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熊正恩部开始大发神威,将这一地区的民匪,胶州韩继本,高密单之赏、张宇,即墨黄宗贤、周六、丘尚佐、王尔玺,平度搭毛、翟五和尚、张广等部先后一一扫灭。

    可是在这年五月,又发生了青州之变。一支原属大顺军的部队,在与西撤的大顺军主力失去联络后,在旗鼓赵应元和投降了大顺政权的原明官员杨王休率领下,辗转地来到青州。在五月二十九日晨,以入城拜会为名,乘机夺门而入。

    接着,赵应元派步卒上城头摆垛,自己则带着骑兵直入城中的知府衙门。而由大平朝廷任命的青州知府却以为赵应元是率部前来归降,突然看到兵将持刀露刃蜂拥而进,猝不及防之下被斩杀。

    而赵应元的收复青州,并不是为了重建大顺地方政权。他自己声称:只是要扶立明朝一人。于是他就扶衡王坐殿。而此时的衡王却是已经归顺大平,所以惟恐赵应元拥戴复明将召来杀僧祸。当衡王被拥立之后,他每日只知涕哭,眼肿如桃。标准的扶不起的刘阿斗!

    而当熊正恩带兵赶到时,早已降平的原明青州守备李士元献计智取,他同青州城内的官绅暗中互通,进入青州城内充当说客。在游说中,李士元对赵应元威胁利诱,劝他转投大平朝,并答应赵应元:不诛杀一人,并封给赵应元以爵位。

    赵应元果然上当,带了甲士数百名出城同熊正恩等会面。双方钻刀歃血对天起誓。当天晚上,赵应元在府城北门的瞻辰楼设筵,大张酒乐。大平军则按李士元等约定的计划。伏兵城外。席间炮声突发,李士元、韩昭宣和随从当场击杀赵应元、杨王休,赵军大乱。大平军拥入城中,格杀衡王全家并招降余党,青州之变随即平定。

    而吴世恭得知此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下圣旨,怒斥熊正恩等人。并谕令天下大平诸军:要严格执行《大赦令》。竭力维护大平朝廷的信誉,绝不能再搞什么权宜之计。

    之后,吴世恭派人访寻赵应元所遗妾、子各一人。送至京城,授伯爵,赐府邸重金。以此来弥补熊正恩之过错。

    可是熊正恩此举也是被逼无奈。他的兵力有限,山东地方的造反也是此起彼伏。而此时北面冈萨雷斯、黄定的水师陆战队。正准备着渡海的朝鲜攻略。而迟明则率领着新军一镇和刘泽清遗留的鲁军。也正对南明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攻势,以此来掩盖大平军对清军的决战。再加上熊正恩的部队也是新编之师,所以直到穹源二年,山东地方才最终被全面肃清。

    而此时南明弘光朝的对外国策就是——借逆平寇。要借助大平朝的力量,抵挡和消灭农民军和清军这两大死敌。并且寄希望于这三者之间来个三败俱伤,能鹬蚌相争,保住南明偏安于江南一偶。

    为此,弘光朝甚至愿意与大平朝和谈。提出:称臣、岁币、抵质、和亲等条件,希望大平朝转移目光。不要把刀锋首先指向南明。

    为此,弘光朝的文臣们甚至都提出了一个理论基础,他们甚至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目著书立论,用意就是要借历史经验来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造反这样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还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农民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由此可见,弘光朝君臣是把大顺、大西等农民造反军作为了首敌。为了消灭他们,弘光君臣甚至都愿意与满清合作,不要说本为明将的吴世恭了。

    应该说,这套理论在弘光君臣中是相当统一的。就是“主战派”领袖——史可法,他也只是在个人操守上相当高洁,但在基本政策上,却与其他的文臣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借逆平寇”方针的赞同决策者。

    甚至连左都御史刘宗周等天下文人领袖,也同样赞同此一国策。他们甚至还认为吴三桂的降清只是权宜之计,要派人北上与吴三桂取得联络,以此来取得尺素劝归的奇效。

    更让人笑掉大牙的是,竟然还有些官员认为:可以用“明室恩义”来感化吴世恭,让吴世恭自愿称臣。这种奇思妙想也就不多加评论了。不过这一话题却在金陵风月界炒得挺红火,不止一位大家,愿意“以身饲虎”,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来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此,甚至有好事者组织了一场“选秀”,为诸位大家以壮声势。

    当然,是这些大家傻,还是炒作者傻,还是众人皆傻,或者说都不傻,这也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反正这一话题,给当时的金陵城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是该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吗?

    不过,还是有着一些中下层官员有着清醒头脑的。他们认为:当年的南宋,因为有了岳飞、韩世忠等武官显示出了“肌肉”,才能让南宋与金国签定和约。而现在的大平朝正与大顺、大西、清军和南明四面开战,趁此良机,应该积极地进行北伐。如能收复失地,那最好,就算是不能,也能与大平朝签定较为有利的和约,使其顾忌,不敢冒然南侵。

    可是这些官员的见识虽好,但他们的官位实在是太低,根本影响不到弘光朝廷的朝政。再加上朱由崧登上帝位的原因是依靠联络各镇武将,而各镇武将既以“定策”封爵,已无进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纷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顾不上妥善经营北方事务。所以这些建议也就很快被忽略掉了。

    而在此时,史可法等弘光朝廷重臣都是裹足不前,一味死守江南,其实他们的内心是相当怯弱。而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良佐等人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而大顺军又被清军和大平军先后击败,各军的强弱也就一眼可知了。

    因此,史可法等人就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就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衅”大平军,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大平朝,维持偏安局面。就是到了此时,弘光君臣还是抱着和谈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大平朝的欢心。

    而这种软弱性,就使得大平朝轻而易举地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而在这一地区中,许多还亲前明的官绅,却因为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而被迫归附大平。随着大平朝显示出了强大的军威,再加上一些“良政”相继施行,最终,这些官绅也都转变为大平朝的忠臣良民了。

    也不是没有官绅还对南明抱有希望,有些人甚至拖家带口南迁。可是留在原地的那些官绅,盼不到“王师北定中原”,他们也终于抛弃了幻想。而弘光君臣的短视,也就失去了最后一个把南明延续下去的机会了。

    其实在此时,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除了部队的战斗力,其他的一些,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对大平朝、大顺政权或者满清,都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应该说,如果励精图治,弘光朝廷还是能有一番作为的。

    可是南明的这些军队,都已经蜕化成了将领维护和扩张私利的工具。他们怯于公战,勇于私斗;遇敌望风而逃,视民如俎上之肉。

    正因为兵不可用,所以弘光朝廷兵将虽多,却麕集于江淮地区追欢逐乐,毫无进取之意。而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和他节制的各镇武将为了掩盖内心的怯弱,就只能在粮饷问题上大做文章。

    当时,弘光朝廷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也可以说是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这军饷发放确实已经是够大方了。可是为了笼络各镇武官,在短短四个月内,在各镇武将的一片哭穷威胁之下,弘光朝廷竟然发放了相当于一年半的银饷,应当说十分丰裕了。更何况在立镇之初,弘光朝廷还把江北一部分地方的屯粮、商税等收入也拨给各镇。真是财源滚滚来啊!江南也真够富裕的。

    而总督各镇武将的史可法,他虽然为官廉洁,也很勤勉,对于各镇的兵额和应发、已领饷数也是相当清楚,更是对各镇武将的搜括地方、荼毒百姓也是心中有数。可是在他的奏疏中,竟然也同各镇唱一个调子,危言耸听,以此来骗要粮饷。

    这里可以看出来史可法的无奈。因为他在明末官场中久经磨炼,对当时文恬武嬉的积弊司空见惯,也积累了一套应付朝野舆论的伎俩。

    虽然史可法本人在调处各镇、保境安民上确实颇费心机,过分责备固然不当,但他确实畏平若虎,奉各镇为骄子,使这些军阀顿兵江北,一味鱼肉人民。

    因此可以这么说,史可法出任督师之后,耗费了江南百姓的大量粮饷,可对于军情还是一筹莫展,说他姑息养奸,喂虎贻患,并不过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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