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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土司制度贯穿始终,其间虽然也有过改土归流的举措,但大都是被动的。
比如永乐年间对黔东思州、思南田氏土司改土归流。这次成功的案例并非明廷主动为之。
原因是掌控思州的田氏长房与撑控思南的三房两家反目成仇。连续几代人相互残杀不止,黔东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后来三房主动献土,明廷才乘机改土归流,并出兵灭掉思州田氏长房。
后来对播州杨氏土司、水东安氏土司改土归流,也是因为这些土司先发动了大规模叛乱,明廷平定叛乱后才顺势改土归流。
整个明代,对土司是比较优待的。中后期之后,由于明军战力低下,对土司军队也越来越倚重,经常得调用土司军队到中原来镇压叛乱,象石柱秦良玉,石屏的龙在田等,都曾长期进入中原为明廷作战。
象秦良玉那样深明大义的土司只是少数,大多数土司因为明廷的倚重,因而飞扬跋扈。明廷要靠他们平叛,无力管束,这些土司骄纵既久,越发桀骜不驯。进入中原平乱时,常常也趁机大肆抢掠,为祸不浅。
在他们的辖地周边,更是毫无忌惮,土司让土民四出抢掠,杀掳汉民,致使汉民不敢去耕作他们周边的土地,久而久之,这些土地便也变成他们的了。
有些则是汉人种下作物后,等到收成时,土司就纵土民来抢收,使劳作了一年的汉人颗粒无收。
官府调兵来,他们就遁入深山老林之中,这些地方穷僻,无法长期驻以大军,朝廷军队一走,他们又出来。劫掠如故。
总之,这种现在在明廷中后期的西南,已经是十分普遍,明廷忙于应付辽东。应付内地的叛乱,无力兼顾,西南土司的叛乱也越来越多。
只是改土归流有其特殊性,不是开十万大军过去,立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因此顾君恩甚至建议让云南乱久一点,借此消耗各个土司的实力。
现在的云南之乱,实际上是各个土司之间的乱战,黔国公沐天波原有一点军队,沙定洲袭取昆明时,沐天波仅靠几个侍卫保护。匆匆逃出昆明,连母亲和妻子都来不及带走。
他那点军队已经被沙定洲吞得连渣也不剩,现在全靠龙在田等土司在对抗沙定洲,换句话也就是说,这是各个土司在相互消耗。
顾君恩的建议。让秦牧很心动,与其继续让各个土司分治云南,不如让他乱久一点,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再一举平定,一劳永逸,从长远来说。这对云南百姓也是有好处的。
金磊也给秦牧献上了两策,他不疾不徐地说道:“秦王,除了各位大人所说的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外,微臣以为,针对已经平定地方。还有两策可用。”
“说来听听,是哪两策?”
“启奏秦王,微臣的两策一为治土人,明末以来,各地土司骄纵不法。为祸甚烈,且土人往往畏威而不记恩。因此,针对已经平定的土司,就应施以严惩,对那些影响力稍大的头人,要全数诛杀,一来可以避免他们死灰复燃,二来用以震慑土人,让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朝廷的安置。
二为收兵器,土人穷困而性暴,好勇斗狠,兵器随身携带,一言不合,立即拔刀相向,酿成血腥事件,这会使得汉人与土人之间仇恨加深,难以排解。这种长期对立心里常常是动乱的根源,因此,必须尽收土人兵器,并制定法令,严禁其携带兵器。”
“嗯,贡南言之有理,这两策确实是良策,非常有针对性。”秦牧频频点头,并直呼金磊的字,这是极其少见的。
象司马安等人作为大秦的国开元勋,才有机会让秦牧称先生。而称呼一个人的字,是一种亲近的体现,就连在坐的顾君恩和喻大猷,也不无羡慕之情。
经过一番商议,对西南各个土司,秦牧越发坚定了改土归流的决心,还是趁现在各个土司相互争斗,一举荡平他们,一劳永逸,以免后患无穷。
目前云南的情况是,以沙定洲为首的土司军队,大都是昆明以北的;而支持沐天波的石屏土司龙在田、宁州土司禄永命等,则多为昆明以南的。
这在云南隐隐形成了一种南北对抗的局面,双方胶着难下。
另一方面,表面上龙在田是在支持沐天波,但沐天波手上无兵无将,实际上他是受龙在田、禄永命所左右的,这些土司其实不过是利用黔国公在云南长期享有的威望,取得一个大义之名,想趁机坐大罢了。
当然,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整个云南,除了几处大的州府外,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土司的统治之下。
而且还有外部势力插手,在云南以南有一个洞吾国(缅甸),对云南也早已窥视已久,五十年前洞吾王莽应里曾率兵进犯云南,被当时的云南守将刘綎、邓子龙率兵击退。
现在的洞吾国王叫他隆,他之前的一位洞吾王阿那毕隆刚刚光复了下洞吾的所有失地,并收复了被葡人占领的沙廉,把葡萄牙侵略者驱逐出洞吾,从而再次完成了洞衙的统一。
他隆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的洞吾国称得上国富民强。继位以来他又一直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七年他还进行一次全国性普查,编制了各地户口、耕地面积、产量和税赋情况的调查统计,作为征税和征调劳役的依据。大大增加了洞吾国的国力。
洞吾国王在永乐年间曾受封为底兀剌宣慰使。云南有消息消息传回,沐天波已经派人向洞吾国求援,洞吾国很可能也会趁机派兵进入云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云南这趟水可就更浑了。
聊到这些后,喻大猷说道:“大秦的兵力有必要尽快进入云南,以施加大秦的影响力,但是我军进入云南之后,如何保持各方势力平衡,让他们斗得更久些,这倒是个难题。”
秦牧摇摇头说道:“不,一但我军进入云南,不管你愿不愿意,肯定会打破目前各方胶着的状态,想作壁上观,挑拔别人相互消耗,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这么蠢。”
喻大猷答道:“秦王所言甚是,臣也并非想让征南大将军作壁上观,只是我军进入云南后,如何能让各个土司继续争斗,以达到消耗他们的目的,这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才行。”
“本王看来,这并不是很难,我军只要从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主导者就行了,如今沙定洲既然敬酒不喝,那就给他来点罚酒。先灭掉他,取得他现在的主导权,再纠集现在依附他的那些土司,去对付南面的龙在田、禄永命等,这样就行了。”
司马凯连声附和道:“秦王明见万里,微臣以为此策大善,现在依附沙定洲的那些土司,大都是一些墙头草,既然是墙头草,他们就不会真为沙定洲卖命,等我军灭掉沙定洲后,他们转而依附我大秦是一定的。到时再让征南大将军指使他们去攻打南边的龙大田、禄永命等,我军主导了一方,胜负之间就容易把握得多,如此便可以一步步削弱之。”
秦牧让司马凯将大家商议出来的意见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策,一份用于通报金陵的内阁及六部大臣,让他们加以配合。一份发往贵州,供崔锋、何腾效等参用。
如果能先把云贵掌控住,两广就没有了回旋之地,或者说就成了瓮中之鳖,没地方跑了,将来对付起来会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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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土司制度贯穿始终,其间虽然也有过改土归流的举措,但大都是被动的。
比如永乐年间对黔东思州、思南田氏土司改土归流。这次成功的案例并非明廷主动为之。
原因是掌控思州的田氏长房与撑控思南的三房两家反目成仇。连续几代人相互残杀不止,黔东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后来三房主动献土,明廷才乘机改土归流,并出兵灭掉思州田氏长房。
后来对播州杨氏土司、水东安氏土司改土归流,也是因为这些土司先发动了大规模叛乱,明廷平定叛乱后才顺势改土归流。
整个明代,对土司是比较优待的。中后期之后,由于明军战力低下,对土司军队也越来越倚重,经常得调用土司军队到中原来镇压叛乱,象石柱秦良玉,石屏的龙在田等,都曾长期进入中原为明廷作战。
象秦良玉那样深明大义的土司只是少数,大多数土司因为明廷的倚重,因而飞扬跋扈。明廷要靠他们平叛,无力管束,这些土司骄纵既久,越发桀骜不驯。进入中原平乱时,常常也趁机大肆抢掠,为祸不浅。
在他们的辖地周边,更是毫无忌惮,土司让土民四出抢掠,杀掳汉民,致使汉民不敢去耕作他们周边的土地,久而久之,这些土地便也变成他们的了。
有些则是汉人种下作物后,等到收成时,土司就纵土民来抢收,使劳作了一年的汉人颗粒无收。
官府调兵来,他们就遁入深山老林之中,这些地方穷僻,无法长期驻以大军,朝廷军队一走,他们又出来。劫掠如故。
总之,这种现在在明廷中后期的西南,已经是十分普遍,明廷忙于应付辽东。应付内地的叛乱,无力兼顾,西南土司的叛乱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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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云南之乱,实际上是各个土司之间的乱战,黔国公沐天波原有一点军队,沙定洲袭取昆明时,沐天波仅靠几个侍卫保护。匆匆逃出昆明,连母亲和妻子都来不及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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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磊也给秦牧献上了两策,他不疾不徐地说道:“秦王,除了各位大人所说的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外,微臣以为,针对已经平定地方。还有两策可用。”
“说来听听,是哪两策?”
“启奏秦王,微臣的两策一为治土人,明末以来,各地土司骄纵不法。为祸甚烈,且土人往往畏威而不记恩。因此,针对已经平定的土司,就应施以严惩,对那些影响力稍大的头人,要全数诛杀,一来可以避免他们死灰复燃,二来用以震慑土人,让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朝廷的安置。
二为收兵器,土人穷困而性暴,好勇斗狠,兵器随身携带,一言不合,立即拔刀相向,酿成血腥事件,这会使得汉人与土人之间仇恨加深,难以排解。这种长期对立心里常常是动乱的根源,因此,必须尽收土人兵器,并制定法令,严禁其携带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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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司马安等人作为大秦的国开元勋,才有机会让秦牧称先生。而称呼一个人的字,是一种亲近的体现,就连在坐的顾君恩和喻大猷,也不无羡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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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云南的情况是,以沙定洲为首的土司军队,大都是昆明以北的;而支持沐天波的石屏土司龙在田、宁州土司禄永命等,则多为昆明以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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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王看来,这并不是很难,我军只要从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主导者就行了,如今沙定洲既然敬酒不喝,那就给他来点罚酒。先灭掉他,取得他现在的主导权,再纠集现在依附他的那些土司,去对付南面的龙在田、禄永命等,这样就行了。”
司马凯连声附和道:“秦王明见万里,微臣以为此策大善,现在依附沙定洲的那些土司,大都是一些墙头草,既然是墙头草,他们就不会真为沙定洲卖命,等我军灭掉沙定洲后,他们转而依附我大秦是一定的。到时再让征南大将军指使他们去攻打南边的龙大田、禄永命等,我军主导了一方,胜负之间就容易把握得多,如此便可以一步步削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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