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三三制，就是一个团有三个营，一个营有三个连，每一级都分成三个战斗单位，这里一般指的是主战兵种，其他的附属兵种不在考虑范围内，比如一个步兵团里有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还是算作三个战斗单位。
遇到敌人的时候，三三制的部队可以同时向两侧展开战斗队形，并保留一支预备队，兵力的使用效率最高，与此同时，三三制更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
在现代的管理学中，认为一个中等能力的管理者亲力亲为的话，指挥十个人是上限，以六到八人最佳，否则的话，管理者会陷入大量而琐碎的协调工作中，没有精力去处理更高阶的事务。团长平时管理三个营长，特殊情况下直接对连级指挥，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指挥系统。
四四制，就是每一级有四个战斗单位，楚军分为什，队，哨，营四级，每哨有四个队，每队有四个什，每什十二个人，这样一个哨就是192人，再加上传令兵、旗手和斯养等等，总数在两百人出头。
楚军经过多次扩编，每个营从两千人到四千多人不等，造成一个营最少有七八个哨，大营甚至将近二十个哨，给管理上带来很多麻烦。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现有的兵制既然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就要进行改革，汪克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参谋部，并亲自加以指导。很快拿出了一套改编方案。
这套方案以三三制为主，但在长枪兵等特殊兵种上，根据实际需要暂时保持四四制。简单来说，这是一套从四四制向三三制过渡的方案，由上到下做出改变，普通的士兵暂时没有明显的感觉，不会引起混乱。
为了解决营级单位兵员过多的问题，在营和哨之间增设一级编制，并借鉴卫所兵的称呼。命名为旗，一个旗下面设三个步兵哨，也就是说。每个营的基本编制是三个步兵旗，如果兵员较多，可以编为第四旗，第五旗。乃至独立成营。
其他兵种的编制更加灵活。比如像炮兵这样的特殊兵种，就要在三三制的原则下进行调整，两门重炮就是两个炮组，四门重炮就是四个炮组，都可以组成一个炮兵队。
编制的调整是一件大事，关系到部队的指挥系统是否通畅，官兵们需要一个适应期，楚军近期又招募了大量新兵。休整训练就成了全军的头号任务，掀起了新一轮的练兵热潮。
光练不打。部队就成了花架子。
光打不练，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提高。
打练结合，不断总结提高，才是楚军能够不断成长壮大的法宝。
在练兵的同时，楚军主力向湘赣两省的交界处不断移动，哪支部队完成整编，哪支部队就进入江西作战，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有崇阳营等四五个营在吉安府一带集结。
汪克凡本人则坐镇长沙，派恭义营和蒲圻营攻打武昌府南部，并为李过和刘体纯的部队提供支援，从荆州府上游渡过长江，对孔有德的后方施加压力。
楚军主力进入江西后，湖南就会变得空虚，与其被动防守，不如抢占有利态势，对武昌府构成威胁，孔有德敢来打岳州府和长沙府的话，就打掉他的武昌府，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岳州府和长沙府都已经被打烂了，用来换湖北的几个州府不吃亏。
李过所部经过改编，被编成了大大小小八个营，李过、高一功、田见秀、袁宗第、张鼐、吴汝义、刘体纯、刘体统各成一营，但在习惯上，大家还是把他们叫做忠贞营，下层官兵里甚至直接称其为闯营。
李过等人不喜欢这个联系着过去的称呼，几次请求汪克凡下令禁止，但普通官兵们并不在乎，口头上仍然这么叫，闯营的名号反而越来越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过等人发现汪克凡对闯营没有任何歧视，在正式公文里从来不用闯营的名字，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加入楚军的湖南官军经过大幅缩编后，也被编成了几个营，王进才的部队被一分为二，他本人独领一营，另一个营的主将由他的把兄弟田能担任，曹志建的部队较少，也被编成了一个不到两千人的小营，牛忠孝却把部队交了出来，请求辞去坐营官的职务。
他早年只是南阳县的一个捕头，半路出家才当上了军官，但由于能力不足，性格上又过于绵软，一直感到力不从心，加入楚军后，他的部队立刻成了全军的倒数第一，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根本跟不上楚军的步伐，与其将来被淘汰，不如直接退出，还能落个更好的结果。
汪克凡对此当然表示欢迎，把他调到后勤部担任总提调官，仍然保留总兵头衔，原任总提调官程问调任参谋部，担任“参赞”一职，其实就是参谋长的角色。牛忠孝手下的一千多名士兵转为地方部队，主要军官都由楚军派遣，负责保卫衡州府的安全。
到了这个时候，楚军的步兵营已经超过了二十个，像汪晟、周国栋和谭啸等人，部下都指挥着两到三个小营，隐隐有了独立成军的雏形，他们再三向汪克凡请战，从吉安府北上南昌府，去救援不停求援的金声桓。
汪克凡却按兵不动。
一方面，他在等待衡阳兵工厂生产更多的燧发枪，尽可能为部队更换装备，另一方面，他在等待历史上另一件大事的发生——大同总兵姜瓖反正。
在真实的历史上，从1647年年末到1649年年初的时候，是南明的第一个抗清**，汉中的贺珍率先反正，紧接着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最后是大同总兵姜瓖，以及襄阳王光泰、陕北王永强等小股的义军，都先后竖起抗清大旗，满清焦头烂额，左右支拙。
可惜的是，南明永历朝廷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反攻，金声桓、李成栋和姜瓖等人被清军各个击破，先后兵败身亡，永历帝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和大西军合作，封孙可望等人为一字王，成了事实上的傀儡。
大同总兵姜瓖，部下原来都是大明九边精锐，虽然到了崇祯朝后期，九边精锐的战斗力大为下降，却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北方各省遭到满清蹂躏多年，士绅百姓对清廷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姜瓖举旗反清后，立刻得到了山西全省乃至北方各地的响应，义军号称二十八万，很快占领了山西全境，其影响甚至超过了远在广东的李成栋。
山西紧邻河北内蒙，出了娘子关就是直隶腹地，距离后世的石家庄市很近，姜瓖反正之后，“京畿震动”，对满清的威胁极大，多尔衮亲自率领阿济格、尼堪、博洛、鳌拜等悍将前往征讨，并命令在陕西的吴三桂出兵配合。这个时候，豪格已经被多尔衮干掉了，多铎也重病将死，满清几乎是孤注一掷，抽调了北方的所有的精兵强将，从1649年1月到8月28日，清军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终于攻克大同，随即血腥屠城，姜瓖兵败身死。
姜瓖反正归明，是北方抗清力量的一次总爆发，在清廷的残暴统治下，无论文武官员还是士绅军民，都联合起来奋勇抗清，面对满清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仍然奋勇抵抗八个月，只是因为孤悬敌后，又没有得到南明方面的配合，最后才终于失败。
由于穿越者搅动历史，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历史上有名的李成栋就没有反正归明，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绿营将领，但是姜瓖身处山西，远离江南，和楚军没有任何交集，受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退一步说，就算姜瓖有什么变故，山西的抗清运动也必然会爆发，就像苏醒的火山一样，岩浆在山体里不停涌动翻滚，随时可能喷涌而出，没人可以阻挡。
阳历年和阴历年不同，到了隆武六年的冬天，黄历上显示的是十一月，换成公历的话就已经是1648年的12月，汪克凡判断姜瓖反正在即，金声桓也眼看坚持不住了，就亲自来到吉安府，率领汪晟等部五万余人，对包围南昌府的清军发起进攻。
沿赣江顺流而下，楚军连克吉水、峡江、新淦三县，逼近临江府的府城清江，距离南昌府的丰城县不过百里之遥。
此时的南昌府，已经被谭泰包围了五个月，清军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南昌城同其他州县的联系。同时大肆抢掠，驱迫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挖掘濠沟，在赣江上建造了三座浮桥，抓来的民夫每天只给一餐粥，每天都有很多人突然倒毙，妇女由八旗兵各营分而取之，昼夜奸淫，南昌周围数十里，田地树木，房屋坟墓都被破坏殆尽。
金声桓和王得仁仗着南昌城高墙厚，一直在坚持，但城中的粮食已经不多了，他们多次率兵出城逆袭，因为没有援兵的配合，始终无法打破清军的包围圈，只好紧闭城门，固守不出，又派出死士突围而出，再三向汪克凡求援。
日子一天天过去，城中的粮食越来越少，米价涨到六百两银子一石，最后干脆断粜，金声桓和王得仁杀人而食，拆屋而炊，望眼欲穿地等待援军。(未完待续。。)
遇到敌人的时候，三三制的部队可以同时向两侧展开战斗队形，并保留一支预备队，兵力的使用效率最高，与此同时，三三制更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
在现代的管理学中，认为一个中等能力的管理者亲力亲为的话，指挥十个人是上限，以六到八人最佳，否则的话，管理者会陷入大量而琐碎的协调工作中，没有精力去处理更高阶的事务。团长平时管理三个营长，特殊情况下直接对连级指挥，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指挥系统。
四四制，就是每一级有四个战斗单位，楚军分为什，队，哨，营四级，每哨有四个队，每队有四个什，每什十二个人，这样一个哨就是192人，再加上传令兵、旗手和斯养等等，总数在两百人出头。
楚军经过多次扩编，每个营从两千人到四千多人不等，造成一个营最少有七八个哨，大营甚至将近二十个哨，给管理上带来很多麻烦。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现有的兵制既然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就要进行改革，汪克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参谋部，并亲自加以指导。很快拿出了一套改编方案。
这套方案以三三制为主，但在长枪兵等特殊兵种上，根据实际需要暂时保持四四制。简单来说，这是一套从四四制向三三制过渡的方案，由上到下做出改变，普通的士兵暂时没有明显的感觉，不会引起混乱。
为了解决营级单位兵员过多的问题，在营和哨之间增设一级编制，并借鉴卫所兵的称呼。命名为旗，一个旗下面设三个步兵哨，也就是说。每个营的基本编制是三个步兵旗，如果兵员较多，可以编为第四旗，第五旗。乃至独立成营。
其他兵种的编制更加灵活。比如像炮兵这样的特殊兵种，就要在三三制的原则下进行调整，两门重炮就是两个炮组，四门重炮就是四个炮组，都可以组成一个炮兵队。
编制的调整是一件大事，关系到部队的指挥系统是否通畅，官兵们需要一个适应期，楚军近期又招募了大量新兵。休整训练就成了全军的头号任务，掀起了新一轮的练兵热潮。
光练不打。部队就成了花架子。
光打不练，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提高。
打练结合，不断总结提高，才是楚军能够不断成长壮大的法宝。
在练兵的同时，楚军主力向湘赣两省的交界处不断移动，哪支部队完成整编，哪支部队就进入江西作战，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有崇阳营等四五个营在吉安府一带集结。
汪克凡本人则坐镇长沙，派恭义营和蒲圻营攻打武昌府南部，并为李过和刘体纯的部队提供支援，从荆州府上游渡过长江，对孔有德的后方施加压力。
楚军主力进入江西后，湖南就会变得空虚，与其被动防守，不如抢占有利态势，对武昌府构成威胁，孔有德敢来打岳州府和长沙府的话，就打掉他的武昌府，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岳州府和长沙府都已经被打烂了，用来换湖北的几个州府不吃亏。
李过所部经过改编，被编成了大大小小八个营，李过、高一功、田见秀、袁宗第、张鼐、吴汝义、刘体纯、刘体统各成一营，但在习惯上，大家还是把他们叫做忠贞营，下层官兵里甚至直接称其为闯营。
李过等人不喜欢这个联系着过去的称呼，几次请求汪克凡下令禁止，但普通官兵们并不在乎，口头上仍然这么叫，闯营的名号反而越来越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过等人发现汪克凡对闯营没有任何歧视，在正式公文里从来不用闯营的名字，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加入楚军的湖南官军经过大幅缩编后，也被编成了几个营，王进才的部队被一分为二，他本人独领一营，另一个营的主将由他的把兄弟田能担任，曹志建的部队较少，也被编成了一个不到两千人的小营，牛忠孝却把部队交了出来，请求辞去坐营官的职务。
他早年只是南阳县的一个捕头，半路出家才当上了军官，但由于能力不足，性格上又过于绵软，一直感到力不从心，加入楚军后，他的部队立刻成了全军的倒数第一，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根本跟不上楚军的步伐，与其将来被淘汰，不如直接退出，还能落个更好的结果。
汪克凡对此当然表示欢迎，把他调到后勤部担任总提调官，仍然保留总兵头衔，原任总提调官程问调任参谋部，担任“参赞”一职，其实就是参谋长的角色。牛忠孝手下的一千多名士兵转为地方部队，主要军官都由楚军派遣，负责保卫衡州府的安全。
到了这个时候，楚军的步兵营已经超过了二十个，像汪晟、周国栋和谭啸等人，部下都指挥着两到三个小营，隐隐有了独立成军的雏形，他们再三向汪克凡请战，从吉安府北上南昌府，去救援不停求援的金声桓。
汪克凡却按兵不动。
一方面，他在等待衡阳兵工厂生产更多的燧发枪，尽可能为部队更换装备，另一方面，他在等待历史上另一件大事的发生——大同总兵姜瓖反正。
在真实的历史上，从1647年年末到1649年年初的时候，是南明的第一个抗清**，汉中的贺珍率先反正，紧接着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最后是大同总兵姜瓖，以及襄阳王光泰、陕北王永强等小股的义军，都先后竖起抗清大旗，满清焦头烂额，左右支拙。
可惜的是，南明永历朝廷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反攻，金声桓、李成栋和姜瓖等人被清军各个击破，先后兵败身亡，永历帝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和大西军合作，封孙可望等人为一字王，成了事实上的傀儡。
大同总兵姜瓖，部下原来都是大明九边精锐，虽然到了崇祯朝后期，九边精锐的战斗力大为下降，却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北方各省遭到满清蹂躏多年，士绅百姓对清廷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姜瓖举旗反清后，立刻得到了山西全省乃至北方各地的响应，义军号称二十八万，很快占领了山西全境，其影响甚至超过了远在广东的李成栋。
山西紧邻河北内蒙，出了娘子关就是直隶腹地，距离后世的石家庄市很近，姜瓖反正之后，“京畿震动”，对满清的威胁极大，多尔衮亲自率领阿济格、尼堪、博洛、鳌拜等悍将前往征讨，并命令在陕西的吴三桂出兵配合。这个时候，豪格已经被多尔衮干掉了，多铎也重病将死，满清几乎是孤注一掷，抽调了北方的所有的精兵强将，从1649年1月到8月28日，清军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终于攻克大同，随即血腥屠城，姜瓖兵败身死。
姜瓖反正归明，是北方抗清力量的一次总爆发，在清廷的残暴统治下，无论文武官员还是士绅军民，都联合起来奋勇抗清，面对满清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仍然奋勇抵抗八个月，只是因为孤悬敌后，又没有得到南明方面的配合，最后才终于失败。
由于穿越者搅动历史，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历史上有名的李成栋就没有反正归明，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绿营将领，但是姜瓖身处山西，远离江南，和楚军没有任何交集，受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退一步说，就算姜瓖有什么变故，山西的抗清运动也必然会爆发，就像苏醒的火山一样，岩浆在山体里不停涌动翻滚，随时可能喷涌而出，没人可以阻挡。
阳历年和阴历年不同，到了隆武六年的冬天，黄历上显示的是十一月，换成公历的话就已经是1648年的12月，汪克凡判断姜瓖反正在即，金声桓也眼看坚持不住了，就亲自来到吉安府，率领汪晟等部五万余人，对包围南昌府的清军发起进攻。
沿赣江顺流而下，楚军连克吉水、峡江、新淦三县，逼近临江府的府城清江，距离南昌府的丰城县不过百里之遥。
此时的南昌府，已经被谭泰包围了五个月，清军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南昌城同其他州县的联系。同时大肆抢掠，驱迫数以十万计的百姓挖掘濠沟，在赣江上建造了三座浮桥，抓来的民夫每天只给一餐粥，每天都有很多人突然倒毙，妇女由八旗兵各营分而取之，昼夜奸淫，南昌周围数十里，田地树木，房屋坟墓都被破坏殆尽。
金声桓和王得仁仗着南昌城高墙厚，一直在坚持，但城中的粮食已经不多了，他们多次率兵出城逆袭，因为没有援兵的配合，始终无法打破清军的包围圈，只好紧闭城门，固守不出，又派出死士突围而出，再三向汪克凡求援。
日子一天天过去，城中的粮食越来越少，米价涨到六百两银子一石，最后干脆断粜，金声桓和王得仁杀人而食，拆屋而炊，望眼欲穿地等待援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