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观死后被坐以赃银五万两，抄没了他的家。但只抄出积财六百多两，再就是一所祖宅而已。许多人都觉得薛国观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罚非其罪，那情状实在是很惨的。他是罪不至死，结党在所难免，而贪污绝对是诬陷。
复社在倒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比较隐晦，还是在朝野中传说开了。东林一脉为之额手相庆，东林的反对派则恨恨不已。复社既然已经深入到政治斗争的核心，也就一不作二不休，进一步要推上一个自己的代表出任首辅。远在太仓的张溥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原先作过首辅的周延儒。
周延儒在东林党中本来有不少朋友，只是崇祯初年的那次会推没有入选，才与温体仁联起手来同东林党人撕破了脸。后来他自己也受温体仁排挤，为了利害相关，也站在了反对温体仁而与东林党人比较一致的立场。他几年休闲，住在家乡宜兴，左邻右舍尽是东林巨魁，交往过从也很不少。表面看来，大家已经尽去前嫌，重新成了好朋友。
而复社中决策层以为，全力推举周延儒，既可以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又不会引起反对派太大的警觉，而且由于周延儒的资历不同寻常，一入阁必任首辅，比起其他人来少了许多麻烦。
决策已定，复社人士们就四出活动，不但找到了在朝在野的东林骨干如钱谦益、侯恂等人，而且还找了著名的阉党人物冯铨和阮大铖。而复社要用到阮大铖时，就立刻笑颜以对；不用时，就横眉相向。那阮大铖却宛如皮痒一般，不记教训，官迷了心窍。这已经不是疯狂了，而是妖孽。只能够摇头无语了。
而要运动出一位首辅出山，是一个很不小的工程。既需要人事方面的通畅，又需要使用大笔资金。不过这难题难不倒复社诸君子。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何况君子乎？于是复社采取了招股的办法，一股一万两，待到事情成功后分别给予回报。
于是七拼八凑，甚至派人到了汝宁，寻找过东林党武官——吴世恭，只是因为吴世恭身在辽东。汝宁的官员不能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所以最后未果。到了最后，终于凑齐了二十万两活动经费，全部运到京里行贿。
这笔在当时接近天文数字的资金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人事方面。主要靠吴昌时在京城活动。吴昌时因为同太监们关系密切，对宫中情况十分了解，也颇能在无形之中对崇祯帝施加影响，号称是“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于帝座”；因为刚刚铲除过一个堂堂首辅。公卿臣僚们也不敢不对其另眼相看。加上有二十万两银子作后盾，在一番活动之后，竟然真的凑效。
崇祯皇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思念起当年的首辅，朝臣们也似乎在无意中常常提到周延儒的忠诚与精干。到了二月。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崇祯皇帝在国事日益艰难，身边辅佐乏人的情况下，终于“宸纲独断”，决定重新任用几位过去的阁臣。
他召原任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至发进京入阁佐理政务。其中张至发大概知道一点其中的内幕，觉得附骥于周延儒颇为无趣，托病没有来京。周延儒和贺逢圣则是受命即发，分别在这年九月来到京城任职。
可是复社首领张溥是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他不但对周延儒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此人，虽说曾是名状元，但他贪钱又贪色。在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娶，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
而此时的周延儒“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
而张溥根本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周延儒这个老滑头一听，马上就变了脸，他和颜悦色地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但怨毒却结得极深。
并且张溥还以此事要挟周延儒，并想把周延儒当成木偶，以此来操纵朝政和官员的任免。这让周延儒对张溥简直是恨之入骨。
张溥不知道的是，得知了周延儒重启为首辅，他的得意门生吴昌时早就改换门庭了。当张溥得到了周延儒答应的条件以后，他兴冲冲地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
那就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而这场明显的阴谋却没有人敢公开揭穿。惧怕周延儒的毒手，附攀周延儒的权势，复社和东林党的君子们集体失声，反而依然对周延儒溜须拍马。而张溥的葬礼则冷冷清清，生前的那些“好友”和“同志”都没了踪影，真让他死不瞑目啊！
反正这场换相的闹剧，除了让周延儒二次为相以外，根本对明朝的时局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因为在此时，辽东明清两国决定国运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复社在倒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比较隐晦，还是在朝野中传说开了。东林一脉为之额手相庆，东林的反对派则恨恨不已。复社既然已经深入到政治斗争的核心，也就一不作二不休，进一步要推上一个自己的代表出任首辅。远在太仓的张溥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原先作过首辅的周延儒。
周延儒在东林党中本来有不少朋友，只是崇祯初年的那次会推没有入选，才与温体仁联起手来同东林党人撕破了脸。后来他自己也受温体仁排挤，为了利害相关，也站在了反对温体仁而与东林党人比较一致的立场。他几年休闲，住在家乡宜兴，左邻右舍尽是东林巨魁，交往过从也很不少。表面看来，大家已经尽去前嫌，重新成了好朋友。
而复社中决策层以为，全力推举周延儒，既可以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又不会引起反对派太大的警觉，而且由于周延儒的资历不同寻常，一入阁必任首辅，比起其他人来少了许多麻烦。
决策已定，复社人士们就四出活动，不但找到了在朝在野的东林骨干如钱谦益、侯恂等人，而且还找了著名的阉党人物冯铨和阮大铖。而复社要用到阮大铖时，就立刻笑颜以对；不用时，就横眉相向。那阮大铖却宛如皮痒一般，不记教训，官迷了心窍。这已经不是疯狂了，而是妖孽。只能够摇头无语了。
而要运动出一位首辅出山，是一个很不小的工程。既需要人事方面的通畅，又需要使用大笔资金。不过这难题难不倒复社诸君子。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何况君子乎？于是复社采取了招股的办法，一股一万两，待到事情成功后分别给予回报。
于是七拼八凑，甚至派人到了汝宁，寻找过东林党武官——吴世恭，只是因为吴世恭身在辽东。汝宁的官员不能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所以最后未果。到了最后，终于凑齐了二十万两活动经费，全部运到京里行贿。
这笔在当时接近天文数字的资金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人事方面。主要靠吴昌时在京城活动。吴昌时因为同太监们关系密切，对宫中情况十分了解，也颇能在无形之中对崇祯帝施加影响，号称是“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于帝座”；因为刚刚铲除过一个堂堂首辅。公卿臣僚们也不敢不对其另眼相看。加上有二十万两银子作后盾，在一番活动之后，竟然真的凑效。
崇祯皇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思念起当年的首辅，朝臣们也似乎在无意中常常提到周延儒的忠诚与精干。到了二月。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崇祯皇帝在国事日益艰难，身边辅佐乏人的情况下，终于“宸纲独断”，决定重新任用几位过去的阁臣。
他召原任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至发进京入阁佐理政务。其中张至发大概知道一点其中的内幕，觉得附骥于周延儒颇为无趣，托病没有来京。周延儒和贺逢圣则是受命即发，分别在这年九月来到京城任职。
可是复社首领张溥是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他不但对周延儒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此人，虽说曾是名状元，但他贪钱又贪色。在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娶，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
而此时的周延儒“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
而张溥根本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周延儒这个老滑头一听，马上就变了脸，他和颜悦色地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但怨毒却结得极深。
并且张溥还以此事要挟周延儒，并想把周延儒当成木偶，以此来操纵朝政和官员的任免。这让周延儒对张溥简直是恨之入骨。
张溥不知道的是，得知了周延儒重启为首辅，他的得意门生吴昌时早就改换门庭了。当张溥得到了周延儒答应的条件以后，他兴冲冲地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
那就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而这场明显的阴谋却没有人敢公开揭穿。惧怕周延儒的毒手，附攀周延儒的权势，复社和东林党的君子们集体失声，反而依然对周延儒溜须拍马。而张溥的葬礼则冷冷清清，生前的那些“好友”和“同志”都没了踪影，真让他死不瞑目啊！
反正这场换相的闹剧，除了让周延儒二次为相以外，根本对明朝的时局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因为在此时，辽东明清两国决定国运的决战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