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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书房里,礼部尚书覃秋白说道:“秦王,当年明太祖占领江南后,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又积累了数年,待实力雄厚,准备充足之后,才兴师北伐,是以北伐之战势如破竹,一举驱残元于万里之外。如今吾王定鼎金陵才一年,南方尚未扫清就兴师北伐,是不是太过于仓促了?”
他的意思,比杨廷麟更为保守,杨廷麟考虑到北方无数汉人沦陷胡尘,支持尽快北伐,只是对杨慎提出打夏收时间差的策略有疑问,认为这样太仓促,这一点秦牧自己也承认,是有点仓促,但从杨廷麟的意思听来,他是支持在今年北伐的。
而覃秋白的意思,显然是想再积蓄几年,等大秦实力更加雄厚之后再北伐。
内阁辅司马安当即摇头道:“覃尚书所,本官不敢苟同,前车虽可鉴,但凡事不可一味套用前人之策。正所谓时也,势也,我大秦面临的时势,与明太祖面临的元末时势大为不同,若是一味套用明太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实为不智也。”
司马安的话让覃秋白暗暗有些不快,当即问道:“还请司马阁老赐教,这二者之间有何不同?”
御书房里的其他大臣,也都将目光投向司马安,想看看他有何独特的见解。
司马安沉稳地说道:“这不同之处,第一,元末之时,未有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湖广的开更远远没有达到我朝这等水平,在吾王精心治理之下,如今的湖广粮食产量已经隐隐超越江南,至少可以与江南齐驾并驱了,是以。广积粮这一点,明太祖需要几年时间,而我朝只要一两年就可以了。
第二点,高筑墙。明太祖高筑墙,是因为南方尚有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威胁。方今纵观天下,南方虽然还有广东、广西两省之地未纳入大秦治下,但论其威胁,实不足虑矣。况乎,明太祖所筑高墙尚在,我大秦有必要再筑墙吗?
第三点,缓称王,这一点若不是秦王一早下誓。不驱鞑虏出中原不称帝,以秦王之望,再有传国玉玺以正天命,秦王称帝已不为早矣。
最重要的一点是,满清不是腐朽的蒙元。当初的元顺帝荒淫无道,百官庸碌无能,时间拖得越久,对朱明越有利。
我而大秦面对的满清则不然,凭心而论,多尔衮等人皆可称之为雄才伟略,不可轻视。满清虽然也有许多内部矛盾,但这些内部矛盾一但没有我朝的强大压力,很快就会被化解;
再看多尔衮如今在北方施政,其注重展民生,加上北方经历多年战乱,民心思定。若是再让多尔衮经营几年,我朝再想北伐,难矣!
一而遮之,如今与元末不可同日而语,我朝若不能趁满清立足未稳。一举将其逐出中原,只怕宋金分南北而治之世又将重现。”
在秦牧看来,司马安这番高屋建瓴的话,绝对可作为大秦纲领性的政策来看待。
确实,多尔衮可不是元顺帝,元顺帝时期,蒙元已经腐朽不堪,再留他几年也无妨。
而现在的满清,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虽然经几战败,损失惨重,但它的内部并没有腐朽僵化,多尔衮身边汇聚了不少人才,如果再容他几年,到时还指不定谁伐谁呢。
所以,尽快北伐,对大秦有利;再等几个的话,对满清有利。
对这个大方向必须有清醒的认知。
这下不光是覃秋白说不出反对的话来,御书房里的其它大臣,也都没有再反对尽快北伐了。
秦牧见没有人反对,立即对户部尚书刘伯全说道:“刘尚书,那就尽快筹措粮草吧。”
“是,秦王。”
“有关粮草的筹措,本王以为,实不必完全着眼于国内。”秦牧接着说道:“吕宋生的针对我汉人的大屠杀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西夷胆敢到我大秦家门口来施此暴行,必须施以严惩,就让皇家海军用大炮向他们宣泄愤怒吧。
再有一点,南洋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稻米一年三熟。这个季节,南洋很多地方已经收割第一季稻子,让海军南征吕宋,既可惩戒一下西夷,又可以补充一下北伐的粮草,此事诸位大臣以为如何啊?”
秦牧说完,目露凌光扫向在坐有大臣,杨廷麟却是不惧,出来说道:“秦王,孟子有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如今西夷屠戮汉人,是为不仁,吾王出兵惩戒一番也就是了,若是出兵以掠夺为目的,则与西夷何异?
臣以为,吾王贵为上国之君,此例一开,恐导人向恶,世人因此尔虞我诈,永不知足,众叛亲离。心变了,世就变了,当知世间一切唯心眼所现。
所以君子见邪僻,唯恐避之而不及,小人见邪僻,却狂傲自恃不以为然。是以君子视善、语善、行善,博学于文,守之以礼,仁而爱人,持而久之,所行之处无处不得自在”
“杨尚书!”秦牧见他滔滔不绝,忍不住打断他道:“杨尚书学富五车,当知晏子使楚之事吧?本王记得晏子答楚王的一段话,大概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
齐国派遣使臣,贤明的人就派遣他出使贤明的国君,无能的人就派遣他出使无能的国君;换而之就是,对什么样的人,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中庸》亦云: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今西夷不仁,土人猖獗残暴,戮我汉人,本王再向其讲仁义岂不是与虎谋皮?”
秦牧可不是泥腿子出身的人,以前好歹还背着个神童加才子的名头,你想用圣人之来说服他,他就引典据典反驳你,而且有理有节,驳得你哑口无。
总之,杨廷麟没再说什么,其他人也知道,秦王决心已下,想改变他的意志几乎不可能了,再说下去,只会触怒他。
秦牧见没人再出声反对,接着说道:“本王在宁波时,曾接见过朝鲜王之子李浚,并派人随其往返朝鲜。据李浚所,朝鲜上下皆心念中华上国,耻于做犬羊夷狄之藩属。本王有意在北伐之前,遣师一万登陆朝鲜,助其驱逐鞑虏,再以朝鲜为基地,兵逼辽东,对满清南北夹击,诸位大臣以为可行否?”
此次北伐,要动用的兵力,少也得有二三十万之数,相比之下,往朝鲜投送一万兵力不算什么,而且有朝鲜提供粮草补给,非常划算,即便是最保守的大臣,对此也没有什么异议。
司马安先出面表示赞同,其他人也纷纷附和,秦牧问道:“诸位大臣认为派何人率兵前往朝鲜最为合适?”
兵部尚书何亮答道:“臣以为宁远最为合适。”
左都御史邵华补充道:“臣也赞同以宁远为帅,臣另荐一人为副将。”
“邵卿要推荐何人?”
“秦王,螯拜归顺大秦不久,其留在燕京的一家四十七口,已全部被多尔衮诛戮,螯拜与多尔衮等人的仇恨,已无从化解,而其曾是满清第一勇士,对满清内部的况比任何人都熟悉,臣以为,用螯拜为副将,以朝鲜为依托,兵指辽东再适合不过。”
秦牧听了频频点头:“好,就让螯拜为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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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覃秋白的意思,显然是想再积蓄几年,等大秦实力更加雄厚之后再北伐。
内阁辅司马安当即摇头道:“覃尚书所,本官不敢苟同,前车虽可鉴,但凡事不可一味套用前人之策。正所谓时也,势也,我大秦面临的时势,与明太祖面临的元末时势大为不同,若是一味套用明太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实为不智也。”
司马安的话让覃秋白暗暗有些不快,当即问道:“还请司马阁老赐教,这二者之间有何不同?”
御书房里的其他大臣,也都将目光投向司马安,想看看他有何独特的见解。
司马安沉稳地说道:“这不同之处,第一,元末之时,未有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湖广的开更远远没有达到我朝这等水平,在吾王精心治理之下,如今的湖广粮食产量已经隐隐超越江南,至少可以与江南齐驾并驱了,是以。广积粮这一点,明太祖需要几年时间,而我朝只要一两年就可以了。
第二点,高筑墙。明太祖高筑墙,是因为南方尚有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威胁。方今纵观天下,南方虽然还有广东、广西两省之地未纳入大秦治下,但论其威胁,实不足虑矣。况乎,明太祖所筑高墙尚在,我大秦有必要再筑墙吗?
第三点,缓称王,这一点若不是秦王一早下誓。不驱鞑虏出中原不称帝,以秦王之望,再有传国玉玺以正天命,秦王称帝已不为早矣。
最重要的一点是,满清不是腐朽的蒙元。当初的元顺帝荒淫无道,百官庸碌无能,时间拖得越久,对朱明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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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牧看来,司马安这番高屋建瓴的话,绝对可作为大秦纲领性的政策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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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的满清,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虽然经几战败,损失惨重,但它的内部并没有腐朽僵化,多尔衮身边汇聚了不少人才,如果再容他几年,到时还指不定谁伐谁呢。
所以,尽快北伐,对大秦有利;再等几个的话,对满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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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不光是覃秋白说不出反对的话来,御书房里的其它大臣,也都没有再反对尽快北伐了。
秦牧见没有人反对,立即对户部尚书刘伯全说道:“刘尚书,那就尽快筹措粮草吧。”
“是,秦王。”
“有关粮草的筹措,本王以为,实不必完全着眼于国内。”秦牧接着说道:“吕宋生的针对我汉人的大屠杀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西夷胆敢到我大秦家门口来施此暴行,必须施以严惩,就让皇家海军用大炮向他们宣泄愤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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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为,吾王贵为上国之君,此例一开,恐导人向恶,世人因此尔虞我诈,永不知足,众叛亲离。心变了,世就变了,当知世间一切唯心眼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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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可不是泥腿子出身的人,以前好歹还背着个神童加才子的名头,你想用圣人之来说服他,他就引典据典反驳你,而且有理有节,驳得你哑口无。
总之,杨廷麟没再说什么,其他人也知道,秦王决心已下,想改变他的意志几乎不可能了,再说下去,只会触怒他。
秦牧见没人再出声反对,接着说道:“本王在宁波时,曾接见过朝鲜王之子李浚,并派人随其往返朝鲜。据李浚所,朝鲜上下皆心念中华上国,耻于做犬羊夷狄之藩属。本王有意在北伐之前,遣师一万登陆朝鲜,助其驱逐鞑虏,再以朝鲜为基地,兵逼辽东,对满清南北夹击,诸位大臣以为可行否?”
此次北伐,要动用的兵力,少也得有二三十万之数,相比之下,往朝鲜投送一万兵力不算什么,而且有朝鲜提供粮草补给,非常划算,即便是最保守的大臣,对此也没有什么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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