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伴伴!此为何意?”崇祯皇帝疑惑不解地把手中的奏章交给了王承恩。

    那道奏章正是汝宁知府谷正卿所写。确切的来说,这不是一道完全的弹劾奏章,而是一道对朝政的建议奏章。奏章的内容就是想要把吴世恭调离汝宁。

    在奏章的一开始,谷正卿就罗列了吴世恭的罪名。反正是洋洋洒洒的十几条,什么贪污、抢劫、强抢民女等等,先是从名声上把吴世恭给搞臭。

    接着,谷正卿开始详述三项恶法的坏处了。什么民沸人怨啦!什么与民争利啦!从大道理来看,谷正卿的说法也很有道理。

    如果奏章到此结束倒也罢了,崇祯皇帝反正已经看惯了这种狗咬狗的奏章。但是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有些诛心了。

    首先谷正卿就介绍了吴世恭在汝宁府的所作所为。虽然吴世恭犯了这么多的罪行,但他生活简朴,不参与宴会娱乐,多设产业、结交地方官绅、勤于教化等等等等。

    那吴世恭想干什么呢?谷正卿很隐讳地透露出吴世恭想要收买人心和广蓄私兵。反正这行为相当不正常。不要说,谷正卿倒是说出了事实。

    接着,谷正卿就提到了汝宁府的重要性。什么中都凤阳的屏障啦!什么富饶之地啦!因此,防御这里的武官首先需要的就是忠心,而武勇那是排在第二位的。

    之后,谷正卿就描述了四周形势。由于明军的连连胜利,农民军的实力已经被消弱了许多。而现在,湖广有左良玉、汝州有余子琏、开封和洛阳有李仙凤的河南主力、当然南阳还有“名将”李禄,所以整条防线已经十分完整。而汝宁的吴世恭已经没必要保持这么庞大的军队了。

    最后。谷正卿重点指出:自从吴世恭和崇王发生矛盾以后,双方竟然相安无事了。用谷正卿的眼光来看,反正是很不正常,所以需要防范。

    你还别说,这最后一点是最毒的。

    吐完槽以后。谷正卿就说出了解决方案:他要朝廷把汝宁军分成两支,一支由“名将”乔松率领仍然驻守在汝宁;另一支由吴世恭率领,去战斗在第一线。两个方向:一个辽东,一个陕南,要发挥吴世恭善于战斗的特长,而且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可崇祯皇帝看到这奏章。却着实纳闷了半天。很简单,他根本不相信吴世恭现在会造反。因为没什么造反的人,会把家人全部留在北京城的。

    而且在近半年来,吴世恭接连取得了两次大捷,而且都是决定性的大捷。只是出于恶感,崇祯皇帝才一直拖延着没有论功。而在襄阳大捷后。崇祯皇帝也有些躲不过去了,所以开年以来,他本来就准备给吴世恭升职,而现在谷正卿却来了这么一个奏章。

    如果奏章没道理,那倒好处置,最多就是留中不发。可是谷正卿的奏章却很有道理,那倒让崇祯皇帝犯难了。所以他就先让王承恩参谋一下。

    王承恩一目十行地看完了奏章,他很聪明地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笑着说道:“皇上!依老奴来看,谷知府想把薛侯女婿赶出汝宁府呢。这俩人之间肯定不和。”

    王承恩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而崇祯皇帝也不是真的想听王承恩的主意。应该说,如果王承恩经常出主意的话,崇祯皇帝也早就把他从身边赶走了。

    于是崇祯皇帝就简单地思考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留中。谷正卿所说的吴世恭的罪名,要么就是捕风捉影,要么就是武官的通病。本不值一提。而冒然调动汝宁军,肯定会引起吴世恭的反弹。而现在的崇祯皇帝天天被内忧外患搞炸了头,所以这种小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可是崇祯皇帝想少一事,那个薛侯女婿却不让他省心。接着。齐证的泣血奏章和黄冈知县的弹劾奏章上来了。看到吴世恭的汝宁军这样胆大妄为,崇祯皇帝顿时是大惊失色。

    吴世恭的行为其实已经是挑战了整个文官团体,所以这事件一传开,文官们纷纷声援齐证,要为他讨还一个公道。

    但是底下的那些文官可以瞎起哄,怎么爽快怎么叫,但崇祯皇帝和大学士们可就不同了,他们需要考虑全局。就是定罪吴世恭,也要把影响消弭到最小的程度。

    有的大学士就提出:去黄冈县的只是汝宁军的一支偏师,可能吴世恭根本不知道手下的行为。因此,只要追究偏师将领的罪责就可以了,对于吴世恭,最多追究一个领导责任。

    还有的大学士提出:再怎么样,也要让吴世恭上个辩驳的奏章,这样单方面的弹劾,很可能导致事实不清。再说,如果把吴世恭抓了起来,发生了兵变怎么办?而且在外人眼里,吴世恭还是一员屡战屡胜的大将,这样的自毁长城,不是有损于崇祯皇帝尧舜之君的名声吗?其实说到底,那些大学士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商议的时候,温体仁见到风向不对,崇祯皇帝也是一副想大事化小的模样,于是温体仁就一言不发了。他根本没想到解决一个武官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其实这也不奇怪,到了这个时候,带兵的武官已经没什么人敢碰了,他们的羽翼已经丰满,甚至朝廷在很多时候都要迁就他们。反而是文官比较弱势,崇祯皇帝想杀就杀,就是带兵的文官照样如此。

    于是温体仁就决定缓上一缓。可这一等,温体仁就幸运地等到了东林党的猪队友了。

    首先是钱谦益和瞿式耜下了诏狱以后。东林党人凭着在朝野上下的势力,先是在江南地区百般阻挠。因此,命地方调查追究的朝旨虽然下来了,但地方官员却故意拖延,以便寻找转机。而在朝中的东林党人一面上呈求情的奏章,一面往死里弹劾温体仁。

    而温体仁则是冷眼旁观,他已经摸透了崇祯皇帝的心理,东林党人闹得越欢腾,崇祯皇帝的戒心也越大,钱谦益和瞿式耜的罪名也是越重。眼看着钱谦益和瞿式耜就是在劫难逃了。

    而这时候,一件事引发了导火索。一名南京新安卫千户杨光先进京上言攻击温体仁。而这名杨千户很会博眼球,他竟然随身用车拖来了棺材,以示必死之志。于是京城哗然,赠诗赠文的争先恐后,把他带来的棺材上都贴满了。

    这下子立刻把崇祯皇帝惹毛了,崇祯皇帝痛恨杨千户的哗众取宠,命令对他廷仗八十,并发配到辽西极边。据说行杖的时候,观者如堵,全都为他大念阿弥陀佛。

    于是温体仁趁机密奏崇祯皇帝,他指出:文官结党不可怕,可怕的是文武勾结,东林党人已经把触手伸向了军队了,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对东林党将领——吴世恭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密奏确实让崇祯皇帝有些毛骨悚然。他连忙问策,于是温体仁就建议道:先是为吴世恭论功,升其为总兵安其心。之后让其入京述职,到了京城以后,怎么样处置反正朝廷都掌握了主动。崇祯皇帝立刻是深以为然。于是在正月二十七日,传旨的钦差和一批执行秘密使命的锦衣卫从京城出发赶往了汝宁。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党争使得整个朝廷有些不务正业。但崇祯皇帝倒也相当勤政,他在二月,召见了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一见面,崇祯皇帝就询问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当前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而杨嗣昌则从一个兵部尚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而其核心思想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杨嗣昌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天下的大势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府、蓟镇等边防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是腹心。

    而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是头脑。边疆烽火燃于肩臂,对身体危害甚急;流寇作乱于腹心之内,对身体影响甚深。紧急的固然不能谋画迟缓,而影响至深的更不可以稍有忽视。如果腹心安然,脏腑无恙,就可以输送精血,运行骨骸,以拥戴头脑,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所以杨嗣昌就以为:必先安内然后可以攘外,必先足食然后可以足兵,必须保护民众才能够荡平流寇。这是今日辨症施治的根本,不是敢缓言攘外,因为急切于攘外,才不得不先安内。

    接着杨嗣昌分析道:清军的攻势再猛烈,暂时还不会危及到明王朝的根本统治,因而只是肩臂之患;而中原的农民起义不但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饷,还造成了人心浮动、城乡凋敝,使帝国大伤元气,所以是心腹之患。

    而出于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应该首先集中全力对付农民军,而对清军采取守势,甚至想办法与其妥协构和,将来内乱彻底平定后再作长远打算。(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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