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完人，有的人在某一方面造诣很高，但同时有一身的臭毛病，做出的事情往往令人不齿，就比如这个王夫之。
不过那都是将来的事情，王夫之现在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举人，初次见面，他品性如何暂时还看不出来，汪克凡也懒得管那么多，随口询问了几句他的家世学业，就和其他的举子说话去了。
这些举子来见汪克凡，一是出于礼貌，二是为混个脸熟，官场上同乡之谊是非常重要的纽带，汪克凡既是封疆大吏，又是湖广人，既然在半路上碰到，这些湖广举子当然要来拜山门……他们马上要参加会试，如果能跃过龙门，能结识汪克凡这样的朝廷大员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落第的话，也可以到汪克凡那里谋个差事，以举子的身份踏入仕途。
所以在汪克凡面前，这些举子都尽量展现自己的能力。
来之前他们就做过功课，知道这位提督操江是武将出身，对八股制艺肯定不感兴趣，举子们就针对时局各抒己见，对湖广军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抨击。不过他们的观点都比较偏激，集中在吏治和军队管理方面，似乎只要搞个廉政风暴，把贪官污吏杀光就能解决问题。
看他们再说不出什么新意，汪克凡就把话题拉回即将举行的恩科，对几位举子勉励一番，又赞助了几十两银子，打发他们走人。
这几位举子的见识都比较平庸，或者说只会玩嘴炮，虽然高谈阔论，针砭时弊，却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汪克凡对他们不感兴趣。
大明的吏治积疴难返，官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潜规则，只要是体制中的人，想办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遵守这套潜规则。否则就会寸步难行……日积月累下来，所有的官员屁股都不干净，只靠杀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但是通过这场谈话，汪克凡也得到了很多信息，对湖广的最新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再结合他掌握的其他情报，汪克凡得出结论，湖广的形势比预料中更糟糕。
从崇祯十七年开始，清军几次南下都没有把主攻方向放在湖广，明军也因此在湖广处于优势。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发展。湖广本来可以成为一块坚固的抗清根据地。
但可惜的是。何腾蛟经营湖广数年，始终忙于弄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问题多多。
在政治方面，何腾蛟对隆武朝廷阳奉阴违。和湖北巡抚堵胤锡貌合神离，还热衷于插手贵州东部，试图扩大自己的地盘……因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湖广在南明政权中非常孤立，而湖南湖北之间又有矛盾，官场中派系林立，内斗不止，对抗清斗争的严峻性没有深刻认识。
在军事方面，何腾蛟先是大肆收编军阀。比如刘承胤、黄朝宣、张先壁之流，后来发现这些军阀不好用，又大力扩编督标营等亲信部队。可惜他对军事管理一窍不通，手下又缺乏将才，把好几万大军都带成了一群兵痞。战斗力还不如那些军阀。
在何腾蛟手下的部队中，以王进才、郝摇旗所部的战斗力最强，军阀刘承胤等部居中，但是这些军阀之间也矛盾重重，为了争地盘，抢粮食不时发生摩擦，何腾蛟也弹压不住。
湖北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强，无论李过的忠贞营，还是岳州府的马进忠，以及堵胤锡本人的君子营，都是湖广官军中的佼佼者。
忠贞营的二十万大军占据荆州府和承天府，活跃在长江沿线，压得勒克德浑不敢出武昌府一步。但可惜的是，忠贞营没有一块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仅凭荆州府和承天府养不起这二十万大军，部队的规模始终没有大的发展，武器装备也有所不足。
马进忠本来就不招何腾蛟待见，汪克凡离开湖广之后，马进忠也没了挡风墙，不断受到严重的排挤，只能被迫向堵胤锡靠拢，经过一番周折后，他的部队改归堵胤锡节制，但仍然驻守在岳州府。
堵胤锡在常德府编练新军，招募了五千青壮成立了“君子营”，在汪克凡、李过等人的帮助下，君子营的起点很高，训练严格，而且拉到湖北战场上打过几仗，真刀真枪和八旗兵较量过，也算一支强军。
当然，这个“强军”是相对的，忠贞营、君子营和马进忠等部还是差了一到两个档次，他们二十多万大军，才能对武昌府的勒克德浑略占优势，一旦孔有德的部队进入湖广，这种军事平衡立刻就会被打破。
总的来看，湖广的明军全加起来，比孔有德的清军也差了很多，哪怕再把恭义营加上去，也无法撬动实力对比的天平，而且湖广明军内部还不团结，搞不好就会被清军各个击破……
政治、军事都有问题，而在经济方面，湖广也碰上了大麻烦，尤其是湖南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个年代的军费开支，除了少量武器装备之外，主要就是用来发军饷。湖广的明军总数将近四十万，每年需要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而湖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两，远远不够用。
何腾蛟为此绞尽脑汁，除了他自己的督标营保证不断饷外，其他的军队能拖则拖，能扣则扣，尤其湖北的部队更是基本不管，但湖南的官军也有十好几万，还有一百多万两军饷的缺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腾蛟开征“义饷”， 增收租税，每亩田赋较原额增加五倍多，又寅吃卯粮，提前预征明年的税赋，虽然如此，收入仍然不敷开支，又预征了后年的税赋……
如此横征暴敛，再加上贪官污吏浑水摸鱼，已经超过了百姓能够承受的极限，因为征收“义饷”家破人亡的事情屡有发生，普通佃户和自耕户卖儿卖女，逃亡离开湖南，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抛售田地，家产急剧缩水。
在明代末期，地主用“田骨”和“田皮”来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在一般情况下，增加的田赋租税都会转嫁到“田皮”上，也就是种田的佃户和自耕户身上，对地主士绅的影响不大。
但是由于何腾蛟增收的田赋租税太多，造成佃户和自耕户大量破产逃亡，地主士绅找不到转嫁对象，也跟着大受损失，因此对何腾蛟极为不满。
由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大量的佃户和自耕户逃亡之后，湖南官府收不到足够的钱粮，只好克扣拖欠部队的军饷，让刘承胤、黄朝宣等军阀在驻地“就食”，也就是自己想办法。这些军阀就恣意劫掠，强取豪夺，从百姓士绅手里抢钱抢粮，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
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老百姓对官府不满，士绅地主也对官府不满，各地盗贼丛生，土匪横行，演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大明官府在百姓中已经失去了民心，而王夫之等举子来告状，就是这个原因。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清军即将南下的时候，湖南官府却失去了百姓和士绅的支持，未战已呈败象……
在湖北方面，情况要稍微好一点。
堵胤锡手下的兵马不多，百姓的负担虽重，还勉强能够承受。
忠贞营则把荆州府和承天府看成自己的地盘，不愿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破坏，就没有过度征敛，在堵胤锡的接济下硬抗……但这也造成部队长期欠饷，粮食物资严重匮乏，军心和战斗力都在下降，忠贞营虽然都是农民军出身，比较团结，也出现了溜号和开小差的现象。
总的来说，湖广内部矛盾重重，外部没有支援，军队的实力不足，缺乏粮饷物资，百姓的支持度也很低，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
在朝廷里和汪克凡的身边，稍微懂些军事常识的人，都认为湖广之战有败无胜，比如张家玉就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守住衡州（今衡阳市），在湘南挡住清军的进攻，如果战事不顺利的话，清军甚至会攻入广西和贵州。
但是在文官和民间百姓中，却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湖广明军大可与清军一战。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湖广的明军有将近四十万，占了朝廷官军总数的一多半，而孔有德加上勒克德浑，总兵力也只有十几万，以四十万对十几万，怎么也不会输得太难看。
汪克凡离开广东之前，对此就已经深有感受，朝廷里的大多数文官都对湖广之战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这一仗稳住局势，甚至连隆武帝都在考虑打败清军之后，如何拿掉何腾蛟。
和那几个年轻举子谈话之后，汪克凡发现湖广士绅也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平心而论，何腾蛟在湖南横征暴敛，虽然有一定的私心，但终归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上的失误，士绅地主有“田骨”“田皮”的保护，在这场风波中损失最小，大敌当前仍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充分暴露。
不过那都是将来的事情，王夫之现在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举人，初次见面，他品性如何暂时还看不出来，汪克凡也懒得管那么多，随口询问了几句他的家世学业，就和其他的举子说话去了。
这些举子来见汪克凡，一是出于礼貌，二是为混个脸熟，官场上同乡之谊是非常重要的纽带，汪克凡既是封疆大吏，又是湖广人，既然在半路上碰到，这些湖广举子当然要来拜山门……他们马上要参加会试，如果能跃过龙门，能结识汪克凡这样的朝廷大员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落第的话，也可以到汪克凡那里谋个差事，以举子的身份踏入仕途。
所以在汪克凡面前，这些举子都尽量展现自己的能力。
来之前他们就做过功课，知道这位提督操江是武将出身，对八股制艺肯定不感兴趣，举子们就针对时局各抒己见，对湖广军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抨击。不过他们的观点都比较偏激，集中在吏治和军队管理方面，似乎只要搞个廉政风暴，把贪官污吏杀光就能解决问题。
看他们再说不出什么新意，汪克凡就把话题拉回即将举行的恩科，对几位举子勉励一番，又赞助了几十两银子，打发他们走人。
这几位举子的见识都比较平庸，或者说只会玩嘴炮，虽然高谈阔论，针砭时弊，却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汪克凡对他们不感兴趣。
大明的吏治积疴难返，官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潜规则，只要是体制中的人，想办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遵守这套潜规则。否则就会寸步难行……日积月累下来，所有的官员屁股都不干净，只靠杀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但是通过这场谈话，汪克凡也得到了很多信息，对湖广的最新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再结合他掌握的其他情报，汪克凡得出结论，湖广的形势比预料中更糟糕。
从崇祯十七年开始，清军几次南下都没有把主攻方向放在湖广，明军也因此在湖广处于优势。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发展。湖广本来可以成为一块坚固的抗清根据地。
但可惜的是。何腾蛟经营湖广数年，始终忙于弄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问题多多。
在政治方面，何腾蛟对隆武朝廷阳奉阴违。和湖北巡抚堵胤锡貌合神离，还热衷于插手贵州东部，试图扩大自己的地盘……因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湖广在南明政权中非常孤立，而湖南湖北之间又有矛盾，官场中派系林立，内斗不止，对抗清斗争的严峻性没有深刻认识。
在军事方面，何腾蛟先是大肆收编军阀。比如刘承胤、黄朝宣、张先壁之流，后来发现这些军阀不好用，又大力扩编督标营等亲信部队。可惜他对军事管理一窍不通，手下又缺乏将才，把好几万大军都带成了一群兵痞。战斗力还不如那些军阀。
在何腾蛟手下的部队中，以王进才、郝摇旗所部的战斗力最强，军阀刘承胤等部居中，但是这些军阀之间也矛盾重重，为了争地盘，抢粮食不时发生摩擦，何腾蛟也弹压不住。
湖北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强，无论李过的忠贞营，还是岳州府的马进忠，以及堵胤锡本人的君子营，都是湖广官军中的佼佼者。
忠贞营的二十万大军占据荆州府和承天府，活跃在长江沿线，压得勒克德浑不敢出武昌府一步。但可惜的是，忠贞营没有一块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仅凭荆州府和承天府养不起这二十万大军，部队的规模始终没有大的发展，武器装备也有所不足。
马进忠本来就不招何腾蛟待见，汪克凡离开湖广之后，马进忠也没了挡风墙，不断受到严重的排挤，只能被迫向堵胤锡靠拢，经过一番周折后，他的部队改归堵胤锡节制，但仍然驻守在岳州府。
堵胤锡在常德府编练新军，招募了五千青壮成立了“君子营”，在汪克凡、李过等人的帮助下，君子营的起点很高，训练严格，而且拉到湖北战场上打过几仗，真刀真枪和八旗兵较量过，也算一支强军。
当然，这个“强军”是相对的，忠贞营、君子营和马进忠等部还是差了一到两个档次，他们二十多万大军，才能对武昌府的勒克德浑略占优势，一旦孔有德的部队进入湖广，这种军事平衡立刻就会被打破。
总的来看，湖广的明军全加起来，比孔有德的清军也差了很多，哪怕再把恭义营加上去，也无法撬动实力对比的天平，而且湖广明军内部还不团结，搞不好就会被清军各个击破……
政治、军事都有问题，而在经济方面，湖广也碰上了大麻烦，尤其是湖南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个年代的军费开支，除了少量武器装备之外，主要就是用来发军饷。湖广的明军总数将近四十万，每年需要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而湖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两，远远不够用。
何腾蛟为此绞尽脑汁，除了他自己的督标营保证不断饷外，其他的军队能拖则拖，能扣则扣，尤其湖北的部队更是基本不管，但湖南的官军也有十好几万，还有一百多万两军饷的缺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腾蛟开征“义饷”， 增收租税，每亩田赋较原额增加五倍多，又寅吃卯粮，提前预征明年的税赋，虽然如此，收入仍然不敷开支，又预征了后年的税赋……
如此横征暴敛，再加上贪官污吏浑水摸鱼，已经超过了百姓能够承受的极限，因为征收“义饷”家破人亡的事情屡有发生，普通佃户和自耕户卖儿卖女，逃亡离开湖南，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抛售田地，家产急剧缩水。
在明代末期，地主用“田骨”和“田皮”来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在一般情况下，增加的田赋租税都会转嫁到“田皮”上，也就是种田的佃户和自耕户身上，对地主士绅的影响不大。
但是由于何腾蛟增收的田赋租税太多，造成佃户和自耕户大量破产逃亡，地主士绅找不到转嫁对象，也跟着大受损失，因此对何腾蛟极为不满。
由此又造成了恶性循环，大量的佃户和自耕户逃亡之后，湖南官府收不到足够的钱粮，只好克扣拖欠部队的军饷，让刘承胤、黄朝宣等军阀在驻地“就食”，也就是自己想办法。这些军阀就恣意劫掠，强取豪夺，从百姓士绅手里抢钱抢粮，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
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老百姓对官府不满，士绅地主也对官府不满，各地盗贼丛生，土匪横行，演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大明官府在百姓中已经失去了民心，而王夫之等举子来告状，就是这个原因。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清军即将南下的时候，湖南官府却失去了百姓和士绅的支持，未战已呈败象……
在湖北方面，情况要稍微好一点。
堵胤锡手下的兵马不多，百姓的负担虽重，还勉强能够承受。
忠贞营则把荆州府和承天府看成自己的地盘，不愿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破坏，就没有过度征敛，在堵胤锡的接济下硬抗……但这也造成部队长期欠饷，粮食物资严重匮乏，军心和战斗力都在下降，忠贞营虽然都是农民军出身，比较团结，也出现了溜号和开小差的现象。
总的来说，湖广内部矛盾重重，外部没有支援，军队的实力不足，缺乏粮饷物资，百姓的支持度也很低，完全就是一个烂摊子！
在朝廷里和汪克凡的身边，稍微懂些军事常识的人，都认为湖广之战有败无胜，比如张家玉就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守住衡州（今衡阳市），在湘南挡住清军的进攻，如果战事不顺利的话，清军甚至会攻入广西和贵州。
但是在文官和民间百姓中，却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湖广明军大可与清军一战。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湖广的明军有将近四十万，占了朝廷官军总数的一多半，而孔有德加上勒克德浑，总兵力也只有十几万，以四十万对十几万，怎么也不会输得太难看。
汪克凡离开广东之前，对此就已经深有感受，朝廷里的大多数文官都对湖广之战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这一仗稳住局势，甚至连隆武帝都在考虑打败清军之后，如何拿掉何腾蛟。
和那几个年轻举子谈话之后，汪克凡发现湖广士绅也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平心而论，何腾蛟在湖南横征暴敛，虽然有一定的私心，但终归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上的失误，士绅地主有“田骨”“田皮”的保护，在这场风波中损失最小，大敌当前仍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充分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