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之一，虽然在历史上不断出现战争，不断出现杀戮，但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如此，不同的是这都不是中华人主动的追求。````只有在受到外来异民族过度的侵略，或受到贪暴官员过度的迫害时，才会发出壮烈的反击。中华民族真正的英雄气概和高贵的精神价值，在反击中全部显露，也在这种反击中，滚雪球般地不断壮大。
纵观历史，中国象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水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昂然的仍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国战的结局似乎已经没有悬念，连性质都正在变成中央政权对割据势力的讨伐和征剿，名为中兴、实同再造的新王朝重新屹立，但这是否意味着战乱时代结束后那么蓬勃振作的立即复兴呢？
在某些的史学家看来，自明朝起，中国便进入了大黑暗时代。而在朱永兴看来，明朝固然采取了一系列的窒息民族灵性、伤害人性尊严的措施，比如朱八八的文字狱，八股取士使知识分子的头脑一天比一天僵化，但与历史上的满清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如果象满清那样，因为固有文化太低，以致除了全盘接受明王朝的政治形态和儒家理学思想外，别无选择。而接受的结果，便使其无力拨开黑暗时代残留下来沉重的压力。
想要精神饱满地一跃而起，使饱受摧残的中华民族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全世界万邦之中。充当忠实、强大、光荣的角色，并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朱永兴便要与已不能适应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作斗争，而悠久的封建历史的积淀在此时恰恰成了他的巨大阻力。
“不考八股，朕已下了旨意，绝无更改。”朱永兴有些烦躁。看着总理处整理出来的各地官员的奏章大皱眉头，连看都懒得看。
查如龙暗地叫苦，科举对读书人的重要性，以及读书人的心态，他是至为了然的。所以，他才想劝朱永兴稍微变更一下，不要过于急进。
在封建社会，科举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还颁布一种试卷格式，便是八股。
而令朱永兴最为厌恶的并不是八股这种文章的体裁，而是八股的主要的特征，精神方面和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几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的学问。
于是，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主要研究工作，便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所以，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不接触除《四书》、《五经》以外其他任何书籍的，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或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了。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了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还陷在文化糟粕所淤塞的酱缸中，这让朱永兴难以忍受。
要想使国家、民族精神饱满地一跃而起，便首先要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和创新，而不是继续封建社会的衰迈，闭上眼睛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日新月异，看不到近现代文明的兴起，去营造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盛世”。
“万岁，可否以时务策论为主考较能力和见识，以八股为次考较文笔，这样的话，物议或可平息。”查如龙想了想，谨慎地建议道。
“时务策论同样可考较文笔。”朱永兴断然摇头，停顿了一下，缓和了语气，说道：“不必管那些物议，即便是有考生罢考，朕也不改主意。今时不比往日，民心求治，几个死捧八股的读书人，还翻不了天。”
“万岁英明神武，再造中华，几个迂腐文人自是不足论。”查如龙苦笑了一下，说道：“微臣只是担心万岁的名声受损，毕竟八股是高皇帝所定，又是延续数百年的取士之准，骤然废除……”
“高皇帝驱蒙元，功莫大焉！”朱永兴停顿了一下，话风一转，沉声说道：“高皇帝是英雄，然是完人否？所制便不可更改否？别的先不说，只文字狱和八股取士，朕便深恶之，非改不可。”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这并不是满清的独创，而是继承，并将之发扬光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中国文化逐渐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
在明朝，文字狱尤以朱八八始，且最酷烈。比如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
还有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皇帝想杀谁，完全可以胡乱解释，随意指罪。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如果当权者有这个嗜好，那对知识分子便是一场灾难，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罪名。
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万马齐喑时，则意味着愚昧、欺诈、僵化、落后……
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一是朱元璋，一是刘邦。刘邦能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不可否认，朱元璋亦是英雄，于中华民族有大功。但象朱永兴所说，他不是完人，甚至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并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
“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朱永兴突然极为严肃地看着查如龙，说出的话让查如龙都一下子惊愣住了，“高皇帝是这样说的吗？朕欲改之，汝看如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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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中国象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水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昂然的仍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
国战的结局似乎已经没有悬念，连性质都正在变成中央政权对割据势力的讨伐和征剿，名为中兴、实同再造的新王朝重新屹立，但这是否意味着战乱时代结束后那么蓬勃振作的立即复兴呢？
在某些的史学家看来，自明朝起，中国便进入了大黑暗时代。而在朱永兴看来，明朝固然采取了一系列的窒息民族灵性、伤害人性尊严的措施，比如朱八八的文字狱，八股取士使知识分子的头脑一天比一天僵化，但与历史上的满清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如果象满清那样，因为固有文化太低，以致除了全盘接受明王朝的政治形态和儒家理学思想外，别无选择。而接受的结果，便使其无力拨开黑暗时代残留下来沉重的压力。
想要精神饱满地一跃而起，使饱受摧残的中华民族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全世界万邦之中。充当忠实、强大、光荣的角色，并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朱永兴便要与已不能适应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作斗争，而悠久的封建历史的积淀在此时恰恰成了他的巨大阻力。
“不考八股，朕已下了旨意，绝无更改。”朱永兴有些烦躁。看着总理处整理出来的各地官员的奏章大皱眉头，连看都懒得看。
查如龙暗地叫苦，科举对读书人的重要性，以及读书人的心态，他是至为了然的。所以，他才想劝朱永兴稍微变更一下，不要过于急进。
在封建社会，科举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还颁布一种试卷格式，便是八股。
而令朱永兴最为厌恶的并不是八股这种文章的体裁，而是八股的主要的特征，精神方面和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几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的学问。
于是，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主要研究工作，便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所以，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不接触除《四书》、《五经》以外其他任何书籍的，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或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了。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十四世纪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了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还陷在文化糟粕所淤塞的酱缸中，这让朱永兴难以忍受。
要想使国家、民族精神饱满地一跃而起，便首先要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和创新，而不是继续封建社会的衰迈，闭上眼睛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日新月异，看不到近现代文明的兴起，去营造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盛世”。
“万岁，可否以时务策论为主考较能力和见识，以八股为次考较文笔，这样的话，物议或可平息。”查如龙想了想，谨慎地建议道。
“时务策论同样可考较文笔。”朱永兴断然摇头，停顿了一下，缓和了语气，说道：“不必管那些物议，即便是有考生罢考，朕也不改主意。今时不比往日，民心求治，几个死捧八股的读书人，还翻不了天。”
“万岁英明神武，再造中华，几个迂腐文人自是不足论。”查如龙苦笑了一下，说道：“微臣只是担心万岁的名声受损，毕竟八股是高皇帝所定，又是延续数百年的取士之准，骤然废除……”
“高皇帝驱蒙元，功莫大焉！”朱永兴停顿了一下，话风一转，沉声说道：“高皇帝是英雄，然是完人否？所制便不可更改否？别的先不说，只文字狱和八股取士，朕便深恶之，非改不可。”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这并不是满清的独创，而是继承，并将之发扬光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中国文化逐渐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
在明朝，文字狱尤以朱八八始，且最酷烈。比如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
还有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皇帝想杀谁，完全可以胡乱解释，随意指罪。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如果当权者有这个嗜好，那对知识分子便是一场灾难，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罪名。
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万马齐喑时，则意味着愚昧、欺诈、僵化、落后……
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一是朱元璋，一是刘邦。刘邦能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意结中，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不可否认，朱元璋亦是英雄，于中华民族有大功。但象朱永兴所说，他不是完人，甚至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并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
“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朱永兴突然极为严肃地看着查如龙，说出的话让查如龙都一下子惊愣住了，“高皇帝是这样说的吗？朕欲改之，汝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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