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被明军包围，张献忠决定西进房县，先同罗汝才等部会合。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部农民军到达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立即响应，从二十四日起联合围攻房县县城。知县郝景春等负隅顽抗，到二十八日，城上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明郧阳卫指挥张三锡打开北门投降，农民军遂占领房县，知县郝景春被处死。
而在这时候，久无声息的闯王李自成，他也从隐伏的商雒山中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虽然此时他的实力还小，但总算是活过来了。
崇祯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襄阳城外。
“昆山！本督之身家就交由您了。”事到此时，熊文灿已经完全放下了身段，躬身拜托左良玉道。
“督师莫要心慌！区区跳梁小丑，末将必手到擒来。但督师也要加紧，带着官军主力接应。时辰已到，末将就先出发了。”左良玉也立刻单跪还礼道。
“拜托！拜托！”
当张献忠在谷城再反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廷顿时大惊。崇祯皇帝立刻严旨痛责熊文灿抚剿无策，命他戴罪立功。而熊文灿好像也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连忙派总兵官左良玉率军进剿，希望能侥幸一胜已塞罪责。
此时的左良玉部是熊文灿麾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熊文灿的粮饷供应虽然对其他明军十分吝啬，但是对左良玉部却一直倾斜。因为熊文灿也知道，身边还是要有一支能战的部队为好。
所以趁着农民军休养生息的这段时间，左良玉也是在大肆扩军。这时候的他，直接、间接指挥的部队已经达到了四万六千多人马。而左良玉直属的部队更是超过了二万五千人。
不过也是因为扩军太猛，左良玉就把自己的部队分散得很开，让他们都就地征收。也就是就地抢掠百姓。因此当张献忠再反的消息传到襄阳以后，左良玉能够急促集合的才有一万二千人马。
按照左良玉本来的想法，他当然是要把自己的部队收拢集合起来以后。才去围剿农民军的。可是熊文灿已经等不及了，因为他害怕一拖延。会造成整个局面的不可收拾。
现在的情形已经有些明朗：张献忠已经再反，他们在攻下谷城后转向房县罗汝才等部，要与罗汝才兵合一处攻打房县。可除了这两支最大的农民军以外，在均州一带还有“受抚”的王光恩、王国宁，惠登相、常国安、杨友贤等五营农民军二万多人。
如果均州的那二万多农民军再揭竿相应，那真是遍地战火，难以收拾了。所以熊文灿就想让左良玉用最快的速度扑灭张献忠、罗汝才的再反农民军。威慑住在均州的农民军，不让他们呼应。以第一时间遏制住农民军再反的形势进一步扩大，为明军主力的四面围剿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于是熊文灿就开始软缠硬磨，一定要左良玉来个“兵贵神速”。最后在开出了一系列优厚的条件以后，左良玉终于答应先带身边的一万二千人马出征。
左良玉此人在调入内地以后，一直转战在与农民军作战的第一线。而且至今为止，胜多负少，屡屡立下战功。在曹文诏死后，他已经隐隐地成为了朝廷眼中剿匪第一大将。
在这里，吴世恭当然就被无视了。因为吴世恭与上至崇祯皇帝，下到地方官员的关系都很恶劣，所以对待吴世恭的军功。朝廷就是一副漠视的态度，所以导致了对汝宁军的不宣传、不奖赏。在明末这种信息传播很闭塞的情况下，朝野人士当然就不怎么了解汝宁军的情况。
所以左良玉的军事才能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不过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比如：驭下很有手段，使得其他明军军将愿意听从左良玉的指挥。当然，他驭下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有财大家发，纵容部下抢掠地方。所以左良玉的部下是满意了，地方的百姓可就遭殃了。
另外，左良玉为人也很讲义气。比如：当年侯恂是第一个把他由偏裨提拔为大将的人，所以他对侯恂就始终极为尊重。前两年，侯恂在户部尚书任上被罢官逮捕入狱，虽然那时候左良玉未和吴世恭一起上奏说情，但左良玉却仍然同侯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行军至侯恂的家乡归德府的时候，他也破例不抢掠骚扰。
因此，当熊文灿恳求左良玉出兵后，左良玉也不拖泥带水，立刻就是出兵。既然熊文灿粮饷的供应倾斜于左良玉，那左良玉就为熊文灿出力。在这点上，左良玉还是做到恩怨分明的。
当然，左良玉带着这一万多人马也是有着自信的。自从崇祯六年他被提升为援剿总兵官时，时年仅三十二岁的左良玉，他的部众也由原先的二千人马人增加到万余人。
而在这几年的征战中，当时在中原和西北同农民军作战的各镇总兵官先后有几十个，但大多碌碌无为，或是战场失利被杀，或是被朝廷撤职惩办，唯有左良玉一枝独秀，始终保持着实力和体面。
左良玉本人也是骁勇体健，虽然不识字，却很有心机，也很能团结手下的将士。朝廷的兵饷总是不足，他就随处纵兵大掠，这点在上文也介绍过了。反正各地的百姓甚至乡绅对于左军都又恨又怕。当时民间口号说，“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左良玉军所过之处，真是像用篦子梳头一样，把地方抢劫的干干净净。尤其他也很懂得保存实力，遇到太强硬的敌人就远远避开，拒不执行上司的命令，督、抚和朝廷却拿他没有办法。
所以在经过了这六、七年的剿寇后，他已经集中了一批强兵悍将，经常自行其是，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地军阀化了。与吴世恭不同的是，吴世恭的汝宁军是没有朝廷支持的军阀化，而左良玉则是有朝廷支持的军阀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左良玉就很有些骄傲，他也不了解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已经通过休整，恢复、增强了实力，所以他认为自己带上这一万多人马已经是足够了。
而在这时候，久无声息的闯王李自成，他也从隐伏的商雒山中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虽然此时他的实力还小，但总算是活过来了。
崇祯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襄阳城外。
“昆山！本督之身家就交由您了。”事到此时，熊文灿已经完全放下了身段，躬身拜托左良玉道。
“督师莫要心慌！区区跳梁小丑，末将必手到擒来。但督师也要加紧，带着官军主力接应。时辰已到，末将就先出发了。”左良玉也立刻单跪还礼道。
“拜托！拜托！”
当张献忠在谷城再反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廷顿时大惊。崇祯皇帝立刻严旨痛责熊文灿抚剿无策，命他戴罪立功。而熊文灿好像也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连忙派总兵官左良玉率军进剿，希望能侥幸一胜已塞罪责。
此时的左良玉部是熊文灿麾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熊文灿的粮饷供应虽然对其他明军十分吝啬，但是对左良玉部却一直倾斜。因为熊文灿也知道，身边还是要有一支能战的部队为好。
所以趁着农民军休养生息的这段时间，左良玉也是在大肆扩军。这时候的他，直接、间接指挥的部队已经达到了四万六千多人马。而左良玉直属的部队更是超过了二万五千人。
不过也是因为扩军太猛，左良玉就把自己的部队分散得很开，让他们都就地征收。也就是就地抢掠百姓。因此当张献忠再反的消息传到襄阳以后，左良玉能够急促集合的才有一万二千人马。
按照左良玉本来的想法，他当然是要把自己的部队收拢集合起来以后。才去围剿农民军的。可是熊文灿已经等不及了，因为他害怕一拖延。会造成整个局面的不可收拾。
现在的情形已经有些明朗：张献忠已经再反，他们在攻下谷城后转向房县罗汝才等部，要与罗汝才兵合一处攻打房县。可除了这两支最大的农民军以外，在均州一带还有“受抚”的王光恩、王国宁，惠登相、常国安、杨友贤等五营农民军二万多人。
如果均州的那二万多农民军再揭竿相应，那真是遍地战火，难以收拾了。所以熊文灿就想让左良玉用最快的速度扑灭张献忠、罗汝才的再反农民军。威慑住在均州的农民军，不让他们呼应。以第一时间遏制住农民军再反的形势进一步扩大，为明军主力的四面围剿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于是熊文灿就开始软缠硬磨，一定要左良玉来个“兵贵神速”。最后在开出了一系列优厚的条件以后，左良玉终于答应先带身边的一万二千人马出征。
左良玉此人在调入内地以后，一直转战在与农民军作战的第一线。而且至今为止，胜多负少，屡屡立下战功。在曹文诏死后，他已经隐隐地成为了朝廷眼中剿匪第一大将。
在这里，吴世恭当然就被无视了。因为吴世恭与上至崇祯皇帝，下到地方官员的关系都很恶劣，所以对待吴世恭的军功。朝廷就是一副漠视的态度，所以导致了对汝宁军的不宣传、不奖赏。在明末这种信息传播很闭塞的情况下，朝野人士当然就不怎么了解汝宁军的情况。
所以左良玉的军事才能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不过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比如：驭下很有手段，使得其他明军军将愿意听从左良玉的指挥。当然，他驭下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有财大家发，纵容部下抢掠地方。所以左良玉的部下是满意了，地方的百姓可就遭殃了。
另外，左良玉为人也很讲义气。比如：当年侯恂是第一个把他由偏裨提拔为大将的人，所以他对侯恂就始终极为尊重。前两年，侯恂在户部尚书任上被罢官逮捕入狱，虽然那时候左良玉未和吴世恭一起上奏说情，但左良玉却仍然同侯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行军至侯恂的家乡归德府的时候，他也破例不抢掠骚扰。
因此，当熊文灿恳求左良玉出兵后，左良玉也不拖泥带水，立刻就是出兵。既然熊文灿粮饷的供应倾斜于左良玉，那左良玉就为熊文灿出力。在这点上，左良玉还是做到恩怨分明的。
当然，左良玉带着这一万多人马也是有着自信的。自从崇祯六年他被提升为援剿总兵官时，时年仅三十二岁的左良玉，他的部众也由原先的二千人马人增加到万余人。
而在这几年的征战中，当时在中原和西北同农民军作战的各镇总兵官先后有几十个，但大多碌碌无为，或是战场失利被杀，或是被朝廷撤职惩办，唯有左良玉一枝独秀，始终保持着实力和体面。
左良玉本人也是骁勇体健，虽然不识字，却很有心机，也很能团结手下的将士。朝廷的兵饷总是不足，他就随处纵兵大掠，这点在上文也介绍过了。反正各地的百姓甚至乡绅对于左军都又恨又怕。当时民间口号说，“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左良玉军所过之处，真是像用篦子梳头一样，把地方抢劫的干干净净。尤其他也很懂得保存实力，遇到太强硬的敌人就远远避开，拒不执行上司的命令，督、抚和朝廷却拿他没有办法。
所以在经过了这六、七年的剿寇后，他已经集中了一批强兵悍将，经常自行其是，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地军阀化了。与吴世恭不同的是，吴世恭的汝宁军是没有朝廷支持的军阀化，而左良玉则是有朝廷支持的军阀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左良玉就很有些骄傲，他也不了解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已经通过休整，恢复、增强了实力，所以他认为自己带上这一万多人马已经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