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分卷阅读469
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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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只要有利可图，绝不会执著于盐荼经营，而会伺机进行“交引”、“交钞”的低吸高抛，赚取其中差价。
这种投机行为最终催生了一个新行当——交引铺行，但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进入这个行当。钞引交易，动辄几万贯、十几万贯，甚至几十万贯，有这个实力投机的，不是豪商就是巨贾，且拥有金银铺、彩帛铺这类高价值的行铺作担保，方玩得起这交引交钞的投机买卖。
朝廷许可了该行当的合法性，并规定交引铺户以个人身家为抵押，家产抵押估值达到官府限定的最低保额，就可取得榷货务戳记发出的印历（经营凭证），又规定大宋商人凡是到榷货务兑付钞引的，必须有交引铺户作保方可兑钱，官府以此防止伪钞伪引和冒名支请的情况出现。
交引铺最先成立在东京，铺户得了这种做保的特权，更是势大气粗。对城内行户，多半无条件做保；若不是城内行户，就拒绝做保，迫使客商无法兑付钞引只得折价买给交引铺，交引铺再提价转卖给茶商盐商，获取厚利；即使有同意做保的，也往往索取贿赂，然后与榷货务的官吏坐地分赃，于是官商相护。
这就苦了大批外来客商，尤其是从事边贸的客商。边贸商人获利的大宗是供应朝廷边军的消费，譬如粮食、茶、盐，军方按边价支付钞引（一般高于内价），但客商必须持引到京城才能兑付现钱。于是，便少不得要受京城交引铺的折价强买或勒索克扣，即使郁愤不平也无处诉冤。
弘义盟初涉交引行，自然不敢轻易与京城豪贾叫板，即便使出解数打入这龙虎盘踞的京师交引行，也意味着必须遵从它里面的潜规则，这自非花惜若的谋算——跟从只能舔小利，唯有破局造局才能成就霸主！
花惜若的交引总铺设在杭州，又在洛阳城和新郑分别开了家分铺，避开京师龙争虎斗之地。宋商边军贸易的对象是北军和西军，从北军南下入东京略往西绕点道就过新郑，从西军出来入东京则多经洛阳，花惜若在这两城设交引分铺无疑是在京师交引铺的前方“截道劫财”。
弘义盟的交引铺在营利模式上也与京城交引铺略有不同，相同的是均做炒卖交易，是出入京城界身巷（金银彩帛钞引交易地）的常客，不同的是承兑客商钞引，支付现钱收兑付费。这种做法非官府允许，但也没有明文说违法，走的是条擦边道。
边商选择在四海交引铺兑付虽然要支五分利（每一百贯支五贯），但比起在京城兑付受交引铺的折买或盘剥却是划算多了，更何况洛阳、新郑距离东京都近，提了现钱到京城办货也极方便，边商权衡下自是宁愿到四海铺兑现。
花惜若这一把把金银铜钱洒出去，收来这些钞引做什么？既非折价收购，自然不能及时出手赚炒卖差价；若去京城兑钱便成了只赚手续费的小利，自非花惜若所谋。
这些钞引事实上除了兑钱外，还可当作提货凭证使用。弘义盟的人拿着这些钞引去茶场盐场提取茶盐，又入彩帛绮罗，一起贩运到河北西北边境。其中少部分卖给边军换钞引，大部分却进入边境榷场以货易货，低价易回大批貂皮、海豹皮、人参、麝香、羚角、红花等货，有时瞅准时机也入牛羊活物，运入内地再高价出售，获利达双倍。
由于名重生与西军种家交谊深厚，种师道长孙种瑜更自幼拜于其门下习武，名氏在西、北两境的军供和榷场物贸便在种师道的暗中招呼下做得顺风顺水，即使北军也要给两分面子。正所谓水深好行船，弘义盟的优势在于“半黑半白”，以江湖帮派势力护送大规模长途贩运的安全，又以蒸蒸日上的财力支撑江湖势力的扩展，“黑”道商道两厢借力，发展势头迅猛。
花惜若在此大好形势下，又踏足进入了另一个邻近行当——交子兑便铺。
交子铺在宋初已出现，原为蜀商创办并发行私交子，后来被收为官方发行，交子便由民间的现钱保管凭证变成了官方纸币，私营交子铺被朝廷禁止。后来，由于交子兑付的不便，就有商贾看到其中之利开设兑便铺，客商将现钱存入铺头，支付三分至五分利作为存取费，铺头开出特制凭证，称作“票帖”，若存金为金票帖，存银为银票帖，存铜钱则为钱票帖——客商兑现时凭票帖支取。这种票帖也可转让，兑便铺认票不认人。
由于票帖比交子方便，使用的客商越来越多，这类兑便铺渐渐开多起来，后来出现有铺主私熔储户存下的铜钱，铸作铜器后再高价出售，被官府严令取缔。这种行当便消停了下去，再后来，随着交引铺的兴起和扩大，这兑便铺又悄悄开了起来。
因兑便铺的票帖比交子好使，不但存兑方便，而且不用受交子务官吏揩油，并且只要铺商有实力不破产，还勿需惧会如交子般贬值——赵佶当政的大观二年，面值一千文的纸币只能兑钱百文、甚至跌到十几文，官员百姓都是叫苦不迭。因此，在很多商人甚至地方官眼里，这朝廷发行纸币的信用还不如那些豪商巨贾开的兑便铺让人踏实。至少，民间兑便铺出了事还能告官求索赔偿，这官府纸币跌了能找朝廷去要钱么？
若真敢去要，那倒真应了句话：老寿星公上吊——不想活了！
是以，这兑便铺虽然没有交子务的官方威信，却因这一二三的原因渐得大小商人的青睐，尤其那些有实力有信誉的兑铺开出的票帖更广为商家接受使用，若有士人贵家远行、或在奢华之地用度也多出票帖代钱，于是这“金银钱票帖”便渐渐成了一种变相纸币，与交子同流通。卫希颜当年初进东京为见李师师一面，那张忍痛进献给撷芳楼老鸨的银票，即是京城「大通兑便铺」制发出来的存银票帖。
花惜若当年决意从交引行再涉足兑便行，绝非一时盲动。她从兑便铺里嗅出了隐藏的比交引铺更巨大的利益——
若说她开的交引铺兑有钞引是先支钱后获利，那么兑便铺就是先得钱后获利，前者是用自家的钱生利，后者却是用别人的钱生利。
乍看起来，存入兑便铺的钱终归要支回去，不属于兑便铺所有，似乎只赚了个保管费，但实则不然。客商从存到取一般总有个周期，这个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商人从存钱到再入货的时差，从贩货卖货的路途来算，少则一月，多则三五月半年，甚至有长期交易的相熟商人在买卖时直接使用双方都信得过的票帖支付，于是这个取现的周期更长。而这个周期，就相当于是给了兑便铺一个用别人钱周转生利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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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只要有利可图，绝不会执著于盐荼经营，而会伺机进行“交引”、“交钞”的低吸高抛，赚取其中差价。
这种投机行为最终催生了一个新行当——交引铺行，但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进入这个行当。钞引交易，动辄几万贯、十几万贯，甚至几十万贯，有这个实力投机的，不是豪商就是巨贾，且拥有金银铺、彩帛铺这类高价值的行铺作担保，方玩得起这交引交钞的投机买卖。
朝廷许可了该行当的合法性，并规定交引铺户以个人身家为抵押，家产抵押估值达到官府限定的最低保额，就可取得榷货务戳记发出的印历（经营凭证），又规定大宋商人凡是到榷货务兑付钞引的，必须有交引铺户作保方可兑钱，官府以此防止伪钞伪引和冒名支请的情况出现。
交引铺最先成立在东京，铺户得了这种做保的特权，更是势大气粗。对城内行户，多半无条件做保；若不是城内行户，就拒绝做保，迫使客商无法兑付钞引只得折价买给交引铺，交引铺再提价转卖给茶商盐商，获取厚利；即使有同意做保的，也往往索取贿赂，然后与榷货务的官吏坐地分赃，于是官商相护。
这就苦了大批外来客商，尤其是从事边贸的客商。边贸商人获利的大宗是供应朝廷边军的消费，譬如粮食、茶、盐，军方按边价支付钞引（一般高于内价），但客商必须持引到京城才能兑付现钱。于是，便少不得要受京城交引铺的折价强买或勒索克扣，即使郁愤不平也无处诉冤。
弘义盟初涉交引行，自然不敢轻易与京城豪贾叫板，即便使出解数打入这龙虎盘踞的京师交引行，也意味着必须遵从它里面的潜规则，这自非花惜若的谋算——跟从只能舔小利，唯有破局造局才能成就霸主！
花惜若的交引总铺设在杭州，又在洛阳城和新郑分别开了家分铺，避开京师龙争虎斗之地。宋商边军贸易的对象是北军和西军，从北军南下入东京略往西绕点道就过新郑，从西军出来入东京则多经洛阳，花惜若在这两城设交引分铺无疑是在京师交引铺的前方“截道劫财”。
弘义盟的交引铺在营利模式上也与京城交引铺略有不同，相同的是均做炒卖交易，是出入京城界身巷（金银彩帛钞引交易地）的常客，不同的是承兑客商钞引，支付现钱收兑付费。这种做法非官府允许，但也没有明文说违法，走的是条擦边道。
边商选择在四海交引铺兑付虽然要支五分利（每一百贯支五贯），但比起在京城兑付受交引铺的折买或盘剥却是划算多了，更何况洛阳、新郑距离东京都近，提了现钱到京城办货也极方便，边商权衡下自是宁愿到四海铺兑现。
花惜若这一把把金银铜钱洒出去，收来这些钞引做什么？既非折价收购，自然不能及时出手赚炒卖差价；若去京城兑钱便成了只赚手续费的小利，自非花惜若所谋。
这些钞引事实上除了兑钱外，还可当作提货凭证使用。弘义盟的人拿着这些钞引去茶场盐场提取茶盐，又入彩帛绮罗，一起贩运到河北西北边境。其中少部分卖给边军换钞引，大部分却进入边境榷场以货易货，低价易回大批貂皮、海豹皮、人参、麝香、羚角、红花等货，有时瞅准时机也入牛羊活物，运入内地再高价出售，获利达双倍。
由于名重生与西军种家交谊深厚，种师道长孙种瑜更自幼拜于其门下习武，名氏在西、北两境的军供和榷场物贸便在种师道的暗中招呼下做得顺风顺水，即使北军也要给两分面子。正所谓水深好行船，弘义盟的优势在于“半黑半白”，以江湖帮派势力护送大规模长途贩运的安全，又以蒸蒸日上的财力支撑江湖势力的扩展，“黑”道商道两厢借力，发展势头迅猛。
花惜若在此大好形势下，又踏足进入了另一个邻近行当——交子兑便铺。
交子铺在宋初已出现，原为蜀商创办并发行私交子，后来被收为官方发行，交子便由民间的现钱保管凭证变成了官方纸币，私营交子铺被朝廷禁止。后来，由于交子兑付的不便，就有商贾看到其中之利开设兑便铺，客商将现钱存入铺头，支付三分至五分利作为存取费，铺头开出特制凭证，称作“票帖”，若存金为金票帖，存银为银票帖，存铜钱则为钱票帖——客商兑现时凭票帖支取。这种票帖也可转让，兑便铺认票不认人。
由于票帖比交子方便，使用的客商越来越多，这类兑便铺渐渐开多起来，后来出现有铺主私熔储户存下的铜钱，铸作铜器后再高价出售，被官府严令取缔。这种行当便消停了下去，再后来，随着交引铺的兴起和扩大，这兑便铺又悄悄开了起来。
因兑便铺的票帖比交子好使，不但存兑方便，而且不用受交子务官吏揩油，并且只要铺商有实力不破产，还勿需惧会如交子般贬值——赵佶当政的大观二年，面值一千文的纸币只能兑钱百文、甚至跌到十几文，官员百姓都是叫苦不迭。因此，在很多商人甚至地方官眼里，这朝廷发行纸币的信用还不如那些豪商巨贾开的兑便铺让人踏实。至少，民间兑便铺出了事还能告官求索赔偿，这官府纸币跌了能找朝廷去要钱么？
若真敢去要，那倒真应了句话：老寿星公上吊——不想活了！
是以，这兑便铺虽然没有交子务的官方威信，却因这一二三的原因渐得大小商人的青睐，尤其那些有实力有信誉的兑铺开出的票帖更广为商家接受使用，若有士人贵家远行、或在奢华之地用度也多出票帖代钱，于是这“金银钱票帖”便渐渐成了一种变相纸币，与交子同流通。卫希颜当年初进东京为见李师师一面，那张忍痛进献给撷芳楼老鸨的银票，即是京城「大通兑便铺」制发出来的存银票帖。
花惜若当年决意从交引行再涉足兑便行，绝非一时盲动。她从兑便铺里嗅出了隐藏的比交引铺更巨大的利益——
若说她开的交引铺兑有钞引是先支钱后获利，那么兑便铺就是先得钱后获利，前者是用自家的钱生利，后者却是用别人的钱生利。
乍看起来，存入兑便铺的钱终归要支回去，不属于兑便铺所有，似乎只赚了个保管费，但实则不然。客商从存到取一般总有个周期，这个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商人从存钱到再入货的时差，从贩货卖货的路途来算，少则一月，多则三五月半年，甚至有长期交易的相熟商人在买卖时直接使用双方都信得过的票帖支付，于是这个取现的周期更长。而这个周期，就相当于是给了兑便铺一个用别人钱周转生利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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