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星阿，舒穆氏，满洲正黄旗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在顺治十七年九月间，顺治曾经派学士麻勒吉、石图前往云南考察战事，核实吴三桂的呈奏。两人返回报告后，顺治与议政王贝勒、大臣们进行了商议，决定授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禁旅八旗往征云南，与吴三桂“相机征讨”。
当时，顺治还是比较信任吴三桂的，指授爱星阿等到了云南后，凡事要“会议而行”。如与三桂一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
只是形势变化得太快，爱星阿和禁旅八旗刚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顺治便一命呜呼了。皇上驾崩，人臣之礼不可废，爱星阿便只能待丧事办完方能启程。但滇省战局急转直下，吴三桂率军先退出昆明，再退出曲靖，之后直接退入黔省，滇省全境为明军所占领。
当然，吴三桂已经编好了措辞，在奏章中承认自己的失误，并请求处分，但主要责任却推给了死鬼张勇。而且吴三桂在奏章中极尽悲痛，言说已赶来京师，要哭拜顺治。
可还没等清廷做出决定，短短几日内吴三桂又来了奏折，言说水西叛乱已经蔓延猖狂，迁延时日便会势大难制。为了黔省安危，为了抵挡滇省明军，他只能先“亲率大军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断滇省伪明内外夹攻之念”。奏章一到，京师的吴应熊便开始活动，重贿四位辅政大臣，为其父说项。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便知道吴三桂说的多半是假话，其对清廷的忠诚已经大打折扣。四位辅政大臣也认为此时不可逼迫，应以安抚为上。吴三桂虽然不卖力，或者与伪明有所勾连，但到底还没有真正反叛。正因如此，明军才未能长驱直进，还是只能踞于一隅之地。
从忠诚到摇摆。吴三桂的变化令清廷恼怒，但到底还属于可争取、利用的，清廷还没傻到把吴三桂硬逼到明军一边。安抚归安抚，提防却是不可或缺。因此，在这种不太确定的形势下，原定的爱星阿和禁旅八旗南下便被推迟，清廷要重新商议，重新选择投入兵力的最佳方向和地点。
同时，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还需要不断调整统治政策。收服人心，稳定秩序。连年的战争，已经使清廷的财政不堪重负；南明势力的再度兴起，又使清廷意识到要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适当放宽政策，与南明争取民心也非常重要。
于是，清廷出现了两种观点，两派人物。一派认为在经济上应实行轻徭薄赋、更名田(即被清廷免价给予佃户耕种的明代藩王庄田)。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注意整顿吏治。有步骤地打击江南汉族地主士绅阶级，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以休养国力、民力。
另一派则认为放宽经济政策会导致军备缺乏，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无异于养虎为患。目前应该加大税赋，积聚起能够以泰山压顶之势展开军事行动的优势兵力，一举解决西南的南明势力，消灭大陆上公开以恢复明朝为旗帜的武装抗清运动后。才能休养国力，加恩于民。
……………
哭庙案吗？朱永兴沉吟半晌，无奈地叹了口气，把这份情报放到了一旁。情报局的触角延伸得越来越广，各地有关的、无关的事情都往上报。不管是否重要。朱永兴都要求情报局编撰整理，交上来供他过目。有些事情别人未必会看出什么，但朱永兴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能力从中挖掘出价值。
比如这份关于苏州吴县哭庙的事情，情报局便不以为意，而朱永兴隐约知道一些，却感到无能为力。
说实话，朱永兴对汉族地主士绅的印象并不好。那些舍家为国的已经被清军杀得所剩无几，生存下来的还有几分热血？仗义每多屠狗辈，越有钱越反动，嗯，这话说得有些极端，但也未尝没有道理。
因为有家有业，地主士绅更多的是为自己的身家考虑，比平头百姓更容易改变倾向。当年，洪承畴的宣传和安抚便相当有效果，大批原本倾向明廷的缙绅都现改持中立，作出一副避世的姿态：既不支持鞑子，也不支持抗清武装。而他们的子侄则开始参加清廷的科举，为“学而优则仕”而努力，至于是满清的朝廷，还是明朝的，似乎并不重要。
虽然印象不好，可朱永兴如果力所能及，依然会出手帮助。毕竟江南的士绅还不象北方士人那样甘心情愿地服从满清的统治，争夺士绅阶层也是易成、张维翰为朱永兴的上位所筹划的事情。
但现在恰恰是鞭长莫及。西南明军刚刚展开了两翼，广西、四川牵扯了明军的精力；南海舰队正在准备打击广东清军水师，从而通过海上威胁陆地，牵制广东清军，配合广西战区行动；京师的情报也不断传来，朱永兴等人密切关注着清廷的举动，说不定便要有一场计划外的大战，保持一定的机动力量也很必要……
当然，清廷大举用兵西南估计要等到九、十月份，因为吴三桂在奏章中说到“俟霜降瘴气消失，再大举进兵入滇，胜之可期也”。
嗯，还有五六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吴三桂也需要时间在贵州排除异己，巩固势力。对于这一点，两家倒是不谋而合。
朱永兴冷笑一声，把看过的情报汇总收起叠好，思索了一阵，提起笔来，给广西战区的指挥部写信。
思明州一战，燧发枪加刺刀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但由此也引起了前线部队军官对军队编制的一些不同意见。
其中，主要便是长矛兵的保留和裁撤。在前线军官看来，用炮车作掩护，再加上燧发枪在射速、射程上的提高，长矛兵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全军都装备上燧发枪和刺刀，不仅战力能够提高。而且即便没有炮车，用刺刀和密集攒射，也能够抵挡骑兵的冲锋。
对此，朱永兴也不十分确定，毕竟这一战中清军并未使用骑兵冲锋，只不过是一次不大的胜利。前线军官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免有些轻率，有些急于求成。
尽管朱永兴不遗余力地加强明军的武器装备，但也知道就目前而言，武器致胜论是靠不住的。训练、组织、纪律、士气等方面，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长矛兵是否有价值，还有些为时过早。与其向士兵灌输并不确定的理论，倒不如向他们解释清楚道理更为自然。应当告诉他们，勇敢的骑兵是能够冲破方阵的，勇敢的步兵也是能够击退骑兵的冲锋的。”
停顿了一下。朱永兴继续写道：“因为胜利并不决定于某个兵种一定比别的兵种更优越，而是取决于千百种不同的情况。告诉他们部队的勇敢，长官的机智，适时的机动，枪炮火力的效应，雨水，甚至污泥，这一切因素。既可能导致胜利，也可能造成失败；但是。一般说来，勇敢的人，不管他是步兵还是骑兵，总是能够打败胆小鬼的。”
近代的骑兵和刺刀营方阵，都是依靠整齐的密集队列形成的集群，来维持进攻/防御中群体的团结性。所以在对撞中。往往直接体现于双方队形谁先瓦解。而瓦解的原因可能包含了纪律、士气、环境、指挥等各种要素。
因此，当朱永兴并不确定淘汰长矛兵时，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军官们，把对武器装备的迷信扼杀于萌芽之中，便是必要的。
写完了信。朱永兴叫来书记官，让他将信中的一些内容抄写后送往讲武堂。这样既可以对正在学习的军官有所启示，又能够让他们开动脑筋，仔细研究探讨军队中兵种配备的问题。
算算时间，广西战区的最新消息快传来了，估计是关于南宁战事的。朱永兴预计是好消息，因为他相信明军的攻坚能力，而且明军的兵力优势很大。当然，如果攻打南宁遇到了意外情况而迁延时日的话，广东尚可喜急速增援，那变数就大了。
只是，对于这个时代的通讯速度，朱永兴实在是感到无奈。南海舰队应该如期展开策应行动了，攻打防城港，并相机攻袭廉州（今北海），但具体消息却并没有传过来。
…………………
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中点缀着稀疏的云朵，如果有闲情逸志的话，躺在树荫下辨别云朵的形状，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此时的广西提督马雄却无心欣赏，虽然在树荫下，但身上的伤口被汗水浸得生疼，周围还有伤兵的呻吟，更令他心绪烦乱。
野战败了就败了，一来他没有尽全力，二来损失也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但坚守南宁以等援军的设想也化成了泡影，而且时间之快令他现在想来依然心有余悸。
作为老军伍，马雄自认在守城的布置上没有什么疏漏。七千对两万，如果是倚坚城而守，数量对比也不算悬殊。明军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术。当然，马雄没有上当，他要在南宁城下挫败敌人，使敌人久攻力疲，再伺机反攻，或者在援军到来后里应外合。
但乐观的想法在第三天便化为乌有，明军的大炮没有轰开城池，但北面和南面的城墙却突然相继大面积崩塌。随着明军蜂拥入城，马雄知道大势已去，断然率领三千骑兵出城向东突围。也正是他的决断，才使得清军没有全部与城偕亡。虽然突围过程中遭到了明军的阻截和拦击，但还是有两千多骑兵成功脱逃。
这下子可算是折损大半，元气大伤了。马雄率领残兵直跑至贵县（今贵港市）境内，方才得脱大难，稍事休整。
“提督大人——”侥幸逃出的幕僚衣衫破烂，头发散乱，早已没有儒雅之象，喘息已定便凑过来询问行止，“咱们下一步去向哪里？”
马雄皱着眉头想了片刻，低沉地说道：“本来应该向北回柳州，只是不知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形。再者，战事失利，我是不愿与孙延龄那个王八蛋相见，平白招其耻笑。”
马雄和孙延龄积怨甚深，耻于居孙延龄之下，幕僚自然知晓。但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向东，与广东清军会合；要么向北，回到大本营柳州喘息休整。残兵败将，是不敢再与明军交锋，而且急需一块就食之地。
“大人，广东尚藩也不是善辈，若前往投靠，这些兵将或为其所吞。”幕僚思索着分析道：“即将其不加吞并，反攻明军时也必以我军为前锋，不会悋惜使用。”
马雄轻轻点头，愁眉锁得更紧，失去了这所剩的资本，别说再与孙延龄抗衡了，就算是官职，恐怕也不易保。
“不若——”幕僚压低了声音，阴狠地说道：“一边派人打探消信，一边秘密北行。能再回柳州自然是好，若是孙延龄这厮已踞柳州，我军便绕道去桂林，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马雄吃了一惊，没想到幕僚竟然想出如此毒辣的计策。但仔细一想，却也不失为一个选择。既然孙延龄不义，撤军北上以图柳州，那以牙还牙，趁虚夺其根基桂林，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而且，占了桂林之后，不仅报了一箭之仇，还切断了孙延龄的后路，使孙延龄再无法偷奸耍滑，只能与明军对阵拼命了。
这般想着，马雄的脸色由惊诧慢慢转为狡黠和得意，最后一拍大腿，恨声说道：“便依先生之策。彼既不义，便休怪我无情。”
幕僚得到赞赏，心中高兴，但还故作矜持地绷着，又向马雄提醒道：“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切莫走漏了消息，使孙延龄有所防备。不若先向兵将说明，我军乃是北上柳州。等到消息确切，发动之时再公之于众，最为稳妥。”
“正是，正是。”马雄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似乎正从失败中走出。
………………(未完待续。。)
当时，顺治还是比较信任吴三桂的，指授爱星阿等到了云南后，凡事要“会议而行”。如与三桂一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
只是形势变化得太快，爱星阿和禁旅八旗刚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顺治便一命呜呼了。皇上驾崩，人臣之礼不可废，爱星阿便只能待丧事办完方能启程。但滇省战局急转直下，吴三桂率军先退出昆明，再退出曲靖，之后直接退入黔省，滇省全境为明军所占领。
当然，吴三桂已经编好了措辞，在奏章中承认自己的失误，并请求处分，但主要责任却推给了死鬼张勇。而且吴三桂在奏章中极尽悲痛，言说已赶来京师，要哭拜顺治。
可还没等清廷做出决定，短短几日内吴三桂又来了奏折，言说水西叛乱已经蔓延猖狂，迁延时日便会势大难制。为了黔省安危，为了抵挡滇省明军，他只能先“亲率大军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断滇省伪明内外夹攻之念”。奏章一到，京师的吴应熊便开始活动，重贿四位辅政大臣，为其父说项。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便知道吴三桂说的多半是假话，其对清廷的忠诚已经大打折扣。四位辅政大臣也认为此时不可逼迫，应以安抚为上。吴三桂虽然不卖力，或者与伪明有所勾连，但到底还没有真正反叛。正因如此，明军才未能长驱直进，还是只能踞于一隅之地。
从忠诚到摇摆。吴三桂的变化令清廷恼怒，但到底还属于可争取、利用的，清廷还没傻到把吴三桂硬逼到明军一边。安抚归安抚，提防却是不可或缺。因此，在这种不太确定的形势下，原定的爱星阿和禁旅八旗南下便被推迟，清廷要重新商议，重新选择投入兵力的最佳方向和地点。
同时，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还需要不断调整统治政策。收服人心，稳定秩序。连年的战争，已经使清廷的财政不堪重负；南明势力的再度兴起，又使清廷意识到要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适当放宽政策，与南明争取民心也非常重要。
于是，清廷出现了两种观点，两派人物。一派认为在经济上应实行轻徭薄赋、更名田(即被清廷免价给予佃户耕种的明代藩王庄田)。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注意整顿吏治。有步骤地打击江南汉族地主士绅阶级，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以休养国力、民力。
另一派则认为放宽经济政策会导致军备缺乏，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无异于养虎为患。目前应该加大税赋，积聚起能够以泰山压顶之势展开军事行动的优势兵力，一举解决西南的南明势力，消灭大陆上公开以恢复明朝为旗帜的武装抗清运动后。才能休养国力，加恩于民。
……………
哭庙案吗？朱永兴沉吟半晌，无奈地叹了口气，把这份情报放到了一旁。情报局的触角延伸得越来越广，各地有关的、无关的事情都往上报。不管是否重要。朱永兴都要求情报局编撰整理，交上来供他过目。有些事情别人未必会看出什么，但朱永兴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能力从中挖掘出价值。
比如这份关于苏州吴县哭庙的事情，情报局便不以为意，而朱永兴隐约知道一些，却感到无能为力。
说实话，朱永兴对汉族地主士绅的印象并不好。那些舍家为国的已经被清军杀得所剩无几，生存下来的还有几分热血？仗义每多屠狗辈，越有钱越反动，嗯，这话说得有些极端，但也未尝没有道理。
因为有家有业，地主士绅更多的是为自己的身家考虑，比平头百姓更容易改变倾向。当年，洪承畴的宣传和安抚便相当有效果，大批原本倾向明廷的缙绅都现改持中立，作出一副避世的姿态：既不支持鞑子，也不支持抗清武装。而他们的子侄则开始参加清廷的科举，为“学而优则仕”而努力，至于是满清的朝廷，还是明朝的，似乎并不重要。
虽然印象不好，可朱永兴如果力所能及，依然会出手帮助。毕竟江南的士绅还不象北方士人那样甘心情愿地服从满清的统治，争夺士绅阶层也是易成、张维翰为朱永兴的上位所筹划的事情。
但现在恰恰是鞭长莫及。西南明军刚刚展开了两翼，广西、四川牵扯了明军的精力；南海舰队正在准备打击广东清军水师，从而通过海上威胁陆地，牵制广东清军，配合广西战区行动；京师的情报也不断传来，朱永兴等人密切关注着清廷的举动，说不定便要有一场计划外的大战，保持一定的机动力量也很必要……
当然，清廷大举用兵西南估计要等到九、十月份，因为吴三桂在奏章中说到“俟霜降瘴气消失，再大举进兵入滇，胜之可期也”。
嗯，还有五六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吴三桂也需要时间在贵州排除异己，巩固势力。对于这一点，两家倒是不谋而合。
朱永兴冷笑一声，把看过的情报汇总收起叠好，思索了一阵，提起笔来，给广西战区的指挥部写信。
思明州一战，燧发枪加刺刀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但由此也引起了前线部队军官对军队编制的一些不同意见。
其中，主要便是长矛兵的保留和裁撤。在前线军官看来，用炮车作掩护，再加上燧发枪在射速、射程上的提高，长矛兵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全军都装备上燧发枪和刺刀，不仅战力能够提高。而且即便没有炮车，用刺刀和密集攒射，也能够抵挡骑兵的冲锋。
对此，朱永兴也不十分确定，毕竟这一战中清军并未使用骑兵冲锋，只不过是一次不大的胜利。前线军官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免有些轻率，有些急于求成。
尽管朱永兴不遗余力地加强明军的武器装备，但也知道就目前而言，武器致胜论是靠不住的。训练、组织、纪律、士气等方面，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长矛兵是否有价值，还有些为时过早。与其向士兵灌输并不确定的理论，倒不如向他们解释清楚道理更为自然。应当告诉他们，勇敢的骑兵是能够冲破方阵的，勇敢的步兵也是能够击退骑兵的冲锋的。”
停顿了一下。朱永兴继续写道：“因为胜利并不决定于某个兵种一定比别的兵种更优越，而是取决于千百种不同的情况。告诉他们部队的勇敢，长官的机智，适时的机动，枪炮火力的效应，雨水，甚至污泥，这一切因素。既可能导致胜利，也可能造成失败；但是。一般说来，勇敢的人，不管他是步兵还是骑兵，总是能够打败胆小鬼的。”
近代的骑兵和刺刀营方阵，都是依靠整齐的密集队列形成的集群，来维持进攻/防御中群体的团结性。所以在对撞中。往往直接体现于双方队形谁先瓦解。而瓦解的原因可能包含了纪律、士气、环境、指挥等各种要素。
因此，当朱永兴并不确定淘汰长矛兵时，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军官们，把对武器装备的迷信扼杀于萌芽之中，便是必要的。
写完了信。朱永兴叫来书记官，让他将信中的一些内容抄写后送往讲武堂。这样既可以对正在学习的军官有所启示，又能够让他们开动脑筋，仔细研究探讨军队中兵种配备的问题。
算算时间，广西战区的最新消息快传来了，估计是关于南宁战事的。朱永兴预计是好消息，因为他相信明军的攻坚能力，而且明军的兵力优势很大。当然，如果攻打南宁遇到了意外情况而迁延时日的话，广东尚可喜急速增援，那变数就大了。
只是，对于这个时代的通讯速度，朱永兴实在是感到无奈。南海舰队应该如期展开策应行动了，攻打防城港，并相机攻袭廉州（今北海），但具体消息却并没有传过来。
…………………
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中点缀着稀疏的云朵，如果有闲情逸志的话，躺在树荫下辨别云朵的形状，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此时的广西提督马雄却无心欣赏，虽然在树荫下，但身上的伤口被汗水浸得生疼，周围还有伤兵的呻吟，更令他心绪烦乱。
野战败了就败了，一来他没有尽全力，二来损失也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但坚守南宁以等援军的设想也化成了泡影，而且时间之快令他现在想来依然心有余悸。
作为老军伍，马雄自认在守城的布置上没有什么疏漏。七千对两万，如果是倚坚城而守，数量对比也不算悬殊。明军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术。当然，马雄没有上当，他要在南宁城下挫败敌人，使敌人久攻力疲，再伺机反攻，或者在援军到来后里应外合。
但乐观的想法在第三天便化为乌有，明军的大炮没有轰开城池，但北面和南面的城墙却突然相继大面积崩塌。随着明军蜂拥入城，马雄知道大势已去，断然率领三千骑兵出城向东突围。也正是他的决断，才使得清军没有全部与城偕亡。虽然突围过程中遭到了明军的阻截和拦击，但还是有两千多骑兵成功脱逃。
这下子可算是折损大半，元气大伤了。马雄率领残兵直跑至贵县（今贵港市）境内，方才得脱大难，稍事休整。
“提督大人——”侥幸逃出的幕僚衣衫破烂，头发散乱，早已没有儒雅之象，喘息已定便凑过来询问行止，“咱们下一步去向哪里？”
马雄皱着眉头想了片刻，低沉地说道：“本来应该向北回柳州，只是不知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形。再者，战事失利，我是不愿与孙延龄那个王八蛋相见，平白招其耻笑。”
马雄和孙延龄积怨甚深，耻于居孙延龄之下，幕僚自然知晓。但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向东，与广东清军会合；要么向北，回到大本营柳州喘息休整。残兵败将，是不敢再与明军交锋，而且急需一块就食之地。
“大人，广东尚藩也不是善辈，若前往投靠，这些兵将或为其所吞。”幕僚思索着分析道：“即将其不加吞并，反攻明军时也必以我军为前锋，不会悋惜使用。”
马雄轻轻点头，愁眉锁得更紧，失去了这所剩的资本，别说再与孙延龄抗衡了，就算是官职，恐怕也不易保。
“不若——”幕僚压低了声音，阴狠地说道：“一边派人打探消信，一边秘密北行。能再回柳州自然是好，若是孙延龄这厮已踞柳州，我军便绕道去桂林，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马雄吃了一惊，没想到幕僚竟然想出如此毒辣的计策。但仔细一想，却也不失为一个选择。既然孙延龄不义，撤军北上以图柳州，那以牙还牙，趁虚夺其根基桂林，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而且，占了桂林之后，不仅报了一箭之仇，还切断了孙延龄的后路，使孙延龄再无法偷奸耍滑，只能与明军对阵拼命了。
这般想着，马雄的脸色由惊诧慢慢转为狡黠和得意，最后一拍大腿，恨声说道：“便依先生之策。彼既不义，便休怪我无情。”
幕僚得到赞赏，心中高兴，但还故作矜持地绷着，又向马雄提醒道：“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切莫走漏了消息，使孙延龄有所防备。不若先向兵将说明，我军乃是北上柳州。等到消息确切，发动之时再公之于众，最为稳妥。”
“正是，正是。”马雄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似乎正从失败中走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