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 作者:京流云
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汉献帝新传 作者:京流云
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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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张剑光张洁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4
（注明：这篇论文是小说中城市化的一个基础，也是小说中襄阳、金陵、洛阳、长安、济南等城市建立、扩大的理论基础。）
摘要：唐代城市商业经济有着较快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与市场紧密相连。城市中各个阶层虽然与市场的联系程度不太一致，但逐渐密切是共同的发展趋势。城市中的消费水平有高有低，既有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高消费，也有普通工商业者衣食丰足的消费，更有普通市民的低消费。因此表现在消费结构上，不同的消费水平其消费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也各有其特殊性。
关键词：唐代／城市消费／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衡量一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城市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商品经济从大的方面来说，最主要的是生产和消费两个层次，因而对城市消费经济的探索是研究唐代商品经济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商品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唐代经济的认识更趋客观，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不过我们也看到，对唐代城市消费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突破性的观点较少，成果不多。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城市消费方式、水平和结构着手，探讨唐代一些大城市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文中论述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代城市消费方式
消费方式就是人们消费生活资料、精神产品和劳务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通过消费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结构和消费支出方式等表现出来。唐代市民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城市消费基本属于依靠市场完成的商品性消费。
1.城市中消费品市场的发展
唐代自立国开始，承袭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在城市建设上实行坊市制度，即严格区分商业贸易的“市”与居民住宅区“坊”，并加以严密的管理控制。从京城到各地州县均设置有“市”，各大城市的“市”中更是店铺林立，贸易繁荣。在北方，京城长安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1](卷3)。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1](卷5)。南方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列置邸肆”[2](卷86《市》)。广州“广人与蛮杂处，地征薄，多牟利于市”[3](卷170《王锷传》)。自唐中期起，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日益冲破坊市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有各式各样的商肆店铺，贸易交换不再局限于“市”内进行。而且，有许多小商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直接深入居民区进行商业贸易。另一方面，“坊市”制度下严格的夜禁制度渐渐放松，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如长安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1](卷3)；汴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4](卷300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唐代城市中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市民依靠市场进行商品性消费最为重要的硬件。
在商业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大宗商品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转或最终销售地的专门市场，为市民进行商品性消费提供了便利。如成都蚕市，韦庄有词云：“锦里，蚕市，满街珠翠”[4](卷892韦庄《怨王孙》)。扬州药市，“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4](卷821皎然《买药歌送杨山人》)。刘玉feng先生在《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一文中，指出了粮食等农产品以及粮食作物和农副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商品化，详细描述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酒、各种调味品、茶叶、甘蔗、桑、麻、棉花、绢布、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牲畜(肉鱼)、木材等等商品的贩运和销售市场。[5]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周围的各类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大都是经过市场，交换后再来到城市居民的手中。
唐代的市场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一般商品市场，也就是普通商品交换的场所，此外还有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文化娱乐市场。尽管唐代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还不完善，但的确已初具雏形。如我们通常讲的城市消费服务市场，“任何时候，除了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外，还有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即消费服务”[6](p160)。马克思说的这种消费服务的完成其实只能依靠市场来实现。在唐代，城市中饮食、娱乐行业的发展以及遍布于城市中的奴隶市场、雇佣劳动力市场，为市民进行服务消费提供了条件。我们曾研究过唐代江南城市经济，发现唐代江南城市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城市内服务性行业蓬勃兴盛。[7](p365)如《金华子杂编》卷下已说到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上专门有百姓撑了小船以淘河为业，可以说是今天的河道清洁工。这种为城市服务的人员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从劳动力市场上雇佣来的。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个黄衫吏，此人对张县令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8](卷350引《篡异记》“浮梁张令”条)。在延陵县，陈生可以“求人负担药物”，到佣作坊中寻找人为自己挑担服务。[8](卷74引《逸史》“陈生”条)城市中酒店林立，各种各样的旅店、逆旅、客舍、堠馆为行商旅客提供着食宿服务。城市中房屋的出租、买卖十分常见。华亭县令曹朗官秩将满，不但来到苏州买了一套大房子，还买了一个名叫花红的小青衣，添置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打算长住在苏州了。[8](卷366“曹朗”条)
唐代的城市市民，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和市场的关系十分紧密，无论是一般商品市场还是生产要素市场，人们的消费绝大部分依靠市场来进行，依靠市场而完成。
2.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
如果把唐代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划分阶层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宫廷人员、官员等公职人员和一般市民。一般市民中只有手工业者属于生产性人口，他们所生产出的产品或由国家征收，或投入市场出售，他们自己的基本生活消费都不得不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其余大部分市民，包括举子、商人、伶人妓女、僧尼等都属于非生产性人口，其消费行为只能依
赖市场交换。
宫廷和官员的消费与市场的联系则经历了一个逐渐密切的变化过程。唐前期，宫廷的消费品主要来自诸司供给或诸方贡献，按说是不需要与市场发生任何联系的，但这种局面逐渐被“宫市”的出现所打破。宁欣教授在《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一文中，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9]唐人戴孚所著《广异记》中云：“薛衿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8](卷331“薛衿”条)兑明开元年间，内廷日常饮食用品中相当多的品种需要到京城的两大市场上采购。到代宗时，“宫市”由宦官负责，强买强卖引起民怨。“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抢夺之。”[10](卷140《张建封传》)我们且不论“宫市”的强制掠夺性，“半匹红绡一丈绫”是严重的不等价交换，至少政府的“宫市”可以说明在商品经济强大的冲击力下，宫廷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市场，当然也说明了唐朝宫廷消费yu望的膨胀。
对于官员和贵族等公职人员来说，他们的消费品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皇帝的赏赐，二是来自市场。对于这两部分所占比例的多少，从唐前期到中后期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从唐前期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皇帝的各种赏赐和国家的实物俸禄是贵族和官员主要的消费方式，但并非就不需要市场。《唐会要》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2](卷86《市》)这条敕文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时从侧面证明，当时官员普遍有入市的情况，或者说，朝廷出于对高官身份的考虑而从品级上对其加以限制后，对五品以下官员出入市场放任不管了。《大唐新语》记有一则侍中陈叔达为母买水果的故事：“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11](卷5《孝行》)这可以说是官员及其家属日常生活消费需要市场来满足的有力例证。到高宗时，城市中商品经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而迅速发展，富商大贾涌现，贵族官僚与其交往频繁。长安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8](卷495“邹凤炽”条)。甚至有些官员也开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于贵族官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自武周起，史籍中频见官员通过市场进行日常生活消费的记载。张衡位至四品高官，“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12](卷4)。自玄宗朝始，贵族官僚大范围地卷入商品市场，不仅大量从事商业经营，而且其个人消费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奢侈性消费。陈衍德先生在《试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一文中即指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之一就是：“购自市场、得自市场的奢侈品，相对于自产自用的奢侈品，比重有所上升。”[13]这个结论是很有道理的。
另外，唐代官员所得俸禄中，俸料钱在全部俸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也可以说是官员阶层的消费方式与市场联系日渐紧密的重要表现。“唐代官员俸料钱支出数量增加，取决于税收结构中货币成分的增长，而税收中货币成分的增长，又是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增加反映了唐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14]在生产的基础上，分配与消费通过交换发生联系，分配过程中货币比重的增加正说明交换过程中对货币的使用量增加，从而也说明了官员消费与市场关系的日益密切。
二、唐代城市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从理论上说是人们消费需要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的程度。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它的消费水乎都有不同层次上的差别。综合分析唐代城市中各类消费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的消费水平是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倾向的。
1.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奢侈消费
在大唐盛世的恢弘气势下，奢侈糜烂的高消费似乎成了唐代消费水平的代名词。陈衍德先生也曾提出奢侈性消费是唐代消费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15]消费水平是由消费群体的经济能力决定的。在唐代，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决定了财富分配的不公，政治地位成为收入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政治地位较高的官僚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着巨额财富。但随着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有许多手工业者或是市井商贩靠经商逐渐积累财富，有的甚至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也跻身到了高消费行列。这一高消费群体主要集中于城市，史籍中对他们的消费记录俯拾皆是。
(1)衣食日用。贵戚高官们的饮食消费可谓是穷奢极欲。他们对食物有花色、新奇和营养等高品位的追求，并且不惜为此耗费千金。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16](《补遗》)。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至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17](卷下)。晚唐宰相杜琮，“人臣福寿，少有其伦。日常五餐以为常式，一日之费皆至万钱”[18](p1792)。
衣着服饰方面更是追求高贵、华丽和新异，而这也要以花费巨资为代价。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观灯时，“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12](卷3)安乐公主曾“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鞯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3](卷34《五行志一》)充分说明了当时妇人们服饰消费的高昂。
在出行方面，玄宗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革+龙]，组绣为障泥。”[16](卷下)宪宗元和年间，有蔺如宾者，劫一茶商数百万之财，“服馔车舆仆使之盛，拟于公侯”。后生一子，“轻裘肥马，恣其出入”[19](卷1)。骑马在唐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商人骑马在唐代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往往装饰过盛，不亚于官宦。
豪贵们的日用品更是珍奇名贵。则天时，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缛，蛩蚊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12](卷3)。太平公主的玉叶冠，虢国夫人的夜光枕，杨国忠的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16](卷下)。巨豪王元宝则“好宾客，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瞑焚香彻晓”[20](卷下)。
(2)住宅别墅。唐人在构建住宅别墅上特别费尽心思，极尽奢华，并且是一代比一代更富丽堂皇。正如史家所言：“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10](卷152《马璘传》)当时建造宅第的高消费主要表现在宅第装饰的华丽上。则天从父姊之子宗禁客造一新宅落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后犯赃流配，太平公主到其宅院察看了一番，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12](卷3)。连太平公主都自叹不如，可见宅院的豪华程度在当时是第一流的。玄宗时巨豪王元宝，“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硖甏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20](卷下)，达到了用奢华的住宅花园来体现金钱的富有程度。构建豪华宅第的另一主要表现是宅第占地面积十分广阔。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10](卷120《郭子仪传》)。在杨鸿年先生的《隋唐两京考》中，把长安的坊按面积大小分为五类，亲仁里属于第三类，“南北长三百五十步，东西宽六百五十步，面积为49.16万平方米”[21](p250)。这样看来，郭子仪的大宅约占地为今天的12万平方米，足见其气势恢弘，豪门广阔。
(3)婚丧。唐代有很多婚姻与今天的习俗相似，必须要破费很多钱财的。关于唐代婚姻的消费，我们另有专文谈及，这儿仅简单举两个例子。韦丹之子韦宙被贬永州，当地奢婚盛行，“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人”[3](卷210《韦丹传附子韦宙传》)。永州地处边疆尚且如此，更何况京城这样的大城市，豪贵之人的婚姻更是耗费颇多，最奢华的当然要数皇帝嫁女儿。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极尽奢华。比如“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史称“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8](卷237“同昌公主”条)。
丧葬消费更奢华，王公勋戚，富家豪族，“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柩冥器，穷金玉之饰”1。高宗时笑里藏刀的奸臣李义府改葬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蠕鞘、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已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10](卷82《李义府传》)
(4)娱乐。显贵们闲得无聊，会寻找一切可以娱乐的内容，各种娱乐项目在唐代就应运而生。为了表现出自己有财有势，许多人会一掷千金。高宗时奸臣許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8](卷236“许敬宗”条)。中宗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愼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築毬场”[8](卷236“杨慎交”条)。玄宗时郭英义“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10](卷117《郭英□传》)。安史之乱后，虽然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也阻挡不了官员们高昂的娱乐消费。据《大唐传载》载：“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22](p884)
至此，我们不禁惊叹唐代官僚贵族的消费能力之高。唐代豪贵富人不仅有这样的财力，而且消费额也非常巨大。史籍中有一则德宗时的记载，讲述了一个得宠宦官的月消费额。当时陈少游向中官董秀行贿，“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8](卷239“陈少游”条)后来陈少游“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年给他送钱五万贯。唐中后期，随着宦官政治权力的加强，其经济实力也足以使他们跻身于高消费之列。
2.普通市民的低消费
虽然“金字塔的顶端会比巴黎的铁塔要高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地方离地不过一码”[23](p117)。高消费群体毕竟只是唐代城市市民中的一小部分，占市民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和普通中小商人的消费水平绝对还达不到这样高的程度。但史籍中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描写并不多。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不幸的是，我们对于宫里的大场面比市井细民的生活了解得更多。我们更感兴趣的倒是用木桶运来的活鱼的鱼市，或者是那个野味市场……这里，不常见的东西掩盖了日常事物。”[24](p651)并且他还理智地推断出“中国潜在的贫困无所不在。皇帝、官吏高高凌驾在这贫困之上，一味享乐靡费，他们的奢侈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24](p650)。唐代给人的繁华印象和富贵人家奢侈糜烂的高消费也掩盖了普通市民们的生活真相。事实上，贫民低下的消费水平相对于唐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另一个更现实的世界。有专家曾指出：“传统社会一向置广大劳动人民于高消费之外。他们的消费水平总是被压抑在维持人口生存与人口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线上下，市场消费能力几被剥夺殆尽。”[25](p243)在唐代城市中，处于这种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较低的贫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老翁，“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26](卷4《新乐府卖炭翁》)。他的消费支出主要就是吃和穿，而且在寒冷的冬天还只穿一件单衣，连保暖的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原为一小货郎的张守一在未被广陵吕用之提拔之前，贫弊不能生存，“乃负一柳箧，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8](卷289“张守一”条)。他贩卖化妆品，收入很低，仅能换取最基本的衣食，和卖炭翁一样消费水平低下。而镇州有一贫妇“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8](卷158“贫妇”条)，更是穷到连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步。杜甫的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卷216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让我们在悲叹阶级社会的不公时，也可以看到城市中处于最低消费层次的平民有很多人是连衣食这一最基本的消费需求都无法满足的。
另外，在城市中还有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群体，就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他们“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27](卷15《上兵部李侍郎书》)，来到长安等大城市中，但在他们还没有得到官职之前往往生活比较艰难。杜甫曾自嘲：“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4](卷216杜甫《醉时歌》)也在求官不得、旅居京师的十余年里，怀才不遇，生活贫苦，沦落到了买减价太仓米吃的地步。这些贫穷的读书人的消费水平，可谓是接近城市消费水平的底层。甚至在他们得官之后，如果官位不高，俸禄也是极低的，消费水平仅能维持生计，或许还难以摆脱贫困线。太原府参军苗藩，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27](卷25《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铭》)。他们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往往还要养活一个大家族及投靠的亲友，如苗藩要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因此限制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韩愈在做国子博士时，日常生活甚至出现了“冬暖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甚至“晨炊不给”的状况。[10](卷160《韩愈传》)
这种由财富分配不平等而造成的消费水平的悬殊，其实并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特殊产物，即使在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我们也是有目共睹。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检验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在乎不平等，而在于这种不平等与绝对平均曲线之间偏角的大小”[25](p244)。唐代城市中的工商业者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收入上讲，他们处于金字塔那宽宽的最底层。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唐代城市中一般的消费水平，而且这种较低的水平恰恰限制了唐代商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3.中小工商业者的衣食丰足消费
史籍中对于工商业者消费情况的正面记载实际上并不多，因此我们只能从他们的收入水平上做大致的判断。唐代工商业较之前代有了巨大发展。在手工业方面，唐代官营手工业与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联系较少，而私营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唐以后与市场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有些手工业者还兼营商业，因此手工业者的收入相对于前代有了较大提高。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阶层前所未有的壮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工商业者收入的增加，直接决定了消费水平的提高。那么普通工商业者的消费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史载长安有—贾人之妻，“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8](卷196“贾人妻”条)。其家“丰俭得所”，每日买食米肉，且有财力雇买奴仆。这是一则难得的对于商贾之家日常收入和消费较详细的记载，显然其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衣食无忧的温饱水平。这只是一家普通的旗亭酒家，其消费水平正是广大工商业者平均水平的反映。相州王史巡行客坊时，“忽见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史问其业，客云：难卖杂粉香药而已。史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8](卷165“王叟”条)他做的也是小本生意，利润不会太高，但是足以保证他衣食丰足的消费水平。
唐代大城市中工商业的从业人数较前代可能都要多，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因此一般工商业者能够达到衣食丰足的消费水平，表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普通工商业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唐代城市中的生活和消费的平均水平比以前各朝都要来得高一些。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消费水平还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在奢侈蔚然成风的唐代，置身于繁华喧嚣的都市，往来于王公贵戚之间，仍有些身居高位之人不羡慕时人的奢华，不享受豪宅美第，甘心寄身于陋室，蔬食蔽衣。高宗时宰相李怀远“虽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园林宅室，无所改作”[10](卷90《李怀远传》)。安史之乱后，刘晏掌管天下财政，“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28](卷上)。唐人刘禹锡的一句话说得甚是贴切：“斯是陋室，惟吾德馨。”[29](《遗文补遗》)这些高官绝对不是没有高消费的经济能力，而是像有学者所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所形成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尺度和士大夫据以压抑了自己对物质享受的追求的结果，同时法令的规定也限制了唐人的这种追求”[30]。
三、唐代城市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唐代人在社会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生活及民风习俗上的各类消费内容，在唐代市民的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受到其消费水平、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唐代城市消费结构上，存在着这样两个较大的特点。
1.不同的消费水平有不同的消费结构
对于高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来讲，在追求衣食住行方面的高标准的同时，精神生活消费项目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加大。比如唐代中后期在一些大城市盛行对花卉的消费，尤其是对牡丹的追逐和欣赏。[31]白居易一首《买花》诗，生动描绘了京城富贵人家为买花一掷千金的狂热：一丛颜色浓艳的花，其价值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所出的赋税额，但
富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执迷不悟”。再如唐人对书法绘画的情有独钟。对书画的搜购收藏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因而绝对属于一种高雅的奢侈性精神消费。中唐至盛唐时期，仅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就有窦瓒、席异、潘履慎等近三十位收藏家，其中除一僧一道外都是朝中要员，陌田万顷的财力和审美愉悦的精神需求促使他们购求书画，从而成为“蓄聚宝玩之家”。他们的物质生活消费，也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某种需求。在物质方面，唐人尤其注重构建住宅园林，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就是：“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10](卷8《李义琰传》)。如果说构建豪宅是财富地位象征的话，修建园林别馆则多了几分娴静雅致的情趣。当时城市中“权贵们利用权势，大奢钱财，尽行土木之能事(购建别墅)。他们重视别墅的诗情画意，置石垒山，凿池引水，亭台楼阁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他们更注重建墅意境，把有限的空间形成景生象外、壶中天地之势，不亚于皇家园林的气魄。”[32]武宗时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山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33](卷下)，建造得更加绮丽秀美，宛如人间仙境。达官贵人或文人墨客们所拥有的这种园林性质的别墅，在大城市的城郊或者名山秀水之中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奢侈性精神消费。
相比之下，衣、食、日用品等物质消费项目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对他们而言，对食物的消费需求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所具有的果腹效用，他们追求的是衣食物品的档次与自身身份地位的匹配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正如凡勃伦在谈到银汤匙和铝汤匙的区别时，替有闲阶级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从使用和欣赏一件高价的而且认为是优美的产品中得来的高度满足，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是出于美感名义之下的那种高价感的满足。”[34](p9394)用这段话来解释唐代的官员贵族和富商们对高消费的追求，是比较贴切的。
对于消费水平较低的普通消费群体而言，消费结构中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无疑是第一位的。如卖炭翁那样的低消费水平，吃穿等生存意义上的消费几乎占了全部，娱乐等精神消费项目对他们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对于能够达到丰衣足食的那部分消费群体来讲，随着购买力的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会提高，于是就开始效法上层社会的消费风气，改善物质消费的质量，增加精神消费的比重，由此导致了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升级。这是消费风气上“上行下效”的特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比如有学者对唐代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分的变迁做了研究，认为初唐至盛唐(玄宗开元至德宗建中年间)，绘画消费群体从皇室向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35]文人士子阶层踏足字画这一高雅的精神消费，在满足精神愉悦的同时改善了自身的消费结构。即使没有那样的财力和情趣，在基本衣食满足后，精神需求也会上升。唐代市民广泛参与乐舞、围猎、郊游、击球、斗鸡等休闲娱乐活动，有的甚至为之倾家荡产。城市中娱乐行业的大发展正说明了市民们精神消费的活跃。
2.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各有特殊性
职业不同，直接导致收入的分化，有多有少，社会地位也就有了差别。不同的阶层，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而表现在消费上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举出一些社会的特殊阶层来分析一下他们在消费结构上具有的特点。
(1)官僚贵族。在官场上沉浮，官场交际消费是在所难免的。玄宗时，杨国忠子弟“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20](卷下)。杨国忠权倾朝野，其子弟仍需耗费财力“以奸媚结识朝士”。到中后期，朝政日益腐败，各级官员用于跑官求官、上下打点而进行的官场消费更加兴盛。宪宗时王锷在任河东节度使时“用钱数千万赂遗权佞，求兼宰相”[10](卷148《李藩传》)。穆宗时，王播也“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8](卷261“王播”条)。对这些官员而言，政治前途是最重要的，因而官场交际消费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中占据很大比重。官僚贵族们的另一项特殊消费就是购买土地建造庄园。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稳固的财富，对土地的购买不仅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投资。如懿宗时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被懿宗谓之“足谷翁”[36](卷1)，购买土地数量十分惊人。
(2)文人士子。唐代实行科举取士，文人们在没有取得功名之前，其消费支出中除了吃穿等必要的消费外，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占很大比重，但是如果不是作弊去贿举和贿选，花费并不会太大。不过唐代文人无论是否中第得官，他们都有一大相同的爱好，都喜欢留恋于烟花柳巷，与娼妓们吟诗作词，歌舞欢娱。《唐摭言》中载有许多举子进士们醉生梦死于其中的事例。如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郑合敬先辈及第后”，亦“宿平康里”。[37](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一些人聚众宴饮的时候召妓作陪，狎妓游宴如同一个无底洞，往往使文人士子们倾尽所有，成了他们的一大主要支出项目。
另外，唐代文人又普遍有一大嗜好是嗜酒如命，即使在未中举前贫寒的经济条件下，对杯中之物的消费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白居易即有诗云：“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26](卷28《自劝》)杜甫亦有首著名的诗《饮中八仙歌》，形象勾勒出八位嗜酒的著名文人，如其中形容李白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4](卷216杜甫《饮中八仙歌》)如李白这样的文人，饮酒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终日沉醉于长安市中酒肆，或不惜代价从市上买酒，在沉醉的状态下却为世人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
(3)游侠少年。在唐代城市的市井街头有许多游弋的游侠少年，或是行走四方的游侠豪客，或为富家子弟，在官府中挂名任职。他们的生活多被各种休闲娱乐项目所充斥，比如饮酒、狎妓、击球、打猎以及赌博，对他们来讲，娱乐消费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唐人诗篇中有许多对少年游侠生活的描绘。如李白有诗云：“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4](卷24《少年行三首》)作为唐代城市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部分人不但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而且他们的消费颇有盛唐豪放气度的特点。
(4)富商大贾。工商业者在唐代城市中是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一个阶层。他们中的一些富裕者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开始追求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同时有许多富商开始介入官场，因而经营官场成为唐代城市中富商们除衣食消费以外的重要消费项目。他们或交结、贿赂权贵，以取得种种政治经济利益。如中宗时许多“黠商大贾”，耗费巨资“重赂贵近”[38](卷247李峤《上中宗书》)，以此来逃避赋役；或利用官府公开卖官鬻爵之机，直接出资买官。玄宗时，“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护，领山南东路驿事”[3](卷221《酷吏传》)。金钱一旦与权力结合，各种利益就随之而来，一些富商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富商们的另一特殊消费同官僚贵族一样就是购买土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念。终唐一代，富商大贾对土地的购买兼并都非常流行，如德宗时罗立言迁河阴令伊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3](卷192《罗立言传》)。富商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地多者可达百顷以上，“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39](卷11)。至懿宗时，土地的买卖已使得“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10](卷19《懿宗本纪上》)。一定程度说，富商们将赚来的钱用于对土地的消费，这实际上是防范商业资本风险的一种投资。
注释：
1(唐)吴兢：《贞观政要》卷6《俭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关于唐代丧葬消费的奢华，详细内容可参看张剑光《人土为安》一书的第11章《唐人的厚葬热流》和第12章《唐代的居丧祭扫》，广陵书社2004年10月版第117至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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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剑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6.2.1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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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张剑光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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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这篇论文是小说中城市化的一个基础，也是小说中襄阳、金陵、洛阳、长安、济南等城市建立、扩大的理论基础。）
摘要：唐代城市商业经济有着较快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与市场紧密相连。城市中各个阶层虽然与市场的联系程度不太一致，但逐渐密切是共同的发展趋势。城市中的消费水平有高有低，既有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高消费，也有普通工商业者衣食丰足的消费，更有普通市民的低消费。因此表现在消费结构上，不同的消费水平其消费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也各有其特殊性。
关键词：唐代／城市消费／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衡量一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城市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商品经济从大的方面来说，最主要的是生产和消费两个层次，因而对城市消费经济的探索是研究唐代商品经济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商品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唐代经济的认识更趋客观，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不过我们也看到，对唐代城市消费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突破性的观点较少，成果不多。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城市消费方式、水平和结构着手，探讨唐代一些大城市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文中论述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代城市消费方式
消费方式就是人们消费生活资料、精神产品和劳务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通过消费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结构和消费支出方式等表现出来。唐代市民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城市消费基本属于依靠市场完成的商品性消费。
1.城市中消费品市场的发展
唐代自立国开始，承袭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在城市建设上实行坊市制度，即严格区分商业贸易的“市”与居民住宅区“坊”，并加以严密的管理控制。从京城到各地州县均设置有“市”，各大城市的“市”中更是店铺林立，贸易繁荣。在北方，京城长安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1](卷3)。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1](卷5)。南方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列置邸肆”[2](卷86《市》)。广州“广人与蛮杂处，地征薄，多牟利于市”[3](卷170《王锷传》)。自唐中期起，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日益冲破坊市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有各式各样的商肆店铺，贸易交换不再局限于“市”内进行。而且，有许多小商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直接深入居民区进行商业贸易。另一方面，“坊市”制度下严格的夜禁制度渐渐放松，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如长安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1](卷3)；汴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4](卷300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唐代城市中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市民依靠市场进行商品性消费最为重要的硬件。
在商业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大宗商品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转或最终销售地的专门市场，为市民进行商品性消费提供了便利。如成都蚕市，韦庄有词云：“锦里，蚕市，满街珠翠”[4](卷892韦庄《怨王孙》)。扬州药市，“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4](卷821皎然《买药歌送杨山人》)。刘玉feng先生在《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一文中，指出了粮食等农产品以及粮食作物和农副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商品化，详细描述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酒、各种调味品、茶叶、甘蔗、桑、麻、棉花、绢布、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牲畜(肉鱼)、木材等等商品的贩运和销售市场。[5]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周围的各类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大都是经过市场，交换后再来到城市居民的手中。
唐代的市场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一般商品市场，也就是普通商品交换的场所，此外还有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文化娱乐市场。尽管唐代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还不完善，但的确已初具雏形。如我们通常讲的城市消费服务市场，“任何时候，除了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外，还有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即消费服务”[6](p160)。马克思说的这种消费服务的完成其实只能依靠市场来实现。在唐代，城市中饮食、娱乐行业的发展以及遍布于城市中的奴隶市场、雇佣劳动力市场，为市民进行服务消费提供了条件。我们曾研究过唐代江南城市经济，发现唐代江南城市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城市内服务性行业蓬勃兴盛。[7](p365)如《金华子杂编》卷下已说到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上专门有百姓撑了小船以淘河为业，可以说是今天的河道清洁工。这种为城市服务的人员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从劳动力市场上雇佣来的。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个黄衫吏，此人对张县令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8](卷350引《篡异记》“浮梁张令”条)。在延陵县，陈生可以“求人负担药物”，到佣作坊中寻找人为自己挑担服务。[8](卷74引《逸史》“陈生”条)城市中酒店林立，各种各样的旅店、逆旅、客舍、堠馆为行商旅客提供着食宿服务。城市中房屋的出租、买卖十分常见。华亭县令曹朗官秩将满，不但来到苏州买了一套大房子，还买了一个名叫花红的小青衣，添置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打算长住在苏州了。[8](卷366“曹朗”条)
唐代的城市市民，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和市场的关系十分紧密，无论是一般商品市场还是生产要素市场，人们的消费绝大部分依靠市场来进行，依靠市场而完成。
2.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
如果把唐代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划分阶层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宫廷人员、官员等公职人员和一般市民。一般市民中只有手工业者属于生产性人口，他们所生产出的产品或由国家征收，或投入市场出售，他们自己的基本生活消费都不得不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其余大部分市民，包括举子、商人、伶人妓女、僧尼等都属于非生产性人口，其消费行为只能依
赖市场交换。
宫廷和官员的消费与市场的联系则经历了一个逐渐密切的变化过程。唐前期，宫廷的消费品主要来自诸司供给或诸方贡献，按说是不需要与市场发生任何联系的，但这种局面逐渐被“宫市”的出现所打破。宁欣教授在《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一文中，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9]唐人戴孚所著《广异记》中云：“薛衿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8](卷331“薛衿”条)兑明开元年间，内廷日常饮食用品中相当多的品种需要到京城的两大市场上采购。到代宗时，“宫市”由宦官负责，强买强卖引起民怨。“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抢夺之。”[10](卷140《张建封传》)我们且不论“宫市”的强制掠夺性，“半匹红绡一丈绫”是严重的不等价交换，至少政府的“宫市”可以说明在商品经济强大的冲击力下，宫廷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市场，当然也说明了唐朝宫廷消费yu望的膨胀。
对于官员和贵族等公职人员来说，他们的消费品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皇帝的赏赐，二是来自市场。对于这两部分所占比例的多少，从唐前期到中后期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从唐前期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皇帝的各种赏赐和国家的实物俸禄是贵族和官员主要的消费方式，但并非就不需要市场。《唐会要》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2](卷86《市》)这条敕文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时从侧面证明，当时官员普遍有入市的情况，或者说，朝廷出于对高官身份的考虑而从品级上对其加以限制后，对五品以下官员出入市场放任不管了。《大唐新语》记有一则侍中陈叔达为母买水果的故事：“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11](卷5《孝行》)这可以说是官员及其家属日常生活消费需要市场来满足的有力例证。到高宗时，城市中商品经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而迅速发展，富商大贾涌现，贵族官僚与其交往频繁。长安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8](卷495“邹凤炽”条)。甚至有些官员也开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于贵族官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自武周起，史籍中频见官员通过市场进行日常生活消费的记载。张衡位至四品高官，“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12](卷4)。自玄宗朝始，贵族官僚大范围地卷入商品市场，不仅大量从事商业经营，而且其个人消费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奢侈性消费。陈衍德先生在《试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一文中即指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之一就是：“购自市场、得自市场的奢侈品，相对于自产自用的奢侈品，比重有所上升。”[13]这个结论是很有道理的。
另外，唐代官员所得俸禄中，俸料钱在全部俸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也可以说是官员阶层的消费方式与市场联系日渐紧密的重要表现。“唐代官员俸料钱支出数量增加，取决于税收结构中货币成分的增长，而税收中货币成分的增长，又是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增加反映了唐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14]在生产的基础上，分配与消费通过交换发生联系，分配过程中货币比重的增加正说明交换过程中对货币的使用量增加，从而也说明了官员消费与市场关系的日益密切。
二、唐代城市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从理论上说是人们消费需要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的程度。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它的消费水乎都有不同层次上的差别。综合分析唐代城市中各类消费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的消费水平是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倾向的。
1.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奢侈消费
在大唐盛世的恢弘气势下，奢侈糜烂的高消费似乎成了唐代消费水平的代名词。陈衍德先生也曾提出奢侈性消费是唐代消费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15]消费水平是由消费群体的经济能力决定的。在唐代，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决定了财富分配的不公，政治地位成为收入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政治地位较高的官僚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着巨额财富。但随着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有许多手工业者或是市井商贩靠经商逐渐积累财富，有的甚至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也跻身到了高消费行列。这一高消费群体主要集中于城市，史籍中对他们的消费记录俯拾皆是。
(1)衣食日用。贵戚高官们的饮食消费可谓是穷奢极欲。他们对食物有花色、新奇和营养等高品位的追求，并且不惜为此耗费千金。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16](《补遗》)。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至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17](卷下)。晚唐宰相杜琮，“人臣福寿，少有其伦。日常五餐以为常式，一日之费皆至万钱”[18](p1792)。
衣着服饰方面更是追求高贵、华丽和新异，而这也要以花费巨资为代价。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观灯时，“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12](卷3)安乐公主曾“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鞯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3](卷34《五行志一》)充分说明了当时妇人们服饰消费的高昂。
在出行方面，玄宗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革+龙]，组绣为障泥。”[16](卷下)宪宗元和年间，有蔺如宾者，劫一茶商数百万之财，“服馔车舆仆使之盛，拟于公侯”。后生一子，“轻裘肥马，恣其出入”[19](卷1)。骑马在唐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商人骑马在唐代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往往装饰过盛，不亚于官宦。
豪贵们的日用品更是珍奇名贵。则天时，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缛，蛩蚊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12](卷3)。太平公主的玉叶冠，虢国夫人的夜光枕，杨国忠的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16](卷下)。巨豪王元宝则“好宾客，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瞑焚香彻晓”[20](卷下)。
(2)住宅别墅。唐人在构建住宅别墅上特别费尽心思，极尽奢华，并且是一代比一代更富丽堂皇。正如史家所言：“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10](卷152《马璘传》)当时建造宅第的高消费主要表现在宅第装饰的华丽上。则天从父姊之子宗禁客造一新宅落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后犯赃流配，太平公主到其宅院察看了一番，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12](卷3)。连太平公主都自叹不如，可见宅院的豪华程度在当时是第一流的。玄宗时巨豪王元宝，“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硖甏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20](卷下)，达到了用奢华的住宅花园来体现金钱的富有程度。构建豪华宅第的另一主要表现是宅第占地面积十分广阔。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10](卷120《郭子仪传》)。在杨鸿年先生的《隋唐两京考》中，把长安的坊按面积大小分为五类，亲仁里属于第三类，“南北长三百五十步，东西宽六百五十步，面积为49.16万平方米”[21](p250)。这样看来，郭子仪的大宅约占地为今天的12万平方米，足见其气势恢弘，豪门广阔。
(3)婚丧。唐代有很多婚姻与今天的习俗相似，必须要破费很多钱财的。关于唐代婚姻的消费，我们另有专文谈及，这儿仅简单举两个例子。韦丹之子韦宙被贬永州，当地奢婚盛行，“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人”[3](卷210《韦丹传附子韦宙传》)。永州地处边疆尚且如此，更何况京城这样的大城市，豪贵之人的婚姻更是耗费颇多，最奢华的当然要数皇帝嫁女儿。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极尽奢华。比如“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史称“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8](卷237“同昌公主”条)。
丧葬消费更奢华，王公勋戚，富家豪族，“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柩冥器，穷金玉之饰”1。高宗时笑里藏刀的奸臣李义府改葬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蠕鞘、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已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10](卷82《李义府传》)
(4)娱乐。显贵们闲得无聊，会寻找一切可以娱乐的内容，各种娱乐项目在唐代就应运而生。为了表现出自己有财有势，许多人会一掷千金。高宗时奸臣許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8](卷236“许敬宗”条)。中宗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愼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築毬场”[8](卷236“杨慎交”条)。玄宗时郭英义“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10](卷117《郭英□传》)。安史之乱后，虽然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也阻挡不了官员们高昂的娱乐消费。据《大唐传载》载：“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22](p884)
至此，我们不禁惊叹唐代官僚贵族的消费能力之高。唐代豪贵富人不仅有这样的财力，而且消费额也非常巨大。史籍中有一则德宗时的记载，讲述了一个得宠宦官的月消费额。当时陈少游向中官董秀行贿，“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8](卷239“陈少游”条)后来陈少游“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年给他送钱五万贯。唐中后期，随着宦官政治权力的加强，其经济实力也足以使他们跻身于高消费之列。
2.普通市民的低消费
虽然“金字塔的顶端会比巴黎的铁塔要高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地方离地不过一码”[23](p117)。高消费群体毕竟只是唐代城市市民中的一小部分，占市民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和普通中小商人的消费水平绝对还达不到这样高的程度。但史籍中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描写并不多。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不幸的是，我们对于宫里的大场面比市井细民的生活了解得更多。我们更感兴趣的倒是用木桶运来的活鱼的鱼市，或者是那个野味市场……这里，不常见的东西掩盖了日常事物。”[24](p651)并且他还理智地推断出“中国潜在的贫困无所不在。皇帝、官吏高高凌驾在这贫困之上，一味享乐靡费，他们的奢侈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24](p650)。唐代给人的繁华印象和富贵人家奢侈糜烂的高消费也掩盖了普通市民们的生活真相。事实上，贫民低下的消费水平相对于唐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另一个更现实的世界。有专家曾指出：“传统社会一向置广大劳动人民于高消费之外。他们的消费水平总是被压抑在维持人口生存与人口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线上下，市场消费能力几被剥夺殆尽。”[25](p243)在唐代城市中，处于这种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较低的贫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老翁，“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26](卷4《新乐府卖炭翁》)。他的消费支出主要就是吃和穿，而且在寒冷的冬天还只穿一件单衣，连保暖的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原为一小货郎的张守一在未被广陵吕用之提拔之前，贫弊不能生存，“乃负一柳箧，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8](卷289“张守一”条)。他贩卖化妆品，收入很低，仅能换取最基本的衣食，和卖炭翁一样消费水平低下。而镇州有一贫妇“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8](卷158“贫妇”条)，更是穷到连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步。杜甫的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卷216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让我们在悲叹阶级社会的不公时，也可以看到城市中处于最低消费层次的平民有很多人是连衣食这一最基本的消费需求都无法满足的。
另外，在城市中还有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群体，就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他们“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27](卷15《上兵部李侍郎书》)，来到长安等大城市中，但在他们还没有得到官职之前往往生活比较艰难。杜甫曾自嘲：“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4](卷216杜甫《醉时歌》)也在求官不得、旅居京师的十余年里，怀才不遇，生活贫苦，沦落到了买减价太仓米吃的地步。这些贫穷的读书人的消费水平，可谓是接近城市消费水平的底层。甚至在他们得官之后，如果官位不高，俸禄也是极低的，消费水平仅能维持生计，或许还难以摆脱贫困线。太原府参军苗藩，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27](卷25《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铭》)。他们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往往还要养活一个大家族及投靠的亲友，如苗藩要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因此限制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韩愈在做国子博士时，日常生活甚至出现了“冬暖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甚至“晨炊不给”的状况。[10](卷160《韩愈传》)
这种由财富分配不平等而造成的消费水平的悬殊，其实并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特殊产物，即使在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我们也是有目共睹。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检验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在乎不平等，而在于这种不平等与绝对平均曲线之间偏角的大小”[25](p244)。唐代城市中的工商业者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收入上讲，他们处于金字塔那宽宽的最底层。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唐代城市中一般的消费水平，而且这种较低的水平恰恰限制了唐代商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3.中小工商业者的衣食丰足消费
史籍中对于工商业者消费情况的正面记载实际上并不多，因此我们只能从他们的收入水平上做大致的判断。唐代工商业较之前代有了巨大发展。在手工业方面，唐代官营手工业与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联系较少，而私营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唐以后与市场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有些手工业者还兼营商业，因此手工业者的收入相对于前代有了较大提高。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阶层前所未有的壮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工商业者收入的增加，直接决定了消费水平的提高。那么普通工商业者的消费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史载长安有—贾人之妻，“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8](卷196“贾人妻”条)。其家“丰俭得所”，每日买食米肉，且有财力雇买奴仆。这是一则难得的对于商贾之家日常收入和消费较详细的记载，显然其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衣食无忧的温饱水平。这只是一家普通的旗亭酒家，其消费水平正是广大工商业者平均水平的反映。相州王史巡行客坊时，“忽见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史问其业，客云：难卖杂粉香药而已。史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8](卷165“王叟”条)他做的也是小本生意，利润不会太高，但是足以保证他衣食丰足的消费水平。
唐代大城市中工商业的从业人数较前代可能都要多，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因此一般工商业者能够达到衣食丰足的消费水平，表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普通工商业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唐代城市中的生活和消费的平均水平比以前各朝都要来得高一些。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消费水平还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在奢侈蔚然成风的唐代，置身于繁华喧嚣的都市，往来于王公贵戚之间，仍有些身居高位之人不羡慕时人的奢华，不享受豪宅美第，甘心寄身于陋室，蔬食蔽衣。高宗时宰相李怀远“虽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园林宅室，无所改作”[10](卷90《李怀远传》)。安史之乱后，刘晏掌管天下财政，“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28](卷上)。唐人刘禹锡的一句话说得甚是贴切：“斯是陋室，惟吾德馨。”[29](《遗文补遗》)这些高官绝对不是没有高消费的经济能力，而是像有学者所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所形成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尺度和士大夫据以压抑了自己对物质享受的追求的结果，同时法令的规定也限制了唐人的这种追求”[30]。
三、唐代城市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唐代人在社会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生活及民风习俗上的各类消费内容，在唐代市民的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受到其消费水平、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唐代城市消费结构上，存在着这样两个较大的特点。
1.不同的消费水平有不同的消费结构
对于高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来讲，在追求衣食住行方面的高标准的同时，精神生活消费项目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加大。比如唐代中后期在一些大城市盛行对花卉的消费，尤其是对牡丹的追逐和欣赏。[31]白居易一首《买花》诗，生动描绘了京城富贵人家为买花一掷千金的狂热：一丛颜色浓艳的花，其价值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所出的赋税额，但
富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执迷不悟”。再如唐人对书法绘画的情有独钟。对书画的搜购收藏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因而绝对属于一种高雅的奢侈性精神消费。中唐至盛唐时期，仅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就有窦瓒、席异、潘履慎等近三十位收藏家，其中除一僧一道外都是朝中要员，陌田万顷的财力和审美愉悦的精神需求促使他们购求书画，从而成为“蓄聚宝玩之家”。他们的物质生活消费，也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某种需求。在物质方面，唐人尤其注重构建住宅园林，当时社会流行的观念就是：“凡入仕为丞尉，即营第宅”[10](卷8《李义琰传》)。如果说构建豪宅是财富地位象征的话，修建园林别馆则多了几分娴静雅致的情趣。当时城市中“权贵们利用权势，大奢钱财，尽行土木之能事(购建别墅)。他们重视别墅的诗情画意，置石垒山，凿池引水，亭台楼阁与花草树木相映成趣。他们更注重建墅意境，把有限的空间形成景生象外、壶中天地之势，不亚于皇家园林的气魄。”[32]武宗时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山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33](卷下)，建造得更加绮丽秀美，宛如人间仙境。达官贵人或文人墨客们所拥有的这种园林性质的别墅，在大城市的城郊或者名山秀水之中比比皆是，这可以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奢侈性精神消费。
相比之下，衣、食、日用品等物质消费项目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对他们而言，对食物的消费需求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所具有的果腹效用，他们追求的是衣食物品的档次与自身身份地位的匹配和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正如凡勃伦在谈到银汤匙和铝汤匙的区别时，替有闲阶级们得出的结论：“我们从使用和欣赏一件高价的而且认为是优美的产品中得来的高度满足，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是出于美感名义之下的那种高价感的满足。”[34](p9394)用这段话来解释唐代的官员贵族和富商们对高消费的追求，是比较贴切的。
对于消费水平较低的普通消费群体而言，消费结构中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无疑是第一位的。如卖炭翁那样的低消费水平，吃穿等生存意义上的消费几乎占了全部，娱乐等精神消费项目对他们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对于能够达到丰衣足食的那部分消费群体来讲，随着购买力的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会提高，于是就开始效法上层社会的消费风气，改善物质消费的质量，增加精神消费的比重，由此导致了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升级。这是消费风气上“上行下效”的特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比如有学者对唐代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分的变迁做了研究，认为初唐至盛唐(玄宗开元至德宗建中年间)，绘画消费群体从皇室向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35]文人士子阶层踏足字画这一高雅的精神消费，在满足精神愉悦的同时改善了自身的消费结构。即使没有那样的财力和情趣，在基本衣食满足后，精神需求也会上升。唐代市民广泛参与乐舞、围猎、郊游、击球、斗鸡等休闲娱乐活动，有的甚至为之倾家荡产。城市中娱乐行业的大发展正说明了市民们精神消费的活跃。
2.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各有特殊性
职业不同，直接导致收入的分化，有多有少，社会地位也就有了差别。不同的阶层，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而表现在消费上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举出一些社会的特殊阶层来分析一下他们在消费结构上具有的特点。
(1)官僚贵族。在官场上沉浮，官场交际消费是在所难免的。玄宗时，杨国忠子弟“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20](卷下)。杨国忠权倾朝野，其子弟仍需耗费财力“以奸媚结识朝士”。到中后期，朝政日益腐败，各级官员用于跑官求官、上下打点而进行的官场消费更加兴盛。宪宗时王锷在任河东节度使时“用钱数千万赂遗权佞，求兼宰相”[10](卷148《李藩传》)。穆宗时，王播也“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8](卷261“王播”条)。对这些官员而言，政治前途是最重要的，因而官场交际消费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中占据很大比重。官僚贵族们的另一项特殊消费就是购买土地建造庄园。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稳固的财富，对土地的购买不仅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投资。如懿宗时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被懿宗谓之“足谷翁”[36](卷1)，购买土地数量十分惊人。
(2)文人士子。唐代实行科举取士，文人们在没有取得功名之前，其消费支出中除了吃穿等必要的消费外，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占很大比重，但是如果不是作弊去贿举和贿选，花费并不会太大。不过唐代文人无论是否中第得官，他们都有一大相同的爱好，都喜欢留恋于烟花柳巷，与娼妓们吟诗作词，歌舞欢娱。《唐摭言》中载有许多举子进士们醉生梦死于其中的事例。如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郑合敬先辈及第后”，亦“宿平康里”。[37](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一些人聚众宴饮的时候召妓作陪，狎妓游宴如同一个无底洞，往往使文人士子们倾尽所有，成了他们的一大主要支出项目。
另外，唐代文人又普遍有一大嗜好是嗜酒如命，即使在未中举前贫寒的经济条件下，对杯中之物的消费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白居易即有诗云：“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26](卷28《自劝》)杜甫亦有首著名的诗《饮中八仙歌》，形象勾勒出八位嗜酒的著名文人，如其中形容李白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4](卷216杜甫《饮中八仙歌》)如李白这样的文人，饮酒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终日沉醉于长安市中酒肆，或不惜代价从市上买酒，在沉醉的状态下却为世人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
(3)游侠少年。在唐代城市的市井街头有许多游弋的游侠少年，或是行走四方的游侠豪客，或为富家子弟，在官府中挂名任职。他们的生活多被各种休闲娱乐项目所充斥，比如饮酒、狎妓、击球、打猎以及赌博，对他们来讲，娱乐消费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唐人诗篇中有许多对少年游侠生活的描绘。如李白有诗云：“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4](卷24《少年行三首》)作为唐代城市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部分人不但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而且他们的消费颇有盛唐豪放气度的特点。
(4)富商大贾。工商业者在唐代城市中是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一个阶层。他们中的一些富裕者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开始追求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同时有许多富商开始介入官场，因而经营官场成为唐代城市中富商们除衣食消费以外的重要消费项目。他们或交结、贿赂权贵，以取得种种政治经济利益。如中宗时许多“黠商大贾”，耗费巨资“重赂贵近”[38](卷247李峤《上中宗书》)，以此来逃避赋役；或利用官府公开卖官鬻爵之机，直接出资买官。玄宗时，“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护，领山南东路驿事”[3](卷221《酷吏传》)。金钱一旦与权力结合，各种利益就随之而来，一些富商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富商们的另一特殊消费同官僚贵族一样就是购买土地。“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传统的生活观念。终唐一代，富商大贾对土地的购买兼并都非常流行，如德宗时罗立言迁河阴令伊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3](卷192《罗立言传》)。富商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地多者可达百顷以上，“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39](卷11)。至懿宗时，土地的买卖已使得“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10](卷19《懿宗本纪上》)。一定程度说，富商们将赚来的钱用于对土地的消费，这实际上是防范商业资本风险的一种投资。
注释：
1(唐)吴兢：《贞观政要》卷6《俭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关于唐代丧葬消费的奢华，详细内容可参看张剑光《人土为安》一书的第11章《唐人的厚葬热流》和第12章《唐代的居丧祭扫》，广陵书社2004年10月版第117至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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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剑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6.2.1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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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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