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上海城还带着一丝薄雾,海上的太阳也才露出一个秃顶,不过在上海城的街道上,却已经是行人如织,上工的工人和谈生意的商人来往不停,靠边的吃食小摊更是卖力的吆喝,想要抓住这段黄金时间多拉拢几个客人。

    “全都给我老实点,再敢反抗者,斩!”

    忽然间街道上一阵骚乱,路上的行人纷纷向两边躲,紧接着一队吴王府的护卫从街上走来,而在这些护卫的身后,则是一排鼻青脸肿汉子,这些人大多面相凶恶,就算是被抓也是满脸的不服,一看就知道平时都是些跋扈之徒。

    看到这些被抓的汉子,路两边的行人全都露出兴奋之色,甚至还有不少人高声叫好,大呼吴王殿下英明等等。

    行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应,主要是被抓之人都是上海城的泼皮无赖,这些人平日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好好一个上海被他们搞的是乌烟瘴气,甚至有不少商人不堪他们的欺压,不得不忍痛离开了上海。

    可以说这些地痞流氓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社会问题,若是再放任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对上海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之前李恪一心扑到对上海各种工程的建设方面,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问题,直到和李愔巧遇孙氏夫妇时,这才揭开了冰山一角。

    当时面对酒楼中的上海百姓,李恪许下一个诺言,那就是还上海城一个朗朗晴空,再也不会发生泼皮勒索良民的事。不过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可真到要做的时候,却是十分的麻烦,毕竟只靠抓一些泼皮是没用的,最关键的是得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否则今天抓了雄爷,明天指不定就又冒出一个狗爷来。

    李愔虽然有英果之名,但若是真论起执政一方的经验,却实在不怎么样,比如他身为苏州刺史,却一直呆在长安,苏州一地的事全都交给别驾去做,自己根本没管过事。相比之下,李愔虽然懒散,但至少将登州治理的井井有条,甚至还将一个并不起眼的登州发展成为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大城,也正是因为如此,李恪才向李愔求救。

    上海是李愔谋划中的关键一环,所以无论李恪求不求他帮忙,这里的事他都要管一管,所以在回到李恪的吴王府后,两人立刻将吴王府的谋士召集在一起,很快就拿出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

    上海城是座新城,城中的行政机构都是临时搭建的,再加上这里又是华亭县境内,李恪对华亭县的那位谢县令也有几分印象,所以就让谢县令把县衙迁到了上海,主管一方的民政,只不过这位谢县令虽然是个人才,但却也被李恪催着管理工程建设方面的事,对民政上分不开身,所以这才导致了上海城中泼皮横行的局面,甚至连衙门里的公人也偶有不法之事发生。

    虽然情有可原,不过治安毕竟是谢县令的份内之事,所以这件事他也脱不了干系,结果被李恪训斥了一顿,接着就让谢县令全力推行李愔搞来的改革方案。而谢县令也存了戴罪立功的打算,所以从一开始就十分的配合。

    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城中搞出动静来,而这个动静就是发动人手查清了上海城各处的泼皮无赖,然后出去王府卫队,将这些人一网打尽,无论这些泼皮无赖的身后有什么样的背景,哪怕是和吴王府有关也不行,所以才出现了今天早上的情形。

    对于李恪的这一举动,城中百姓是无比支持,几乎所有人都在高呼吴王英明,为城中解决了一大祸害。如此一来,李恪在城中的威望立刻如火箭般上升,对此李愔却有些不满,明明这件事他也有份,可惜除了孙氏夫妇等少数人外,其它人并不知道,结果好处全都让李恪得了。

    而在借助短时间暴涨起来的巨大声望,李愔立刻打着李恪的名义,正式推出这次的改革方案,先是将城中所有的衙役全都朝廷整编考核,考核方面包括能力、品德、体力等各方面,凡是考核不合格者,全都予以辞退,甚至以前若有作奸犯科者,还会依法制罪。如此一来,城中的衙役虽然少了许多,但是风气却大为改善。

    接下来再次由吴王府出面,招募了上千名良善之民为衙役,这些衙役与原来的衙役合并在一起,经过简单的培训之后,立刻开始在城中各地巡逻,而与此同时,李恪和李愔还将城中所有商户召集在一起,经过数天的谈判,终于敲定了收取‘治安费’的方案。

    说起唐代的税收,这可是个大问题,初唐时主要还是租庸调,以一夫一妻为单位,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

    租庸调这种税收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问题来,因为这种税根本不管你每年的收入多少,职业如何,全都按这个标准来说,而这对于朝廷来说,除非国家人口大量增加,否则每年的收入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当然了,这种税收制也有好的一面,比如在初唐这种人少地多的情况下,租庸调无疑是一种轻税,使得民众的负担很轻,也增加了百姓开垦荒地的热情。本来若是没有李愔这个变数的话,这种收制度还能用上一百多年,直到中唐时期人口增加,很多百姓分不到土地,这才导致租庸调的崩溃,而两税制开始兴起。

    不过随着李愔的到来,大唐的商业极其繁荣,民间的财富增长极快,若是只按照租庸调的方式收税的话,那么政府的财政根本没有增长。不过正所谓因势而变,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许多变种的商税,比如货物过路时通过关卡,就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商户想要自己的店铺免除麻烦,也会给当地的官吏一定的钱财,这些钱财除了被这些官吏私分掉之外,也会上缴一部分到国库,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收税,甚至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只可惜这种变相的收税十分不正规,商户上缴的多少全看当地官吏的心思。

    而李恪和李愔在上海搞的这个治安费,其实就是将以前那种不正规的商税变得正规起来,只要是上海的商户,每月需要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三上缴,这就是治安费,而交过治费的商户们则不必再向任何人缴纳任何费用,每日都会有县衙的衙役在街上巡逻,无论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向他们求助,若是这些衙役敢不管,那么商户们可以直接向王府增设的投诉司投诉,只要一经查实,那么当事的衙役可就惨了,轻则挨板子,重则可能还会坐牢。

    对于这个新增的治安费,上海的商户们一开始也都有些疑虑,倒不是说嫌收的钱多,百分之三的收入相对以前每月被勒索的钱财,根本就不算多,甚至连一半都不到,所以这个治安费倒不多,只不过商户们却有些担心,怕衙门把钱收走了,却不办实事,接下来他们该怎么交钱还得怎么交。

    幸好之前王府护卫四处抓捕泼皮无赖,让李愔在上海拥有了巨大的声望,所以这些商户们虽然疑虑,但对这位吴王殿下还是有些信心的,再加上李愔也已经出面凭着他在商界的巨大的声望,总算是打消了不少人的疑虑,使得收取治安费的方案总算通过了。

    而经过了对泼皮无赖的大肆抓捕,再加上新招收的衙役四处巡逻,每片区域都有固定的衙役在负责,使得上海城的治安风气为之一清,少数漏网的泼皮们也不敢再勒索商户,毕竟县衙已经出了规定,只要发现敢于勒索商户钱财者,一律抓起来做苦力,最短也要做满一年,刑满后若是发现再犯,那可就不是做苦力了,而是直接流放到台湾的种植园里,先和那些奴隶做三年的苦工再说,而且做完后还不能回来,一辈子都得呆在台湾。

    治安费应该算是坐税的一种,主要是对固定的商户收取的税收,至于另外一种过税,李愔和李恪也做出了一些改革,上海是一座港口城市,过税主要是港口上的税收,其实这种税收已经十分完善了,对各种不同的船只都有固定的税收,所以两人的改动不大。

    另外随着上海的发展,陆上周边各处的货物都向上海汇聚,所以陆上的过税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李愔两人主要就是对这种过税进行改革。其实也很简单,主要就是根据货物的品种不同,收取不同的税率,比如丝绸和粮食的税率就完全不同,这种收税的方式虽然在李愔看来十分简单,但是在中国古代却无疑是项巨大的改革,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的过税甚至是按货物的体积来收税的。

    在将上海的这一系列改革推行下去后,李恪终于敢把萧皇后、杨妃她们也接到了上海,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他已经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做为一个晚辈,做出点成绩自然想向长辈们炫耀一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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