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祯二十五年开始，大明人才选拔有五种方式：科目、学校、荐举、铨叙、考选。
但科目与学校其实是为一途，而荐举非常例，铨叙不过是官员内部之考核。
因而，到现在，大明一等公民要跻身统治阶层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科举、一种是考选。
科举即传统的读四书五经习八股章，走举业之路进学走乡试会试殿试然后做官。
而考选则是大明新式教育诞生的选拔方式。
小学升学再升大学，每升一级需考选一次，因入小学没有门槛，而学和大学名额皆数倍于乡试取进士会试取贡士之数，所以通过考选成为官员几率更大。
初始，大明学子依旧热衷于科举之路，但渐渐发现走科举之路想做官简直难于登天，因而大多数不得不转而进入新式学堂。
而因为科举之名额少且首重儒家经理之学，因而官宦书香世家的科举之垄断更为严重。
最终，越来越多的学子不得不选入新式学堂，等到了崇祯三十年，新式学堂的新式教育已成为大明基础教育之主流。
再加，科举与考选两种途径跻身入举人进士后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待遇差别。
甚至新式教育毕业的士子更容易进入热门的衙门担任要职。
譬如户部首选京师大学堂的钱法科高材生为观政主事等官，吏部则首选京师大学堂的政治科高材生为观政主事等官。
礼部则首选师范学堂等高材生，工部等则首选大明工业学堂的高材生。
大元帅府则主要是向大明陆军军事学堂以及大明船政学堂任用军官生，同时还在第一批大明重点大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大明工业学堂设立军官生培养基地，也会吸收一些专业性人才进入大元帅府核心机构工作。
甚至有可以直接一毕业住在大明紫禁城乾清门的，每天可见到大明皇帝陛下不下五次。
而科举出生的举人依旧等靠运气等吏部选官，科举出生的进士一开始也会有一大半进入翰林院修史编纂，也有选入大明高等学堂乃至大学堂担任国教授的。
但要想进入大明帝国统治核心部门则很难，原因无他，他们只会写八股已经无法适应管理一个工业化的大明帝国。
帝国顶层不再重视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只当学术领域的史学家、经学家养着。
使得很多人开始摒弃科举之途，从一开始便进入新式学堂之路。
甚至，渐渐地，在京师大学堂与大明陆军军事学堂、大明船政学堂、大明工业学堂、京师师范学堂毕业成为士子最高的荣耀。
帝国统治者也首重这几所学校毕业的高材生。
再过五年，内阁正式取消了数百年之久的国子监机构，学校选贡制度也已取消。
等到崇祯四十五年，科举制度也被取消，儒家之学只被列为大学一科目而已，初始还是较热门的科目，毕竟天下儒士还是很多的。
但是后来随着儒学毕业者从业范围窄也渐渐落为冷门科目。
京师大学堂之钱法政治、大明工业学堂之机械化工、京师师范学堂之思想礼法乃最热门之科，高官与富商大多出自于此，但考选进入的难度也很大，皆是各省高等学堂之翘楚。
帝国顶层分配士子主要有两个组织部门，一是吏部、二是大元帅府总政治处。
但吏部是向内阁负责的，因而对官员的任命权主要还是集在内阁与大元帅府政治处手里。
在最初的十多年年里，大明对专业人才是极度缺乏的。
无论是军队还是朝政方面都需要大量实用性的专业人才补入，因而内阁与大元帅府经常性抢人，不少都把官司打到了朱由检这里。
后来随着新式教育制度的稳定，专业性人才犹如流水线生产的产品一样越来越多，两部门便不再争抢而是根据各部的缺额每年各自组织一次考选，由大学堂毕业的生员或生员以的报名参加考选，优异者任用要职，淘汰了的则再根据成绩分配向地方或是冷衙门。
大学毕业包分配还是大明目前人才利用的主要方式，毕竟帝国还是较缺人的。
总之，从崇祯二十五年开始，大明的教育制度渐渐的由精英教育变为全民教育。
各行各业的人才越来越多，原本因为不擅于科学习的一等公民不再会因为科举不行而只能当庶民也会成为算学大家，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也大幅度提高，甚至也导致识字率越来越高。
在二十年后，大明的一等公民已几乎没有不识字的，且很少有一无是处的庶民，初等学堂毕业的一等公民占达到了八成以，大学堂毕业之生员占大明一等公民总数量约在半成左右，这个数字已接近后世之华夏，而后世之发达国家还有些差距。
但大明一等公民也已不下一亿，高等人才的基数还是不少的，足以吊打这个时代的任何国家。
……
话转回来。
崇祯二十四年四月底关于新式教育的廷议一结束，朱由检便回到了乾清宫，而此时，徐昭华则拿着一封较重要的奏疏走过来：“陛下，这是都察院河南道御史陆遵弹劾内阁首辅高弘图的奏疏。”
按照朱由检的新政规则，都察院与内阁并立的，因而都察院的奏疏不走内阁，直接由通政司递入司礼监。
但因事涉二品以的大员，徐昭华即便是司礼监秉笔也不能擅自做主，所以便需由朱由检亲自审阅。
现在能到朱由检案前的奏疏除了大明高阶官员自荐疏是都察院以及刑部的奏疏还有一些密奏，基本都察院的御史奏疏都是对内阁的监督，因而朱由检都会细看，更何况还是设涉及弹劾当朝首辅高弘图的。
因而，朱由检便接了过来，同时不由得看了一下徐昭华的表情，见她微微有些脸红和局促不安，心里自然明白她为何如此。
但等朱由检打开奏疏一看内容后不由得笑了：“高爱卿倒是好体力，朕还厉害！”
但科目与学校其实是为一途，而荐举非常例，铨叙不过是官员内部之考核。
因而，到现在，大明一等公民要跻身统治阶层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科举、一种是考选。
科举即传统的读四书五经习八股章，走举业之路进学走乡试会试殿试然后做官。
而考选则是大明新式教育诞生的选拔方式。
小学升学再升大学，每升一级需考选一次，因入小学没有门槛，而学和大学名额皆数倍于乡试取进士会试取贡士之数，所以通过考选成为官员几率更大。
初始，大明学子依旧热衷于科举之路，但渐渐发现走科举之路想做官简直难于登天，因而大多数不得不转而进入新式学堂。
而因为科举之名额少且首重儒家经理之学，因而官宦书香世家的科举之垄断更为严重。
最终，越来越多的学子不得不选入新式学堂，等到了崇祯三十年，新式学堂的新式教育已成为大明基础教育之主流。
再加，科举与考选两种途径跻身入举人进士后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待遇差别。
甚至新式教育毕业的士子更容易进入热门的衙门担任要职。
譬如户部首选京师大学堂的钱法科高材生为观政主事等官，吏部则首选京师大学堂的政治科高材生为观政主事等官。
礼部则首选师范学堂等高材生，工部等则首选大明工业学堂的高材生。
大元帅府则主要是向大明陆军军事学堂以及大明船政学堂任用军官生，同时还在第一批大明重点大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大明工业学堂设立军官生培养基地，也会吸收一些专业性人才进入大元帅府核心机构工作。
甚至有可以直接一毕业住在大明紫禁城乾清门的，每天可见到大明皇帝陛下不下五次。
而科举出生的举人依旧等靠运气等吏部选官，科举出生的进士一开始也会有一大半进入翰林院修史编纂，也有选入大明高等学堂乃至大学堂担任国教授的。
但要想进入大明帝国统治核心部门则很难，原因无他，他们只会写八股已经无法适应管理一个工业化的大明帝国。
帝国顶层不再重视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只当学术领域的史学家、经学家养着。
使得很多人开始摒弃科举之途，从一开始便进入新式学堂之路。
甚至，渐渐地，在京师大学堂与大明陆军军事学堂、大明船政学堂、大明工业学堂、京师师范学堂毕业成为士子最高的荣耀。
帝国统治者也首重这几所学校毕业的高材生。
再过五年，内阁正式取消了数百年之久的国子监机构，学校选贡制度也已取消。
等到崇祯四十五年，科举制度也被取消，儒家之学只被列为大学一科目而已，初始还是较热门的科目，毕竟天下儒士还是很多的。
但是后来随着儒学毕业者从业范围窄也渐渐落为冷门科目。
京师大学堂之钱法政治、大明工业学堂之机械化工、京师师范学堂之思想礼法乃最热门之科，高官与富商大多出自于此，但考选进入的难度也很大，皆是各省高等学堂之翘楚。
帝国顶层分配士子主要有两个组织部门，一是吏部、二是大元帅府总政治处。
但吏部是向内阁负责的，因而对官员的任命权主要还是集在内阁与大元帅府政治处手里。
在最初的十多年年里，大明对专业人才是极度缺乏的。
无论是军队还是朝政方面都需要大量实用性的专业人才补入，因而内阁与大元帅府经常性抢人，不少都把官司打到了朱由检这里。
后来随着新式教育制度的稳定，专业性人才犹如流水线生产的产品一样越来越多，两部门便不再争抢而是根据各部的缺额每年各自组织一次考选，由大学堂毕业的生员或生员以的报名参加考选，优异者任用要职，淘汰了的则再根据成绩分配向地方或是冷衙门。
大学毕业包分配还是大明目前人才利用的主要方式，毕竟帝国还是较缺人的。
总之，从崇祯二十五年开始，大明的教育制度渐渐的由精英教育变为全民教育。
各行各业的人才越来越多，原本因为不擅于科学习的一等公民不再会因为科举不行而只能当庶民也会成为算学大家，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也大幅度提高，甚至也导致识字率越来越高。
在二十年后，大明的一等公民已几乎没有不识字的，且很少有一无是处的庶民，初等学堂毕业的一等公民占达到了八成以，大学堂毕业之生员占大明一等公民总数量约在半成左右，这个数字已接近后世之华夏，而后世之发达国家还有些差距。
但大明一等公民也已不下一亿，高等人才的基数还是不少的，足以吊打这个时代的任何国家。
……
话转回来。
崇祯二十四年四月底关于新式教育的廷议一结束，朱由检便回到了乾清宫，而此时，徐昭华则拿着一封较重要的奏疏走过来：“陛下，这是都察院河南道御史陆遵弹劾内阁首辅高弘图的奏疏。”
按照朱由检的新政规则，都察院与内阁并立的，因而都察院的奏疏不走内阁，直接由通政司递入司礼监。
但因事涉二品以的大员，徐昭华即便是司礼监秉笔也不能擅自做主，所以便需由朱由检亲自审阅。
现在能到朱由检案前的奏疏除了大明高阶官员自荐疏是都察院以及刑部的奏疏还有一些密奏，基本都察院的御史奏疏都是对内阁的监督，因而朱由检都会细看，更何况还是设涉及弹劾当朝首辅高弘图的。
因而，朱由检便接了过来，同时不由得看了一下徐昭华的表情，见她微微有些脸红和局促不安，心里自然明白她为何如此。
但等朱由检打开奏疏一看内容后不由得笑了：“高爱卿倒是好体力，朕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