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法拉赫是李岚在索马里见过最有学识的一个，通过短暂的交谈，也让李岚多少了解到索马里现状的根本。对如何拯救自己的国家，法拉赫也有自己的思路。
邀请李岚，很显然他把李岚当成了可以代表中华官方的任务，对这点，李岚没有说破。
他很有理由相信，自己绝对不是第一个听到法拉赫说这些的人。也许在他前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听到他的言论。但前面那些人，都没有对法拉赫有任何的帮助。
李岚能够感受他的执着，虽然他无法代表中华，但是他是真正想改变这里的人，也有这个能力来改变这里。法拉赫对了，遇到李岚，或许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幸运。
在20世纪60年代初，非洲许多国家粮食自给率为98％，到了20世纪90年代却降到50％左右。从1973年到现在，非洲一直是联合国的粮食救助对象，特别是东非的索马里，加上战乱，粮食的自给率只有可怜的2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非洲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呢？
没能享受到技术进步成果，索马里也需要“绿色革命”，所谓的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在非洲太难实现了。
所谓“绿色革命”，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了靠先进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做法。
绿色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遗憾的是，和非洲很多国家一样，索马里也没有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90％的农业生产仍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
在人们记忆中，联合国在粮食问题上呼吁国际社会援助非洲，早已不是第一次。
就在2005年8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还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向南部非洲提供70到80万吨粮食，以帮助那里的人们渡过当年的粮食危机。
自去年以来，东部非洲地区的形势很不乐观，受到当前暴力冲突和恶劣天气的的影响，索马里、厄立特里亚、苏丹（尤其是达尔富尔地区）和乌干达，仍有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粮荒。
影响索马里农业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天时不配合，没有足够雨量支持农业。
非洲有47％的地区没有足够的雨量支持农业。特别是东非，索马里包括周边国家，每年的降雨量根本无法满足农作业。反之，年年都要面临干旱的困扰。
在那些少雨的东非地区，大多数农民种植耐旱作物。可即便如此，靠天吃饭确实不保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98年非洲只有7％的土地配有灌溉设施，远远低于世界19.7％的平均水平。
由于干旱与蝗灾等病虫害经常发生，导致颗粒无收，农民缺少可出售的粮食，直接导致农业投资的匮乏，这种匮乏使农民没有资金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于是形成了粮食产量低迷的恶性循环。
既有天灾也有人祸，种族冲突，战乱为害导致非洲农民生存的艰难。
除了天灾，非洲的农民还得对付人祸。20世纪以来，非洲一直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40多年来，大约20个非洲国家至少经历了一次内战。战争一方面破坏了生产力，干扰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加大了农产品需求，使农产品供求失衡的状况日益恶化。
除了战争，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产速度也是一种“人祸”。统计数据表明，在1975～1985年间，非洲人口增长率为3.1％，粮食增产率仅为1.9％。1975年非洲人均占有耕地数为0.62公顷，到2000年则变为0.32公顷，几乎减少了一半。
在索马里，人口增长率为1.6%，但是粮食却是每年负增长。
当然，一些国家政府的决策错误也可算是“人祸”。世界银行指出，非洲20世纪60年代在推行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重工轻农，对农业投入特别有限。许多非洲国家长期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妨碍了农业的正常发展。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对索马里有什么影响。
艾滋病让农业雪上加霜。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7年公布的，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约有3320万，而有超过80%的艾滋病患者都集中在非洲，其中东非占据了30%的名额。
索马里也是深受其害，尽管穆斯林对男女关系定位得很严格，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加上难民的流动，艾滋病也严重影响了索马里。
20多年来，艾滋病对非洲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4年发布的“艾滋病与非洲农业的关系”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阐述：
非洲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容易受艾滋病的冲击。
首先，农民生病和死亡数量的增加，不但直接减少劳动力，还使照看病人的家属脱离了生产第一线，服丧期间不干农活的传统习俗也造成了农民收入的损失。
其次，一些国家的土地所有权继承制度是以男性为中心，越来越多的寡妇在丈夫病死后无权继承土地，从事农耕困难重重。
最后，艾滋病造成农产品种类的单一化，因为农民生病和死亡直接影响咖啡和香蕉等需要高人力投入的重要经济作物的种植，转而更多地种植甘薯、玉米等需要人力投入少的抗旱作物，这就改变了以往出口优势经济作物换取粮食的贸易模式，以至于穷得买不起粮食。
关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法拉赫说出了自己几个关键的想法。
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该项目旨在为西非培养出本土成长的农作物专家，从而克服为数不多的科学家的人才外流现象。
目前，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即使在贫穷的非洲，人才外流也十分严重，非洲国家每年有2万多名高素质人才离开本国，前往欧美等发达国家谋职。
法拉赫认为，索马里农作物要想在未来的洪水和干旱面前继续存活，就需要一批懂得本土知识和本土特点的农作物人才，而不是需要那些在外国大学、在外国实验田里培养出的洋专家。
法拉赫还说，他认识了不少植物方面的索马里科学家，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在欧洲或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这意味着他们回国后，并不掌握高粱、小米和木薯等本土作物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品种。
他的想法是，希望李岚帮助他，在五年内培养出约4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植物种植方面的专家，这些本土索马里科学家将能够有效研究本土作物及作物疾病。
博士培养方案包括研究与工作，通常还包括2年的博士教学课程。法拉赫深信，只要有中华的帮助，从索马里本土毕业的农作物专家，一定能培育出可更好对付干旱、疾病和其它环境压力的作物品系。
而他需要李岚的赞助、师资力量、资金、科研教学书籍等。
在法拉赫看来，这将有助于阻止非洲的人才外流。以前，外国培养出的非洲专家都很难留在自己的祖国，他们要么学成不归，要么即使回来，最终仍会寻找最佳机会离开。
目前，仅东非就有1亿多农民的基本经济收入和营养需求来自农业，且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自然降水，种植农户多为小规模生产。近年来，干旱、环境恶化以及气候变化给该地区农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除此以外，尽管非洲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从事与农牧业相关的活动，但多年来非洲对农牧业的投资一直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以致非洲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
农业，只是法拉赫一个方向的想法。李岚本以为，他会开口向他购买更多更先进的武器，但是从字里行间里，他看到的是索马里人的聪明和睿智。明白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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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李岚，很显然他把李岚当成了可以代表中华官方的任务，对这点，李岚没有说破。
他很有理由相信，自己绝对不是第一个听到法拉赫说这些的人。也许在他前面，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听到他的言论。但前面那些人，都没有对法拉赫有任何的帮助。
李岚能够感受他的执着，虽然他无法代表中华，但是他是真正想改变这里的人，也有这个能力来改变这里。法拉赫对了，遇到李岚，或许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幸运。
在20世纪60年代初，非洲许多国家粮食自给率为98％，到了20世纪90年代却降到50％左右。从1973年到现在，非洲一直是联合国的粮食救助对象，特别是东非的索马里，加上战乱，粮食的自给率只有可怜的2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非洲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呢？
没能享受到技术进步成果，索马里也需要“绿色革命”，所谓的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在非洲太难实现了。
所谓“绿色革命”，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了靠先进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做法。
绿色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遗憾的是，和非洲很多国家一样，索马里也没有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90％的农业生产仍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
在人们记忆中，联合国在粮食问题上呼吁国际社会援助非洲，早已不是第一次。
就在2005年8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还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向南部非洲提供70到80万吨粮食，以帮助那里的人们渡过当年的粮食危机。
自去年以来，东部非洲地区的形势很不乐观，受到当前暴力冲突和恶劣天气的的影响，索马里、厄立特里亚、苏丹（尤其是达尔富尔地区）和乌干达，仍有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粮荒。
影响索马里农业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天时不配合，没有足够雨量支持农业。
非洲有47％的地区没有足够的雨量支持农业。特别是东非，索马里包括周边国家，每年的降雨量根本无法满足农作业。反之，年年都要面临干旱的困扰。
在那些少雨的东非地区，大多数农民种植耐旱作物。可即便如此，靠天吃饭确实不保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98年非洲只有7％的土地配有灌溉设施，远远低于世界19.7％的平均水平。
由于干旱与蝗灾等病虫害经常发生，导致颗粒无收，农民缺少可出售的粮食，直接导致农业投资的匮乏，这种匮乏使农民没有资金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于是形成了粮食产量低迷的恶性循环。
既有天灾也有人祸，种族冲突，战乱为害导致非洲农民生存的艰难。
除了天灾，非洲的农民还得对付人祸。20世纪以来，非洲一直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40多年来，大约20个非洲国家至少经历了一次内战。战争一方面破坏了生产力，干扰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加大了农产品需求，使农产品供求失衡的状况日益恶化。
除了战争，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产速度也是一种“人祸”。统计数据表明，在1975～1985年间，非洲人口增长率为3.1％，粮食增产率仅为1.9％。1975年非洲人均占有耕地数为0.62公顷，到2000年则变为0.32公顷，几乎减少了一半。
在索马里，人口增长率为1.6%，但是粮食却是每年负增长。
当然，一些国家政府的决策错误也可算是“人祸”。世界银行指出，非洲20世纪60年代在推行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重工轻农，对农业投入特别有限。许多非洲国家长期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妨碍了农业的正常发展。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对索马里有什么影响。
艾滋病让农业雪上加霜。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7年公布的，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约有3320万，而有超过80%的艾滋病患者都集中在非洲，其中东非占据了30%的名额。
索马里也是深受其害，尽管穆斯林对男女关系定位得很严格，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加上难民的流动，艾滋病也严重影响了索马里。
20多年来，艾滋病对非洲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4年发布的“艾滋病与非洲农业的关系”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阐述：
非洲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容易受艾滋病的冲击。
首先，农民生病和死亡数量的增加，不但直接减少劳动力，还使照看病人的家属脱离了生产第一线，服丧期间不干农活的传统习俗也造成了农民收入的损失。
其次，一些国家的土地所有权继承制度是以男性为中心，越来越多的寡妇在丈夫病死后无权继承土地，从事农耕困难重重。
最后，艾滋病造成农产品种类的单一化，因为农民生病和死亡直接影响咖啡和香蕉等需要高人力投入的重要经济作物的种植，转而更多地种植甘薯、玉米等需要人力投入少的抗旱作物，这就改变了以往出口优势经济作物换取粮食的贸易模式，以至于穷得买不起粮食。
关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法拉赫说出了自己几个关键的想法。
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该项目旨在为西非培养出本土成长的农作物专家，从而克服为数不多的科学家的人才外流现象。
目前，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即使在贫穷的非洲，人才外流也十分严重，非洲国家每年有2万多名高素质人才离开本国，前往欧美等发达国家谋职。
法拉赫认为，索马里农作物要想在未来的洪水和干旱面前继续存活，就需要一批懂得本土知识和本土特点的农作物人才，而不是需要那些在外国大学、在外国实验田里培养出的洋专家。
法拉赫还说，他认识了不少植物方面的索马里科学家，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在欧洲或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这意味着他们回国后，并不掌握高粱、小米和木薯等本土作物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品种。
他的想法是，希望李岚帮助他，在五年内培养出约4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植物种植方面的专家，这些本土索马里科学家将能够有效研究本土作物及作物疾病。
博士培养方案包括研究与工作，通常还包括2年的博士教学课程。法拉赫深信，只要有中华的帮助，从索马里本土毕业的农作物专家，一定能培育出可更好对付干旱、疾病和其它环境压力的作物品系。
而他需要李岚的赞助、师资力量、资金、科研教学书籍等。
在法拉赫看来，这将有助于阻止非洲的人才外流。以前，外国培养出的非洲专家都很难留在自己的祖国，他们要么学成不归，要么即使回来，最终仍会寻找最佳机会离开。
目前，仅东非就有1亿多农民的基本经济收入和营养需求来自农业，且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自然降水，种植农户多为小规模生产。近年来，干旱、环境恶化以及气候变化给该地区农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除此以外，尽管非洲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从事与农牧业相关的活动，但多年来非洲对农牧业的投资一直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以致非洲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
农业，只是法拉赫一个方向的想法。李岚本以为，他会开口向他购买更多更先进的武器，但是从字里行间里，他看到的是索马里人的聪明和睿智。明白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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