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襄阳、武昌等地接连失陷和左良玉部作乱的消息相继传来以后,崇祯皇帝决定由吴甡以辅臣的身分前往湖广督师。他在召对廷臣的时候流着泪对吴甡说:“卿多年在匪患猖獗之地任职,有战守韬略,可去湖广为朕督师。”

    此前,除了崇祯初年的孙承宗和后来的杨嗣昌以外,督师大臣一般顶多挂兵部尚书衔,很少由内阁大学士直接担任。所以这次任命阁臣督师,可以看出崇祯皇帝是相当郑重的。

    但吴甡对于这个任命却十分不情愿。他知道如今天下大势已去,官军很难节制,而“流寇”则根本没有可能剿灭。既然注定了不可能成功,出去督师就等于出去送死,不是死在农民军的手里,就是失败后被皇帝处死,或是像杨嗣昌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死后还要留下一世的骂名。

    但身为大臣,吴甡又不能不为君王效命,强不可为而为之。他在接受任命后提出:一要有精兵三万由自己亲自统辖;二应先沿运河南下到南京,再相机溯江而上,进可讨贼,退可保卫南都及江南富饶之区。

    应该说,吴甡提出这两点要求并不过分。毕竟当时清军还在徐州、大运河地区作战呢,吴甡南下时很可能遇上北返的清军大军。

    可是在崇祯皇帝看来,这却是吴甡有意避重就轻,推诿迁延的借口。他在同阁臣们面议此事的时候很不高兴地说:“京畿正在对鞑虏用兵,三万精兵哪能仓促间集中起来?何况南京远在下游。何至于现在就去退守?”

    可吴甡却回答说:“左良玉骄横跋扈,当年杨嗣昌督师,连下十道号令,他一兵不发。更有吴世恭卧虎在侧。臣才能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目前势力又大于当年。臣手中无兵,不能节制,只会损害朝廷威严。由襄阳顺流而下,极易攻至南京。因而应该兼顾,并非退守。”

    而崇祯皇帝对吴甡所说也无法驳斥,只得先让兵部速议发兵,但心中却对这个吴甡极为不满。国事危急,竟然连大臣也不用命了,这让他心里一阵阵地怒火中烧。

    不过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点奥妙,崇祯皇帝和朝廷其实已经把侯恂完全给抛弃了。至于为什么不撤了侯恂的官职,只是朝廷妄想以他来节制住吴世恭和左良玉罢了。

    还好在此时。另一位辅臣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这让崇祯皇帝的心情才好转了一点。

    那就是首席大学士周延儒。按照清军入关的习惯,只要等到四月初。清军在饱掠结束以后。就会回师关外。而在回师途中,清军将会再一次路经京师附近。尽管崇祯皇帝和朝臣都知道清兵这次抵近京城大概只是过路,却还是不免紧张起来。

    而一向精明的周延儒深知清兵将会带着大批俘获的人口辎重,肯定无心再战,主持这次京师防卫的军务决不会吃什么大亏,而且只要把清兵安安稳稳地送出长城以外。就可收到驱除敌寇,捍卫朝廷的大功。

    周延儒同样深知,皇帝正为吴甡受命后拖拖拉拉不肯离京而恼怒,很需要在辅臣中有一个勇于任事的榜样。为此,他在四月初四日自请出京督师御敌。而在明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首辅亲自统兵作战的先例。

    于是崇祯皇帝对于周延儒这一别出心裁的申请果然非常满意,非常高兴。觉得毕竟是自己最信任的股肱大臣,在危机时刻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立即就批准了周延儒的请求。

    而周延儒这一次出兵真是雷厉风行,在皇帝批准的第二天,他根本不再进行任何准备,就带着少量京营官兵出了城。

    这时候京畿地区仍然有三四个总督、五六个巡抚、七八个总兵,大帅如云,兵力也有十多万人。但各路统帅都抱定了不与敌人接触的方针,只是从旁观望或徐徐尾随,因而根本无仗可打。

    周延儒明知这些情况,却也打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意,以为清军反正早晚要出边回国,因而每天只是同幕僚们饮酒欢会,并不把军事形势放在心上。他的如意算盘果然打得“砰砰”响,就等着清军急于回家,不想再打硬仗,会直奔京师以东的长城而去,然后再悠然扬长而去。

    周延儒对于官场上和战场上的诀窍倒都非常熟悉,他就把各路官军抓获的散兵游勇和一些无辜的流民斩首充数,向皇帝报捷说与敌人交战斩获百余人,现已将敌军驱逐出边外。于是大获全胜云云。把崇祯皇帝完全当成了傻子一般在耍。

    而崇祯皇帝对于首辅督师旗开得胜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些年来胜利的捷报毕竟是太少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对周延儒予以嘉奖,特赐金币,并且还想等他班师回朝之后,再晋升他为中极殿大学士、太师。而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崇祯皇帝就对吴甡更加深了痛恨,不久就降旨切责吴甡迁延逗留,令他停止入直内阁。吴甡只得上疏谢罪,并且请求辞去职务。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

    可是纸根本包不住火,周延儒也根本掩盖不了真想。因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清军根本没有北返,他们还在徐州——菏泽地区,与汝宁军激战不休呢。

    于是就有言官弹劾周延儒“狡诈欺君,丧师辱国”。而崇祯皇帝一开始还不大相信,但后来锦衣卫的密探又把在周延儒军中打探到的情况密报上来,无非说他怎样悠游京郊,不理军务;怎样杀良冒功,怯懦不战。

    崇祯皇帝这才大怒,甚至悲从中来,感到自首辅以下的文武大臣全都这样蒙混欺骗,全都对天下大坏的形势如此不负责任,要挽狂澜于既倒真是毫无希望可言。

    多年以来,崇祯皇帝一直认为是朝臣们的结党营私和敷衍塞责坏了国家的大事,此时的这两位辅臣督师的种种表现,更证明了朝臣们的狡黠无能与可耻可恨。

    而在此时,清军还未出关,顺军又在西北狂飙,崇祯皇帝准备等到战事告一段落以后再秋后算账。可是他根本没想到,他再也没等到秋后算账的这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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