业发达，吸引了大量周围农民进城成为工人，甚至是农民主动离开的，且导致周边村落荒芜的很，可见只要我们继续发展工商业，是可以消化掉这部分离开土地的农民的，所以我们朝廷依旧要重视发展工商业。”
“陛下所言甚是，微臣已经令工商部与帝国经济改革委员会筹划在北方与关外继续实施低税率区，以此吸引商户。”
张煌言这么一说，朱由检点了点头，又道：
“第二个是江南地区的问题，朕去了趟南京，也看见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低下的官员们太过了！
肆意滥用自己的权力，作为行政官员却随意加各项钧令于商户，甚至还随意锁拿商户，以此盘剥下层商户，层商户也颇多怨言，说你们在江南又加征了税赋，甚至要求必须优先雇佣一等公民，使得他们商业成本增加，赚取的利润减少，不得不转移去关外乃至海外等地。”
“陛下，微臣承认，现在地方官员敛财过分了些，但他们如果不向商户敛财，得向市民敛财，市民乃一等公民，有朝廷法令保护自然不能太过，且没有商户好找理由，自然向商户敛财。”
这时候，组织部尚书温初时站出来说道。
“那也不能太过不能无节制不能没有管束！下层商户乃大明商业之本，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税赋以及大明公民的业，盘剥得人家破了产，激起民变，最后遭殃的还不是你们！”
朱由检大声呵斥了一句，旋即又冷静地坐了下来：“好了，今天重点不是说这些官吏多可恶的事，重点是如何保护这些商民，不能让底下的官吏的盘剥得太过，得给他们带个紧箍咒。”
“我们拿应天府发生的那件应天府尹强制要求立牌之事来说，商户在开商铺作坊工厂公司之初已经向当地工商房报备领了执照，何来又有一立牌费一说，这个令是谁下的，是你们内阁下的，还是他应天府尹自己心血来潮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