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君臣关系在作怪，这是朱永兴的第一个想法。但在深思之后，却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魏王马宝的心思只是开始，以后还会再出现类似的人，归根到底，应该是传统的中庸思想在起作用。
中庸思想如果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官场、职场蔓延开来，成为一种准则，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就长远来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公司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勇于担当、勇于负责、敢于创新、不甘平庸、想有所作为的人才！而中庸之道却会造就出平庸至极却能谄媚，老老实实却不思进取，敢于担当却遭到打压的恶劣风气。
当然，一种积极进取、勇于承担、是非分明的民族性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但要使国家保持活力，使民族屹立不倒，这种性格又是必须的。
大力提倡，则势必要与旧传统、旧思想决裂并斗争，现在这个时候到底合不合适呢？或许以实际行动给人们树立榜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目前来说更合适。
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提倡并鼓励一种思想或事物，总要有理论的支持。朱永兴认为早晚应该拿出一种能令人信服的系统而严密的理论，来使人们接受，并按照这种思想准则去做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朱永兴觉得不必另起炉灶，再搞一套哗众取宠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完全可以从中华文化入手，学会并掌握一个简单的分析判定方法，来解决理论问题。
扬弃，这个哲学术语，进入了朱永兴的脑海。所谓扬弃，即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保留和发扬积极的东西。既不是将已有的一切推翻重来，也不是要盲目地继承一切。
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能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说起来很正确，很好懂。但在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很多人把扬弃视为妥协和投降而加以篾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学派不屈不挠的代言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必然会到来的未来、绝对真理和优秀的道德观念。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猜忌心理和强烈的自以为是的思想。
朱永兴现在要解决的是国内的思想，要提倡的是对中华文化思想的批判和吸收，实践中华文化非常基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什么孔孟之道、墨家、法家等学说的局限。只将其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形成中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相结合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思路明确了，事情也就很快会确定下来。朱永兴作为皇帝，不必事事都亲自去做。他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团体，他的手下有经纶满腹的智囊，有下笔千言的文胆，如何策划、实施，并如何掀起这股思潮，这些人会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所需要做的便是借助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登高一呼而已。
当然，必要的戏还是需要朱永兴领头来唱。在政府资金还有些紧张的情况下，由皇室出资修建的七贤祠开工之日，朱永兴率几位高官亲临奠基，表示了高度的重视。
七贤祠，顾名思议，就是诸子百家中最具有代表性，其理论之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七位大圣贤供奉之地。他们是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孙子、鬼谷子，涵括了儒、法、墨、道、兵、纵横各家。
作为不可缺少的手段，朱永兴御笔亲题，《国事》作为第一家区别于以前朝廷邸报的报社开张了。首先便是介绍这七贤学说的文章，在提振华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并逐渐掀起了研究和讨论的风潮。
提倡加引导，继承加批判，属于本民族的、适合现在生活的思想体系才会慢慢形成。没有思想，人云亦云，迷茫徬徨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向外辐射自己的文化影响的。
其实，如果朱永兴不是这么深谋远虑，就按照之前的传统，安稳地做一个封建帝王。凭他的功绩，也是跑不了一个明君的名声。试看清朝的历史，从奴隶制到封建制重新走了一遍，靠着麻木和僵化民众，不过是靠着气候回暖，以及高产作物的普及，使得人口增长，不还是有什么“糠稀盛世”？
历史往往是从一个顶峰坠入一个谷底，或从一个谷底升至顶峰，盛极而衰，乱而后治，便体现出这种辩证的思想和结果。满清暴虐，却依然能平稳下来，正是乱而后治的体现。饱受战乱、饥饿、贫困所折磨的民众，人心思定，对生存的需求超过了其他诉求。
而且，这个时候想安定人心，所花费的代价是最小的，只要当权者体现出这种意愿，并且给民众生活以实际的改变，哪怕很微小，也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象对一个乞丐来说，给他一个馒头，他会认为是幸福的事情；而对一个富翁来说，山珍海味也未必让他满意。
但就因为朱永兴看得远，想得深，才不甘心在这时代发展的大潮中碌碌无为，甚至是落后于世界。还是那句话：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最美好的时代，只是看你如何去把握。
历史的进程越来越偏离朱永兴的记忆，这使得他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开始逐渐放手。战争已经转向了综合国力的较量，这其实才是他擅长的领域。可以借助前瞻性的目光，制定并推行相应的政策，使国家恢复和重建的速度大大加快，将满清远远地抛在身后。
碧绿的湖泊，湖边有石舫。树上有鸟巢，湖中有睡莲和脏鸭子。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么质朴、那么协调，那么美。美得让人想融入其中。一种忍耐的韵味。一种大彻大悟的东方的哲理，一种内含的秀丽，一种懒洋洋的万古不变的宁静，令人玩昧，令人赞叹，令人羡慕。
而朱永兴正坐在湖边的椅子上，静静望着这恬静的景色。半晌，他轻轻抿起了嘴角，战争早晚会逝去，而常被认为是单调枯燥的东西。只有这安宁平静的生活。才是人们想要的主题吧？
万岁，陛下，圣上……嗯，名头不少。却并不让朱永兴感到多么得意。一个高高在上。几乎是不会有朋友的孤独者啊！
“方爱卿啊——”朱永兴思虑已定。对方以智开口说道：“科学院呢，先以钦天监的名义成立起来，但研究项目还是先是先紧着民生方面。比如水利，比如良种，比如各种实用机械的改进，要见效快、周期短的项目。至于天文、物理，以及编译综合百科全书，还是等到天下安定后再说吧！”
明末清初，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高度的便要数桐城人士方以智了。他不仅饱读诗书，且酷爱自然科学知识，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借着西学东渐的风潮，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可谓是一位难得的科学家。
政治制度的变革，朱永兴很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强国不可或缺的方面。在到处都是之乎者也的文人中，方以智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引起他的注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朱永兴当然知道科技的投入是巨大的，而且不能急功近利。特别是基础研究，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甚至是可笑的，就象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一样的荒谬。其实科学研究便是如此，所进行的或许有实用价值、或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并非没有什么意义。而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或下几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
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泡。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几十年前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理论。
但现在正在为北伐而积蓄财力物力，要满足各方面的经费需求，便有实际上的困难。只能是选择重点，分清先后。
方以智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正因为如此，他对朱永兴所提出的项目一下子还不能确定重点。
“微臣愚钝，还请万岁明示。”方以智躬身请教。
朱永兴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展颜一笑，说道：“便从纺织机械的改进开始吧，若能提高效率，不仅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还能解放出更多的人力。”
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开始的标志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而工业革命的标志则是瓦特改良蒸汽机。所以，朱永兴所提出的从纺织作为突破口，并不是心血来潮，信口胡说。
方以智领命，但却并未立即告退。他委婉地表述，想知道朱永兴之前无意中所说的太阳是地球的一百倍，地球是月亮的四倍，到底是如何得知的？
如何得知？朱永兴也说不上来，而且他说的也不是特别准确，一百零九倍反正是没记住，反正这个误差也不是很大。
朱永兴不好作正面回答，便“王顾左右而言他”，敷衍着将这个天文迷打发走了。
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现代教育只能教出自己这样的家伙。看似什么都懂一点，可深究起来，又是什么都不懂。朱永兴望着方以智远去的背影，很是有些汗颜。
汗颜了那么一会儿，朱永兴又思索起缅甸方面的情况来。从历史上看，缅甸对于永历君臣的处置相当令人费解。
李定国和白文选，以及高文贵、吴子圣，都曾领军入缅接驾。缅方与明军刀兵相见，屡遭挫败。但就是羁押着永历君臣不放。而等到清廷索要永历君臣时，缅王莽达又以“不义”之名加以拒绝。正因为如此，才招致了群臣的不满，使其弟莽白能够发动政变而上台。之后，是新缅王莽白改变政策，交出永历以求平安。
为什么会这样呢？朱永兴有些不明白缅王莽达的心理。对于接驾出缅，朱永兴本着能不战便不战的原则，等到彻底击败满清之后再算总账。但对于缅方能否将王驾送出，他心中并无把握。
奇货可居？在自己已经登基即位，中国已立新皇的情况下。永历的这种作用大大降低。缅人应该清楚。而南明已经拥有半壁河山，复兴之势已成，缅人也没有了在明清两面观望的理由，还会冒着开罪于南明实际统治者的风险。而困着永历不放吗？
………………
海平稳。安谧。让人觉得懒洋洋的。象是一匹与天空浑成一体，然而比天的蓝更深、更亮也更纯的绸缎。隐隐约约象是看到了绸缎的摆拂，看到了在笔直的水平线上下时隐时现、时聚时合的曲线。看到了昙花一现的生生灭灭的雪白浪花。
“皇明已中兴矣？”观望着这平静的大海，朱之瑜的心情却是激动难平，反复思索着，总是有些不敢相信。
若说朱之瑜，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可要说到朱舜水，那可是历史上的名人。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亲历行阵。至七月，郑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转而退驻福建沿海，朱之瑜大失所望，则再赴倭国乞兵募饷。
东渡日本后，朱之瑜起初未能获准登岸，只得困守舟中。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经已在日定居的陈明德介绍，以手书向朱之瑜问学，执弟子礼，并为其奔波，终得倭国幕府批准，破四十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让他在长崎租屋居住。
之后，日本国副将军（大将军德川家纲之叔父）、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兴庠序之教（庠序，旧称，古代指地方学校），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请朱到江户（今东京）去讲学。
乞兵筹饷之事不成，朱之瑜失望之余，又觉得“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便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并以故乡“舜水”为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
在倭国讲学，朱之瑜颇受欢迎，德川光国亦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但消息却有些闭塞，或许也是倭人有意隐瞒，他并不十分清楚国内的战况。但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储蓄了两千馀金，希望有朝一日能作为恢复国家的经费。
等到明军突然对萨摩藩动武，帮助琉球复国后，倭国幕府又收到了南明政府的通知文书，却与萨摩藩的报告相互矛盾。为了搞清楚南明政府的真实意图，便请出了朱之瑜，并派出了幕府使者，借新皇登基，前来试探南明对倭国的政策变化。
这个时候，朱之瑜才完全知道了故国的情形。虽然之前也有继断续续的消息，以及不太确定的事情，传入他的耳中。可他万万没想到大明的中兴竟然是永历弃国之后由西南绝地崛起，更没有想到已经光复了半壁河山，且新君已立。
从朱之瑜的性格来看，他不喜仕途，专注于学问，在弘光朝时三召而不就任。之所以如此，也是他认为“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
从派系来看，朱之瑜应该属于舟山鲁王派，与张煌言等人交情深厚，与永历政权却没有什么交集。而且，他对永历政权的内讧和**，是很厌恶的。
所以，光复故国是朱之瑜最大的心愿，至于皇帝是谁，反倒不是特别在意。虽然朱永兴是远藩宗室，但功绩所在，中兴所望，朱之瑜并不反感。只是觉得心中疑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远系宗室，竟能建立如此功业，光复半壁河山，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明祚不绝，天降圣人！思来想去找不到答案的朱之瑜，只好作如此猜想。
“朱先生——”威远将军翁求多见见跟着朱之瑜的几名倭国使者不在跟前，便迈步走了过来，试探着问道：“倭国幕府可会答应通商贸易？”
郑经无奈去台后，铜山之郑军人心惶惶，镇守此地的威远将军翁求多遂率兵民六万余人转而投效朝廷。这是郑军投靠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朱永兴大悦，依旧原职任用，并将其编入海军。之后，郑军大将黄廷在绝望之际也只得走上投靠之路，率家属及官兵三万余名归属朝廷。(未完待续。。)
中庸思想如果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官场、职场蔓延开来，成为一种准则，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就长远来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公司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勇于担当、勇于负责、敢于创新、不甘平庸、想有所作为的人才！而中庸之道却会造就出平庸至极却能谄媚，老老实实却不思进取，敢于担当却遭到打压的恶劣风气。
当然，一种积极进取、勇于承担、是非分明的民族性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但要使国家保持活力，使民族屹立不倒，这种性格又是必须的。
大力提倡，则势必要与旧传统、旧思想决裂并斗争，现在这个时候到底合不合适呢？或许以实际行动给人们树立榜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目前来说更合适。
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提倡并鼓励一种思想或事物，总要有理论的支持。朱永兴认为早晚应该拿出一种能令人信服的系统而严密的理论，来使人们接受，并按照这种思想准则去做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朱永兴觉得不必另起炉灶，再搞一套哗众取宠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完全可以从中华文化入手，学会并掌握一个简单的分析判定方法，来解决理论问题。
扬弃，这个哲学术语，进入了朱永兴的脑海。所谓扬弃，即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保留和发扬积极的东西。既不是将已有的一切推翻重来，也不是要盲目地继承一切。
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能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说起来很正确，很好懂。但在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很多人把扬弃视为妥协和投降而加以篾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学派不屈不挠的代言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必然会到来的未来、绝对真理和优秀的道德观念。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猜忌心理和强烈的自以为是的思想。
朱永兴现在要解决的是国内的思想，要提倡的是对中华文化思想的批判和吸收，实践中华文化非常基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什么孔孟之道、墨家、法家等学说的局限。只将其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形成中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相结合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思路明确了，事情也就很快会确定下来。朱永兴作为皇帝，不必事事都亲自去做。他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团体，他的手下有经纶满腹的智囊，有下笔千言的文胆，如何策划、实施，并如何掀起这股思潮，这些人会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所需要做的便是借助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登高一呼而已。
当然，必要的戏还是需要朱永兴领头来唱。在政府资金还有些紧张的情况下，由皇室出资修建的七贤祠开工之日，朱永兴率几位高官亲临奠基，表示了高度的重视。
七贤祠，顾名思议，就是诸子百家中最具有代表性，其理论之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七位大圣贤供奉之地。他们是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孙子、鬼谷子，涵括了儒、法、墨、道、兵、纵横各家。
作为不可缺少的手段，朱永兴御笔亲题，《国事》作为第一家区别于以前朝廷邸报的报社开张了。首先便是介绍这七贤学说的文章，在提振华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并逐渐掀起了研究和讨论的风潮。
提倡加引导，继承加批判，属于本民族的、适合现在生活的思想体系才会慢慢形成。没有思想，人云亦云，迷茫徬徨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向外辐射自己的文化影响的。
其实，如果朱永兴不是这么深谋远虑，就按照之前的传统，安稳地做一个封建帝王。凭他的功绩，也是跑不了一个明君的名声。试看清朝的历史，从奴隶制到封建制重新走了一遍，靠着麻木和僵化民众，不过是靠着气候回暖，以及高产作物的普及，使得人口增长，不还是有什么“糠稀盛世”？
历史往往是从一个顶峰坠入一个谷底，或从一个谷底升至顶峰，盛极而衰，乱而后治，便体现出这种辩证的思想和结果。满清暴虐，却依然能平稳下来，正是乱而后治的体现。饱受战乱、饥饿、贫困所折磨的民众，人心思定，对生存的需求超过了其他诉求。
而且，这个时候想安定人心，所花费的代价是最小的，只要当权者体现出这种意愿，并且给民众生活以实际的改变，哪怕很微小，也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象对一个乞丐来说，给他一个馒头，他会认为是幸福的事情；而对一个富翁来说，山珍海味也未必让他满意。
但就因为朱永兴看得远，想得深，才不甘心在这时代发展的大潮中碌碌无为，甚至是落后于世界。还是那句话：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最美好的时代，只是看你如何去把握。
历史的进程越来越偏离朱永兴的记忆，这使得他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开始逐渐放手。战争已经转向了综合国力的较量，这其实才是他擅长的领域。可以借助前瞻性的目光，制定并推行相应的政策，使国家恢复和重建的速度大大加快，将满清远远地抛在身后。
碧绿的湖泊，湖边有石舫。树上有鸟巢，湖中有睡莲和脏鸭子。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么质朴、那么协调，那么美。美得让人想融入其中。一种忍耐的韵味。一种大彻大悟的东方的哲理，一种内含的秀丽，一种懒洋洋的万古不变的宁静，令人玩昧，令人赞叹，令人羡慕。
而朱永兴正坐在湖边的椅子上，静静望着这恬静的景色。半晌，他轻轻抿起了嘴角，战争早晚会逝去，而常被认为是单调枯燥的东西。只有这安宁平静的生活。才是人们想要的主题吧？
万岁，陛下，圣上……嗯，名头不少。却并不让朱永兴感到多么得意。一个高高在上。几乎是不会有朋友的孤独者啊！
“方爱卿啊——”朱永兴思虑已定。对方以智开口说道：“科学院呢，先以钦天监的名义成立起来，但研究项目还是先是先紧着民生方面。比如水利，比如良种，比如各种实用机械的改进，要见效快、周期短的项目。至于天文、物理，以及编译综合百科全书，还是等到天下安定后再说吧！”
明末清初，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高度的便要数桐城人士方以智了。他不仅饱读诗书，且酷爱自然科学知识，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借着西学东渐的风潮，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可谓是一位难得的科学家。
政治制度的变革，朱永兴很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强国不可或缺的方面。在到处都是之乎者也的文人中，方以智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引起他的注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朱永兴当然知道科技的投入是巨大的，而且不能急功近利。特别是基础研究，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甚至是可笑的，就象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一样的荒谬。其实科学研究便是如此，所进行的或许有实用价值、或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并非没有什么意义。而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或下几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
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泡。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几十年前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理论。
但现在正在为北伐而积蓄财力物力，要满足各方面的经费需求，便有实际上的困难。只能是选择重点，分清先后。
方以智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正因为如此，他对朱永兴所提出的项目一下子还不能确定重点。
“微臣愚钝，还请万岁明示。”方以智躬身请教。
朱永兴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展颜一笑，说道：“便从纺织机械的改进开始吧，若能提高效率，不仅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还能解放出更多的人力。”
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开始的标志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而工业革命的标志则是瓦特改良蒸汽机。所以，朱永兴所提出的从纺织作为突破口，并不是心血来潮，信口胡说。
方以智领命，但却并未立即告退。他委婉地表述，想知道朱永兴之前无意中所说的太阳是地球的一百倍，地球是月亮的四倍，到底是如何得知的？
如何得知？朱永兴也说不上来，而且他说的也不是特别准确，一百零九倍反正是没记住，反正这个误差也不是很大。
朱永兴不好作正面回答，便“王顾左右而言他”，敷衍着将这个天文迷打发走了。
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现代教育只能教出自己这样的家伙。看似什么都懂一点，可深究起来，又是什么都不懂。朱永兴望着方以智远去的背影，很是有些汗颜。
汗颜了那么一会儿，朱永兴又思索起缅甸方面的情况来。从历史上看，缅甸对于永历君臣的处置相当令人费解。
李定国和白文选，以及高文贵、吴子圣，都曾领军入缅接驾。缅方与明军刀兵相见，屡遭挫败。但就是羁押着永历君臣不放。而等到清廷索要永历君臣时，缅王莽达又以“不义”之名加以拒绝。正因为如此，才招致了群臣的不满，使其弟莽白能够发动政变而上台。之后，是新缅王莽白改变政策，交出永历以求平安。
为什么会这样呢？朱永兴有些不明白缅王莽达的心理。对于接驾出缅，朱永兴本着能不战便不战的原则，等到彻底击败满清之后再算总账。但对于缅方能否将王驾送出，他心中并无把握。
奇货可居？在自己已经登基即位，中国已立新皇的情况下。永历的这种作用大大降低。缅人应该清楚。而南明已经拥有半壁河山，复兴之势已成，缅人也没有了在明清两面观望的理由，还会冒着开罪于南明实际统治者的风险。而困着永历不放吗？
………………
海平稳。安谧。让人觉得懒洋洋的。象是一匹与天空浑成一体，然而比天的蓝更深、更亮也更纯的绸缎。隐隐约约象是看到了绸缎的摆拂，看到了在笔直的水平线上下时隐时现、时聚时合的曲线。看到了昙花一现的生生灭灭的雪白浪花。
“皇明已中兴矣？”观望着这平静的大海，朱之瑜的心情却是激动难平，反复思索着，总是有些不敢相信。
若说朱之瑜，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可要说到朱舜水，那可是历史上的名人。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亲历行阵。至七月，郑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转而退驻福建沿海，朱之瑜大失所望，则再赴倭国乞兵募饷。
东渡日本后，朱之瑜起初未能获准登岸，只得困守舟中。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经已在日定居的陈明德介绍，以手书向朱之瑜问学，执弟子礼，并为其奔波，终得倭国幕府批准，破四十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让他在长崎租屋居住。
之后，日本国副将军（大将军德川家纲之叔父）、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兴庠序之教（庠序，旧称，古代指地方学校），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请朱到江户（今东京）去讲学。
乞兵筹饷之事不成，朱之瑜失望之余，又觉得“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便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并以故乡“舜水”为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
在倭国讲学，朱之瑜颇受欢迎，德川光国亦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但消息却有些闭塞，或许也是倭人有意隐瞒，他并不十分清楚国内的战况。但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为此，他滞日期间生活十分节俭，储蓄了两千馀金，希望有朝一日能作为恢复国家的经费。
等到明军突然对萨摩藩动武，帮助琉球复国后，倭国幕府又收到了南明政府的通知文书，却与萨摩藩的报告相互矛盾。为了搞清楚南明政府的真实意图，便请出了朱之瑜，并派出了幕府使者，借新皇登基，前来试探南明对倭国的政策变化。
这个时候，朱之瑜才完全知道了故国的情形。虽然之前也有继断续续的消息，以及不太确定的事情，传入他的耳中。可他万万没想到大明的中兴竟然是永历弃国之后由西南绝地崛起，更没有想到已经光复了半壁河山，且新君已立。
从朱之瑜的性格来看，他不喜仕途，专注于学问，在弘光朝时三召而不就任。之所以如此，也是他认为“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
从派系来看，朱之瑜应该属于舟山鲁王派，与张煌言等人交情深厚，与永历政权却没有什么交集。而且，他对永历政权的内讧和**，是很厌恶的。
所以，光复故国是朱之瑜最大的心愿，至于皇帝是谁，反倒不是特别在意。虽然朱永兴是远藩宗室，但功绩所在，中兴所望，朱之瑜并不反感。只是觉得心中疑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远系宗室，竟能建立如此功业，光复半壁河山，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明祚不绝，天降圣人！思来想去找不到答案的朱之瑜，只好作如此猜想。
“朱先生——”威远将军翁求多见见跟着朱之瑜的几名倭国使者不在跟前，便迈步走了过来，试探着问道：“倭国幕府可会答应通商贸易？”
郑经无奈去台后，铜山之郑军人心惶惶，镇守此地的威远将军翁求多遂率兵民六万余人转而投效朝廷。这是郑军投靠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朱永兴大悦，依旧原职任用，并将其编入海军。之后，郑军大将黄廷在绝望之际也只得走上投靠之路，率家属及官兵三万余名归属朝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