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不禁有些后悔起来，早知道就不该接受协助空降部队训练的这个任务。
我没有想到的一点是，空降部队做为我军的一支王牌部队，尤其还是党员、骨干及英雄部队组成的王牌机动部队，其对外一直都是带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为什么会带着神秘色彩就不用多说了，关系到军事机密甚至是国家机密嘛。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空降部队对加入成员的审核要比普通部队要严格得多，我们合成营是做为一支协助空降部队训练的部队而且还是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深得上级信任的部队，所以就没有了审核这一关。
但问题是……没有审核并不代表空降部队的一些人就没有警惕性。
就比如说现在，这刘政委就很明显对我产生了怀疑，否则他就不会去查阅有关我的资料甚至是用话来套我。
不过想想我又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们能怀疑我什么呢？越鬼子的间谍？还是苏联鬼子的间谍？
真是笑话，我在战场上可是多次打败了越军、苏军的重大阴谋，甚至还可以说利用了阿富汗来拖住了苏军在我国北线对我军的压力。如果我是他们的间谍，那不可能会这样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嘛！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尽管我身上有许多说不出的怪事，比如有时会事先知道越鬼子的计划，有时又能猜得到越军下一步要做什么等等，但战友、上级甚至直到张司令对我都没有半点怀疑。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想错了。刘政委的确怀疑我是间谍。只不过不是苏联或是越鬼子的间谍。而是美国佬的间谍。
而且我没想到的是，刘政委的这种怀疑还有许多证据支持：
比如我会懂一点英语，这是在阿富汗跟史密斯上校交往时体现出来的。
比如我会知道一些国内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高新装备，还懂得各种协同战术……这些如果放在这时代的中国人身上就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但如果我是美国派到中国来的间谍的话，那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再加上我又跟美国派来的武器专家李丽之间的来往又“不清不楚”的，之所以说“不清不楚”是因为有些同志反应我跟李丽常在没人的暗处交头接耳……我那个冤啊，那交头接耳是更应该说是谈情说爱好不好。但在刘政委等人的眼里就成了“暗通情报”，于是这几乎坐实了我是“美国间谍”这件事。
而之所以我在部队中还能自由发展下去，则是因为这时是中美蜜月期，刘政委及其上级猜想美国佬的战略目的其实跟我们帮助阿富汗的目的一样，就是借助第三国的力量来扳倒美国的头号大敌苏联。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这句话在国与国之间同样实用。
于是刘政委就认为……我这个“美国间谍”的任务，很有可能是美国佬想帮助中国，但又不愿意过份刺激苏联，于是就想到了用“间谍”来间接帮助的这种方法。
也就是对他们来说，我是美国间谋的这件事在现阶段对于我军甚至是我们国家都是有利无害的。而如果点破的话。一方面会使我军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美国顾问”的帮助和指导，另一方面又有损于现阶段的中美友谊及中美合作。于是他们也就全然当作不知道。
甚至不仅当作不知道，他们反而对我提出的那些战术理论什么的更是深信不疑。
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美国政府通过我这个“间谍”传输给我军的一些必要的改革信息，要知道美国在这时代可是唯一能与苏联抗衡的超级大国、科技大国，那不相信这些还能相信什么呢？
这自然就为我省掉了许多麻烦，至少再没有那么多人会来追问我怎么懂得这个、怎么知道那个的……俺是美国顾问嘛，那会知道这些都是正常的。
当然，我的这种“安全”是建立在中美合作的基础上的，而中美蜜月期是短暂的，于是我的“安全”也是短暂的。
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什么事也没有，甚至还可以说刘政委等人对我更加信任和器重，这是个讲科学、讲改革的时代嘛，而美国就代表科学，我又在革种程度上代表美国，于是我在他们心里就有了一种超然的身份。但实际上，这事却给我日后埋下了一个危机。
这些都是后话了，表面在现在的，就是刘政委和吴团长等人对我们合成营的训练来了个全盘接受。
甚至原本对我们合成营的战术理论不怎么认同的吴团长，时不时的都会到我营部来讨论部队的合成作战以及指挥方面的问题，而且一边讨论还会一边做笔记。
这时的我还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是大有原因，只是单纯的以为这吴团长是在训练场上看出了合成营训练的门道于是在态度上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但谁又会管那么多呢？我们的目的都是对部队进行改革尽一切可能提升空降部队的战斗力。所以那真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每次一说就能说上几个小时，从狙击手与步兵的配合，到直升机、炮兵与步兵的配合，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想浪费都是一边吃一边聊着。
“杨营长！”这天吴团长就感叹道：“原本我还不看好你们这各兵种合成作战的训练呢，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多讲究这么多名堂，现在想想当初还极力反对……唉！真是惭愧！”
我只是笑了笑，随手就给吴团长递上一根烟，问道：“可以说说当初为什么反对吗？”。
“嗨，这事就别提了！”吴团长扬了下头，有些尴尬的回答道：“当初我反对，一个方面是因为觉得这样几个兵种混在一起打会乱，另一方面则是不希望咱部队载军！”
“嗯！”我点了点头，这两点我都想到了。
事实上如果这时代我军的通讯装备依旧十分落后，所以在没有通讯设备的基础上将几个兵种混在一起打的确会乱，这是我军演习时得出的经验。
“其实……”接着吴团长又说道：“还有一点，那就是一直以来咱们都以步兵为主，相信在战争中人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过份依赖装备……那就是贪生怕死的一种表现！”
“哦！”这一点我倒是没想过，不过这似乎并不奇怪，因为我军一直以来都是在不依赖装备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强大的对手的嘛，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很正常了。
换句话说，在空降部队里改革的正反双方，其实是新旧两种思想、两种精神的碰撞。
旧思想是以人为主、相信人的精神力能够打败一切敌人，而新思想就是以人为本，讲究人与装备的结合，目的是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从现在这个形势看来，很明显的是新思想、新精神占了上风，毕竟战斗力的提升是个事实、伤亡的减少也是事实。尤为重要的，是现在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人人嘴里都挂着“改革”、“科学”等等，于是那些守旧派的思想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因为有了吴团长和刘政委的全力支持……说实话他们两人的支持对合成营的训练是相当重要的。吴团长是因为经常到营部与我交流，再加上他本身又有一些战斗经验……他的战斗经验主要来自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他也正是因为在那场战斗中立了功才被调进空降部队的。所以吴团长是深得合成训练的精髓，知道协同作战归根结底就是各兵种的取长补短互相为对方提供火力或是支援。于是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团都的干部都开始积极学习协同作战的指挥。
当然，在这其中多多少少的还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干部或是战士固守着以前的老战术，这时就是政委及教导员、指导员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这使得训练团的进展十分迅速，仅仅只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训练团的战士就掌握了与其它兵种之间的协同。
这一点着实让我有些意外，以前我还以为空降部队的兵也许会因为以前受的训练已经在他们脑袋里扎根，所以很难接受新战术的转变呢，没想到他们的这个转变过程却十分迅速而且也做得十分到位。
究其原因，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刘政委及其手下那些教导员、指导员的支持，这些干部是负责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的，由他们引导战士们向新思想转化，再加上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于是这训练起来自然就是事半功倍了。
这里头唯一让空降部队的战士们感到十分为难的……就是我们要求他们会观测坐标。
空降部队的确是由各部队的骨干组成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文化程度高，所以有相当一部份人对这炮兵坐标的计算十分头疼。(未完待续……)
我没有想到的一点是，空降部队做为我军的一支王牌部队，尤其还是党员、骨干及英雄部队组成的王牌机动部队，其对外一直都是带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为什么会带着神秘色彩就不用多说了，关系到军事机密甚至是国家机密嘛。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空降部队对加入成员的审核要比普通部队要严格得多，我们合成营是做为一支协助空降部队训练的部队而且还是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深得上级信任的部队，所以就没有了审核这一关。
但问题是……没有审核并不代表空降部队的一些人就没有警惕性。
就比如说现在，这刘政委就很明显对我产生了怀疑，否则他就不会去查阅有关我的资料甚至是用话来套我。
不过想想我又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们能怀疑我什么呢？越鬼子的间谍？还是苏联鬼子的间谍？
真是笑话，我在战场上可是多次打败了越军、苏军的重大阴谋，甚至还可以说利用了阿富汗来拖住了苏军在我国北线对我军的压力。如果我是他们的间谍，那不可能会这样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嘛！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尽管我身上有许多说不出的怪事，比如有时会事先知道越鬼子的计划，有时又能猜得到越军下一步要做什么等等，但战友、上级甚至直到张司令对我都没有半点怀疑。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想错了。刘政委的确怀疑我是间谍。只不过不是苏联或是越鬼子的间谍。而是美国佬的间谍。
而且我没想到的是，刘政委的这种怀疑还有许多证据支持：
比如我会懂一点英语，这是在阿富汗跟史密斯上校交往时体现出来的。
比如我会知道一些国内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高新装备，还懂得各种协同战术……这些如果放在这时代的中国人身上就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但如果我是美国派到中国来的间谍的话，那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再加上我又跟美国派来的武器专家李丽之间的来往又“不清不楚”的，之所以说“不清不楚”是因为有些同志反应我跟李丽常在没人的暗处交头接耳……我那个冤啊，那交头接耳是更应该说是谈情说爱好不好。但在刘政委等人的眼里就成了“暗通情报”，于是这几乎坐实了我是“美国间谍”这件事。
而之所以我在部队中还能自由发展下去，则是因为这时是中美蜜月期，刘政委及其上级猜想美国佬的战略目的其实跟我们帮助阿富汗的目的一样，就是借助第三国的力量来扳倒美国的头号大敌苏联。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这句话在国与国之间同样实用。
于是刘政委就认为……我这个“美国间谍”的任务，很有可能是美国佬想帮助中国，但又不愿意过份刺激苏联，于是就想到了用“间谍”来间接帮助的这种方法。
也就是对他们来说，我是美国间谋的这件事在现阶段对于我军甚至是我们国家都是有利无害的。而如果点破的话。一方面会使我军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美国顾问”的帮助和指导，另一方面又有损于现阶段的中美友谊及中美合作。于是他们也就全然当作不知道。
甚至不仅当作不知道，他们反而对我提出的那些战术理论什么的更是深信不疑。
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美国政府通过我这个“间谍”传输给我军的一些必要的改革信息，要知道美国在这时代可是唯一能与苏联抗衡的超级大国、科技大国，那不相信这些还能相信什么呢？
这自然就为我省掉了许多麻烦，至少再没有那么多人会来追问我怎么懂得这个、怎么知道那个的……俺是美国顾问嘛，那会知道这些都是正常的。
当然，我的这种“安全”是建立在中美合作的基础上的，而中美蜜月期是短暂的，于是我的“安全”也是短暂的。
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什么事也没有，甚至还可以说刘政委等人对我更加信任和器重，这是个讲科学、讲改革的时代嘛，而美国就代表科学，我又在革种程度上代表美国，于是我在他们心里就有了一种超然的身份。但实际上，这事却给我日后埋下了一个危机。
这些都是后话了，表面在现在的，就是刘政委和吴团长等人对我们合成营的训练来了个全盘接受。
甚至原本对我们合成营的战术理论不怎么认同的吴团长，时不时的都会到我营部来讨论部队的合成作战以及指挥方面的问题，而且一边讨论还会一边做笔记。
这时的我还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是大有原因，只是单纯的以为这吴团长是在训练场上看出了合成营训练的门道于是在态度上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但谁又会管那么多呢？我们的目的都是对部队进行改革尽一切可能提升空降部队的战斗力。所以那真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每次一说就能说上几个小时，从狙击手与步兵的配合，到直升机、炮兵与步兵的配合，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想浪费都是一边吃一边聊着。
“杨营长！”这天吴团长就感叹道：“原本我还不看好你们这各兵种合成作战的训练呢，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多讲究这么多名堂，现在想想当初还极力反对……唉！真是惭愧！”
我只是笑了笑，随手就给吴团长递上一根烟，问道：“可以说说当初为什么反对吗？”。
“嗨，这事就别提了！”吴团长扬了下头，有些尴尬的回答道：“当初我反对，一个方面是因为觉得这样几个兵种混在一起打会乱，另一方面则是不希望咱部队载军！”
“嗯！”我点了点头，这两点我都想到了。
事实上如果这时代我军的通讯装备依旧十分落后，所以在没有通讯设备的基础上将几个兵种混在一起打的确会乱，这是我军演习时得出的经验。
“其实……”接着吴团长又说道：“还有一点，那就是一直以来咱们都以步兵为主，相信在战争中人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过份依赖装备……那就是贪生怕死的一种表现！”
“哦！”这一点我倒是没想过，不过这似乎并不奇怪，因为我军一直以来都是在不依赖装备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强大的对手的嘛，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很正常了。
换句话说，在空降部队里改革的正反双方，其实是新旧两种思想、两种精神的碰撞。
旧思想是以人为主、相信人的精神力能够打败一切敌人，而新思想就是以人为本，讲究人与装备的结合，目的是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从现在这个形势看来，很明显的是新思想、新精神占了上风，毕竟战斗力的提升是个事实、伤亡的减少也是事实。尤为重要的，是现在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人人嘴里都挂着“改革”、“科学”等等，于是那些守旧派的思想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因为有了吴团长和刘政委的全力支持……说实话他们两人的支持对合成营的训练是相当重要的。吴团长是因为经常到营部与我交流，再加上他本身又有一些战斗经验……他的战斗经验主要来自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他也正是因为在那场战斗中立了功才被调进空降部队的。所以吴团长是深得合成训练的精髓，知道协同作战归根结底就是各兵种的取长补短互相为对方提供火力或是支援。于是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团都的干部都开始积极学习协同作战的指挥。
当然，在这其中多多少少的还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干部或是战士固守着以前的老战术，这时就是政委及教导员、指导员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这使得训练团的进展十分迅速，仅仅只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训练团的战士就掌握了与其它兵种之间的协同。
这一点着实让我有些意外，以前我还以为空降部队的兵也许会因为以前受的训练已经在他们脑袋里扎根，所以很难接受新战术的转变呢，没想到他们的这个转变过程却十分迅速而且也做得十分到位。
究其原因，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刘政委及其手下那些教导员、指导员的支持，这些干部是负责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的，由他们引导战士们向新思想转化，再加上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于是这训练起来自然就是事半功倍了。
这里头唯一让空降部队的战士们感到十分为难的……就是我们要求他们会观测坐标。
空降部队的确是由各部队的骨干组成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文化程度高，所以有相当一部份人对这炮兵坐标的计算十分头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