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泽谦吉感受到来自田首相的强大压力，谈判拖拖拉拉了几近一个月，山东形势巨变，原本被他当做杀手锏的韩复榘和斋藤均没有按照既定策略行动，本应遥相呼应的两人却打在了一起。
最终韩复榘被赶入河南，斋藤则撒着欢一路杀到了天津。最让他愤怒的是吴孝良居然成为这次冲突的最大赢家，不但控制了鲁西地区，还夺取了斋藤放弃的河北省内津浦路沿线。可据情报所言，吴孝良正式编练成军的部队，只有一师一旅，如何能占领这么多地盘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迫于当前山东形势，谦泽芳吉自感筹码尽失，如果急于谈判必然被动无比，但来自田首相的压力一天大过一天，是到该有所了结的时候了。
吴孝良态度很坚决，仍旧是那三条为最低底线，撤军道歉赔款。
芳泽谦吉此时也不得不放下皇国公使的架子，自己战略部署有失，但又为了尽快完成田首相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得只好降低条件。
“将军阁下，撤军和道歉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皇国对此毫无异议，只赔款一事，却要慢慢来议。”
双方剑拔弩张已久，芳泽谦吉突然松口，既让吴孝良惊讶，却又在他意料之。在吴孝良印象，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从来不肯吃半点亏，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被看做耻辱，如此务实的作风已经将他此前的印象完全颠覆。
吴孝良略一思量，“赔款事宜自然不好此时便定下准数，待贵方撤军后，宜由日两国组成联合调查组，勘验损失，再做决定。”
这么说等于委婉的表示让步，也给国民政府一个转寰的余地。吴孝良心里清楚，这笔赔款恐怕是很难在日本那里要来的，如果因为这件事连累撤军事宜便会得不偿失，不如先搁置争议，将当务之急的撤军问题解决掉。
日双方各让一步，很快《日济案协定》出炉，其具有以下条款：
1：自签订协定起，日军在山东日军即刻全部撤离。
2：日本政府将就在济南冲突，对无辜国平民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
3：方损害，则应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两月内勘验清楚，做出赔偿。
此条款一出，并未如山东谈判人员所预料的一般举国欢腾，各界媒体毁誉参半，其天津《大公报》旗帜鲜明的对协定内容表示肯定，称压迫日军无条件撤军，并能争取到道歉与赔款，已经开了国自满清开始对外外交行动重大胜利之先河。也有报纸称，山东省政府主席吴孝良为了自家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
北京《顺天时报》公开表示，日协定对蔡公时惨案一事只字未提，指责吴孝良以此换取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权，实际是出卖国家公义之士的国贼汉奸。
除了支持与反对者，还有一部分报纸如上海《申报》则客观肯的评价了此次协定。首先，这个协定绝对国政府有利，该争取到的权益全部争取到了，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涉及到赔偿的事宜语焉不详，虽然约定两月内勘验损失后再做赔偿定量，但以日本政府的蛮横难保不会不了了之。再有就是蔡公时惨案的问题，协定的确只字未提，但也是无可奈何，即便提了国衰弱又如何能让强盗自损战将？
吴孝良对国内媒体的各种报道付之一笑，《大公报》是自家产业，孙家钰早就奉令将之收购，他来自前世太了解舆论风向在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此掌握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新闻喉舌是极为必要的。吴孝良的远见的确令孙家钰叹服不止，韩张冲突便是由《大公报》的报道引起，山东省府也由此窥得机会，统一山东省内各县。
十二月二十日，占领济南达半年之久的日军第六师团终于撤军，第十一旅团由与此前的军事行动此刻已经驻扎天津，所以撤出济南的日军驻军只有福田彦助的第六师团。当日，满城百姓欢声雷动，家家户户鸣放鞭炮，人们走上街头奔走相告。
酒肆茶馆弥漫着一股压抑许久的兴奋，虽然只是日军撤退，但也被人们看做是一个难得的大胜利。
“听说撵走小日本的是咱们山东信任省主席，叫吴什么的……”
“吴孝良，据说此人年不满三十，统兵十万，青面獠牙，眼如铜铃……”
四周一片哄笑之声，有人立即反驳道：
“得了吧，您这是说书那，那不成怪物了，俺有亲戚在临淄，可是听说这吴主席面如冠玉，端的是位美男子！”
众人皆是一片赞许之声，这才符合他们心目大英雄的美好形象，不过有人却担心。
“吴主席发迹在临淄，这省会没准便一直在那了吧？”
这道出了许多人隐隐的担忧，毕竟身为一省之会的治下之民，这其隐含的骄傲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但很快就有人分析出这种可能性极低。
“济南地处交通要道，津浦路胶济铁路在此地交汇，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山东省最合适的省会城市，临淄弹丸小城，人口不过十万，哪里又比得过济南？”
众人又是长吁一口气，他们也觉得是这个理儿，纷纷为自己没来由的杞人忧天而觉得好笑。
就在济南市民为省会到底定在哪里杞人忧天的时候，大洋另一端的首相官邸内，日本内阁首相田义一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艰难境地，为了缓解因为济南军事行动由美英带来的压力，他敦促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可以适当降低条件，以尽快撤出山东。原本这也不算什么，但他在这之前将陆军狠狠的得罪了一把。
五月份发生的“白旗堡事件”张作霖惨被炸死，这种过激行为得到了田的严厉打击，在天皇面前保证，一定严惩此事的直接主谋河本大作。怎奈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对此矢口否认，护住了河本大作。由此，陆军便与内阁有了隔阂，因此当陆军知悉这次谈判损害了他们的声誉时，便纷纷将矛头指向田首相。
田义一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他敦促尽快解决济南事件的行为，竟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反对势力的整合。
最终韩复榘被赶入河南，斋藤则撒着欢一路杀到了天津。最让他愤怒的是吴孝良居然成为这次冲突的最大赢家，不但控制了鲁西地区，还夺取了斋藤放弃的河北省内津浦路沿线。可据情报所言，吴孝良正式编练成军的部队，只有一师一旅，如何能占领这么多地盘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迫于当前山东形势，谦泽芳吉自感筹码尽失，如果急于谈判必然被动无比，但来自田首相的压力一天大过一天，是到该有所了结的时候了。
吴孝良态度很坚决，仍旧是那三条为最低底线，撤军道歉赔款。
芳泽谦吉此时也不得不放下皇国公使的架子，自己战略部署有失，但又为了尽快完成田首相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得只好降低条件。
“将军阁下，撤军和道歉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皇国对此毫无异议，只赔款一事，却要慢慢来议。”
双方剑拔弩张已久，芳泽谦吉突然松口，既让吴孝良惊讶，却又在他意料之。在吴孝良印象，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从来不肯吃半点亏，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被看做耻辱，如此务实的作风已经将他此前的印象完全颠覆。
吴孝良略一思量，“赔款事宜自然不好此时便定下准数，待贵方撤军后，宜由日两国组成联合调查组，勘验损失，再做决定。”
这么说等于委婉的表示让步，也给国民政府一个转寰的余地。吴孝良心里清楚，这笔赔款恐怕是很难在日本那里要来的，如果因为这件事连累撤军事宜便会得不偿失，不如先搁置争议，将当务之急的撤军问题解决掉。
日双方各让一步，很快《日济案协定》出炉，其具有以下条款：
1：自签订协定起，日军在山东日军即刻全部撤离。
2：日本政府将就在济南冲突，对无辜国平民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
3：方损害，则应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两月内勘验清楚，做出赔偿。
此条款一出，并未如山东谈判人员所预料的一般举国欢腾，各界媒体毁誉参半，其天津《大公报》旗帜鲜明的对协定内容表示肯定，称压迫日军无条件撤军，并能争取到道歉与赔款，已经开了国自满清开始对外外交行动重大胜利之先河。也有报纸称，山东省政府主席吴孝良为了自家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
北京《顺天时报》公开表示，日协定对蔡公时惨案一事只字未提，指责吴孝良以此换取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权，实际是出卖国家公义之士的国贼汉奸。
除了支持与反对者，还有一部分报纸如上海《申报》则客观肯的评价了此次协定。首先，这个协定绝对国政府有利，该争取到的权益全部争取到了，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涉及到赔偿的事宜语焉不详，虽然约定两月内勘验损失后再做赔偿定量，但以日本政府的蛮横难保不会不了了之。再有就是蔡公时惨案的问题，协定的确只字未提，但也是无可奈何，即便提了国衰弱又如何能让强盗自损战将？
吴孝良对国内媒体的各种报道付之一笑，《大公报》是自家产业，孙家钰早就奉令将之收购，他来自前世太了解舆论风向在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此掌握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新闻喉舌是极为必要的。吴孝良的远见的确令孙家钰叹服不止，韩张冲突便是由《大公报》的报道引起，山东省府也由此窥得机会，统一山东省内各县。
十二月二十日，占领济南达半年之久的日军第六师团终于撤军，第十一旅团由与此前的军事行动此刻已经驻扎天津，所以撤出济南的日军驻军只有福田彦助的第六师团。当日，满城百姓欢声雷动，家家户户鸣放鞭炮，人们走上街头奔走相告。
酒肆茶馆弥漫着一股压抑许久的兴奋，虽然只是日军撤退，但也被人们看做是一个难得的大胜利。
“听说撵走小日本的是咱们山东信任省主席，叫吴什么的……”
“吴孝良，据说此人年不满三十，统兵十万，青面獠牙，眼如铜铃……”
四周一片哄笑之声，有人立即反驳道：
“得了吧，您这是说书那，那不成怪物了，俺有亲戚在临淄，可是听说这吴主席面如冠玉，端的是位美男子！”
众人皆是一片赞许之声，这才符合他们心目大英雄的美好形象，不过有人却担心。
“吴主席发迹在临淄，这省会没准便一直在那了吧？”
这道出了许多人隐隐的担忧，毕竟身为一省之会的治下之民，这其隐含的骄傲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但很快就有人分析出这种可能性极低。
“济南地处交通要道，津浦路胶济铁路在此地交汇，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山东省最合适的省会城市，临淄弹丸小城，人口不过十万，哪里又比得过济南？”
众人又是长吁一口气，他们也觉得是这个理儿，纷纷为自己没来由的杞人忧天而觉得好笑。
就在济南市民为省会到底定在哪里杞人忧天的时候，大洋另一端的首相官邸内，日本内阁首相田义一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艰难境地，为了缓解因为济南军事行动由美英带来的压力，他敦促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可以适当降低条件，以尽快撤出山东。原本这也不算什么，但他在这之前将陆军狠狠的得罪了一把。
五月份发生的“白旗堡事件”张作霖惨被炸死，这种过激行为得到了田的严厉打击，在天皇面前保证，一定严惩此事的直接主谋河本大作。怎奈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对此矢口否认，护住了河本大作。由此，陆军便与内阁有了隔阂，因此当陆军知悉这次谈判损害了他们的声誉时，便纷纷将矛头指向田首相。
田义一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他敦促尽快解决济南事件的行为，竟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反对势力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