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的土崩瓦解,徐文博发表在党的最高理论刊物【旗帜】10月号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理论文章顿时火爆了起来,不但【rm日报】全文转载了他的文章,而且还加上特约评论员文章,顿时在全国掀起了防西方和平演变的大學习、大讨论的热潮。

    徐文博在肖远航从京城面授归来和他的那次谈话中受到了启发,为了配合父亲所做出的决定,他用了一周的时间查阅查阅资料和撰写文章,成文后,亲自送到了京城,请父亲的办公室主任范世南给把关,范世南做为徐老的办公室主任,在京城不说是第一笔杆子,也是顶级的大手笔,经过他的修改和润色之后,便发表在【旗帜】杂志上。

    文章刚一发表,有人认为徐文博是配合他父亲的动作鼓捣出这样一篇文章,对其嗤之以鼻,但出于对徐老颜面的考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来一个冷处理。而与徐政见不合的部分人,也只是让手下写了两篇评论文章,说徐文博是杞人忧天,过于敏感,苏联这么庞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西方的所谓和平演变能搞垮的。之后便出石沉大海,这篇文章没有掀起一点波澜。

    而苏联的解体,徐文博这篇文章的前瞻性立即体现了出来,上层出于政治上需要,在全党全国对这个命题进行了大學习和大讨论,虽然徐文博的政治太低,但收获却很大,体现出他的政治敏锐性和前瞻性,在高层的心中加足了分!

    肖远航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在自己存放的找出转载徐文博理论文章的那期报纸,全文看过之后,肖远航不得不承认徐文博这篇文章做得十分精彩,肖远航和徐文博的谈话只能算是一个提示,徐文博却做足了功课,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从东欧巨变到苏联严峻形势,一环扣一环的分析,而且找足了理论依据。

    徐文博在文章的开篇就提到:“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肖远航其实根本不知道“和平演变”这个名词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由美国议员杜勒斯、凯南提出的,还以为是苏联解体后才从理论上产生的,而伟大的***主席在50年代末就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问题。看着徐文博的文章心里不由得汗颜万分,从徐文博对这篇理论文章下的功夫看,显然他对此是极为重视,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足功课,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表现。

    50年代后期,***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

    徐文博文章的布局很巧妙,由新中国的缔造者***主席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引到了苏联的身上,接着开始论述苏联现在的形势,他说,***主席就曾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徐文博在文章中提到:赫鲁晓夫时期,他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徐文博在文章中最后写到:***主席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徐文博从此奠定徐家第二代领军人物的政治地位,徐家的政治资源从此全力向他身上倾斜,他的从政之路自此进入了快车道,春节过后他便再进一步,但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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