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分卷阅读814
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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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秦汉魏，晋隋唐，乃至如今的南宋、北周，都是华夏王朝，这一点不变，盖因文明一脉相传。
名可秀声音一肃，“但是，华夏文明也曾经经历了几乎灭绝的危险。”
那是五胡乱华时期，胡人在北方大肆屠杀汉人，十室只余一二。而晋室南渡后顾不上河南以北，唯冉闵率汉人奋起，为乞活而战，颁布杀胡令，歼灭三十多万羯族、匈奴胡兵，最终将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胡人逐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河套一副草原的原居地，甚至迁回万里之外的西域，在返迁路上各胡族互相进攻掠杀，抢夺粮食，甚至人肉相食，成功回去者十人中仅二三——冉闵以他的乞活军和冉魏王朝遏止了胡族在中原北方的繁衍，并拖住了诸胡南下的步伐，否则南渡未稳的东晋王朝很可能已经灭亡在诸胡的铁蹄之下，而汉族和华夏也很可能不复存在。
因冉闵的功绩，在建炎、建武初年，南北宋廷先后为冉闵上“大帝”庙号，敬谥“高武”——纵观历代王朝，被后世王朝尊奉为“高武大帝”者，唯冉闵一人也，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亦不得之。
“吾辈可以庆幸五胡乱华时期有一位高武大帝奋起，故炎黄、华夏得以存续。然，诸胡外患可灭绝乎？吾等是否可断言，五六百年后不会再有‘五胡乱华’，辽、金之侵，危我华夏？”
卫希颜心道，不用五六百年，就她所知的历史，一百年多后蒙古人不就入主了中原吗？按秦瑟琳的说法，虽然元朝最终被明朝灭亡，但华夏文明已经消失扭曲了不少，包括儒学的精髓和宋儒的创新精神；之后再历一次满人入主中原，华夏文明再经历一次消失扭曲，民族中的士性变成了麻木乃至奴性，华夏文明的创新精神变成固步自封，于是，一个曾经无比骄傲自豪的民族变得鄙薄自己、崇拜起曾经称为“蕃”“夷”的外洋了——历史真是令人可叹。
“吾辈引以为傲的华夏中国，何以几次危亡于胡族之下？”
名可秀道：“史家论五胡乱华之因，多言魏武、晋武二帝时期内迁胡族为罹难之因。此为只观其表，而未剖其里。国家致祸，如人之患疾，外因为端，内因为本。西晋倾于胡族其内因有三——罢州郡武备致地方无兵为一，分封八王允封国有兵为二，君臣尚清谈而不务庶政为三；大宋罹难靖康之祸其内因也有三——兵事废弛为其一，内政昏乱为其二，联辽攻金为其三。但综论两朝胡祸肇生之内因，归根于君不明、臣不贤。昔三皇五帝时，治域不过几百里，民不过万，政简事易；商汤、周文武时，民口不过十万、百万；而今之天下，幅员万里，黎庶以千万计，岂可以几人裁决天下？——国家就坏在君主j□j和二三大臣秉政上。”
众人听到她说“国家就坏在君主独.裁”时，没有面露异色的。
在座这些人，都是有弘道之志的士大夫精英，对于皇帝的看法，当然不会如普通百姓一般，提起天子、官家，就发自内心的肃然敬畏。
他们清楚，皇帝不是“天命择定”，只是因为王朝血统而居于至尊之位的人而已。但凡是人，就分贤愚，皇帝亦然。
而且，皇帝的见识往往不如大臣。做官的，天南地北都能去，但皇帝不可能。大宋的皇帝除非封禅、亲征，否则京城南郊的圜丘祭坛，就是皇帝能离开京城的最远距离。而封禅、亲征的可能性为零。即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皇帝能去的不过京城这片地，而且绝大多数时日只能蜷居深宫之中。从没有登临过巍巍高山，从没有眼见过稻黄桑绿，更不可能看得到天下黎民的生活，目睹苍生的艰辛。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掌握了几千万人的命运。
所以，历朝贤明之君很少，昏庸之君多。除了道德不修外，很大原因就是当皇帝的见识不足，故易为奸臣所欺瞒，做不了明君。
而将国家治政寄望于皇帝的英明，就如撞大运般不可靠。运气不好，搁上个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见事不明的皇帝，那就有乱政之患。对此，大宋的士大夫们认识尤为深刻。
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志，还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权利，他们会竭力向皇帝灌输“人主不可废天下之公议”、“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等意识，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如，宰相赵普对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直接告诉皇帝不得以皇权乱法。又如，仁宗曾以手诏裁决近臣之罪，而不交付大理寺审判，谏官王贽直言指责：“一切出于圣断，有伤政体！”再如，枢密使富弼批评神宗：“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明白指出，即使皇帝陛下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祸致乱。又如，赵佶诏令不经中书，便有御史上书责言：“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
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与大宋两条祖制——“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密切相关，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这个“治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即：“凡废置予夺，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事中、舍人可以封驳，台、谏可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可易也。”
所以，名可秀批评君主独.裁是国家祸乱之源，座中没有认为她说得不对的——抑制皇权是真正为“士”者的共识。
“但是，何以抑制皇帝的权力？”名可秀接着问道。
“与君权相对者，为臣权。然而扩大臣权以制君权，也可能为祸江山——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朱温篡唐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无不是臣权为大，以致篡朝改姓迭起，华夏战乱不休，民生凋敝，更使胡族坐大为患。”
众人不由心忖，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扩大臣权以制君权。甚至可以说，以他们掌控的军政权力，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势力和商盟财富，想要颠覆赵宋江山并不是很难的事——而这，恰印证了臣权过大为祸之论。
座中一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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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秦汉魏，晋隋唐，乃至如今的南宋、北周，都是华夏王朝，这一点不变，盖因文明一脉相传。
名可秀声音一肃，“但是，华夏文明也曾经经历了几乎灭绝的危险。”
那是五胡乱华时期，胡人在北方大肆屠杀汉人，十室只余一二。而晋室南渡后顾不上河南以北，唯冉闵率汉人奋起，为乞活而战，颁布杀胡令，歼灭三十多万羯族、匈奴胡兵，最终将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胡人逐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河套一副草原的原居地，甚至迁回万里之外的西域，在返迁路上各胡族互相进攻掠杀，抢夺粮食，甚至人肉相食，成功回去者十人中仅二三——冉闵以他的乞活军和冉魏王朝遏止了胡族在中原北方的繁衍，并拖住了诸胡南下的步伐，否则南渡未稳的东晋王朝很可能已经灭亡在诸胡的铁蹄之下，而汉族和华夏也很可能不复存在。
因冉闵的功绩，在建炎、建武初年，南北宋廷先后为冉闵上“大帝”庙号，敬谥“高武”——纵观历代王朝，被后世王朝尊奉为“高武大帝”者，唯冉闵一人也，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亦不得之。
“吾辈可以庆幸五胡乱华时期有一位高武大帝奋起，故炎黄、华夏得以存续。然，诸胡外患可灭绝乎？吾等是否可断言，五六百年后不会再有‘五胡乱华’，辽、金之侵，危我华夏？”
卫希颜心道，不用五六百年，就她所知的历史，一百年多后蒙古人不就入主了中原吗？按秦瑟琳的说法，虽然元朝最终被明朝灭亡，但华夏文明已经消失扭曲了不少，包括儒学的精髓和宋儒的创新精神；之后再历一次满人入主中原，华夏文明再经历一次消失扭曲，民族中的士性变成了麻木乃至奴性，华夏文明的创新精神变成固步自封，于是，一个曾经无比骄傲自豪的民族变得鄙薄自己、崇拜起曾经称为“蕃”“夷”的外洋了——历史真是令人可叹。
“吾辈引以为傲的华夏中国，何以几次危亡于胡族之下？”
名可秀道：“史家论五胡乱华之因，多言魏武、晋武二帝时期内迁胡族为罹难之因。此为只观其表，而未剖其里。国家致祸，如人之患疾，外因为端，内因为本。西晋倾于胡族其内因有三——罢州郡武备致地方无兵为一，分封八王允封国有兵为二，君臣尚清谈而不务庶政为三；大宋罹难靖康之祸其内因也有三——兵事废弛为其一，内政昏乱为其二，联辽攻金为其三。但综论两朝胡祸肇生之内因，归根于君不明、臣不贤。昔三皇五帝时，治域不过几百里，民不过万，政简事易；商汤、周文武时，民口不过十万、百万；而今之天下，幅员万里，黎庶以千万计，岂可以几人裁决天下？——国家就坏在君主j□j和二三大臣秉政上。”
众人听到她说“国家就坏在君主独.裁”时，没有面露异色的。
在座这些人，都是有弘道之志的士大夫精英，对于皇帝的看法，当然不会如普通百姓一般，提起天子、官家，就发自内心的肃然敬畏。
他们清楚，皇帝不是“天命择定”，只是因为王朝血统而居于至尊之位的人而已。但凡是人，就分贤愚，皇帝亦然。
而且，皇帝的见识往往不如大臣。做官的，天南地北都能去，但皇帝不可能。大宋的皇帝除非封禅、亲征，否则京城南郊的圜丘祭坛，就是皇帝能离开京城的最远距离。而封禅、亲征的可能性为零。即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皇帝能去的不过京城这片地，而且绝大多数时日只能蜷居深宫之中。从没有登临过巍巍高山，从没有眼见过稻黄桑绿，更不可能看得到天下黎民的生活，目睹苍生的艰辛。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掌握了几千万人的命运。
所以，历朝贤明之君很少，昏庸之君多。除了道德不修外，很大原因就是当皇帝的见识不足，故易为奸臣所欺瞒，做不了明君。
而将国家治政寄望于皇帝的英明，就如撞大运般不可靠。运气不好，搁上个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见事不明的皇帝，那就有乱政之患。对此，大宋的士大夫们认识尤为深刻。
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志，还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权利，他们会竭力向皇帝灌输“人主不可废天下之公议”、“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等意识，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如，宰相赵普对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直接告诉皇帝不得以皇权乱法。又如，仁宗曾以手诏裁决近臣之罪，而不交付大理寺审判，谏官王贽直言指责：“一切出于圣断，有伤政体！”再如，枢密使富弼批评神宗：“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明白指出，即使皇帝陛下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祸致乱。又如，赵佶诏令不经中书，便有御史上书责言：“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
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与大宋两条祖制——“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密切相关，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这个“治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即：“凡废置予夺，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事中、舍人可以封驳，台、谏可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可易也。”
所以，名可秀批评君主独.裁是国家祸乱之源，座中没有认为她说得不对的——抑制皇权是真正为“士”者的共识。
“但是，何以抑制皇帝的权力？”名可秀接着问道。
“与君权相对者，为臣权。然而扩大臣权以制君权，也可能为祸江山——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朱温篡唐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无不是臣权为大，以致篡朝改姓迭起，华夏战乱不休，民生凋敝，更使胡族坐大为患。”
众人不由心忖，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扩大臣权以制君权。甚至可以说，以他们掌控的军政权力，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势力和商盟财富，想要颠覆赵宋江山并不是很难的事——而这，恰印证了臣权过大为祸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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