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可谓是志得意满。即位一年来，崇祯皇帝已经完全地掌管了大权，在文人的吹捧下，也已经有了一个“圣君”的称号。而在朝堂上的事务，无非就是扫清那些还残留在朝堂上的魏忠贤一党余孽的事情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那个薛濂在京营中的死对头——丰城侯李承祚，因为其在崇祯皇帝刚即位时，不识时务地向魏忠贤提出：让魏忠贤掌管大权，把崇祯皇帝完全架空的主意。现在的他就被崇祯皇帝秋后算帐了。
李承祚被崇祯皇帝夺去了爵位，戍边流放，并且在崇祯二年被抓回京城砍了头。而相对来说，现在被软禁的薛濂反而得到了最好的下场。
而明朝境内的局势，也一片平静。奢安之乱在女总兵秦良玉几次大胜的打击下，也形不成什么气候了。河南的造反也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平息。
陕北那边虽然有些星星点点的农民动乱消息，但是，从陕西地方官上呈的奏折上来看，也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估计也会很快得到平息。
而平台召见以后，崇祯皇帝为了满足袁崇焕的“五年平辽”的承诺，从户部挤出了大批钱粮送到了辽东。而辽东的局面，在袁崇焕上任以后，确实也平静了下来。
这种情况倒也不是崇祯皇帝只从袁崇焕上呈的奏章上得知的，在辽东的其他官员和监军上呈的奏章上都反应：自从进入秋季以后，建奴的sāo扰xing进攻的次数大为减少，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得到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崇祯皇帝不禁为自己用了袁崇焕为督师的英明举动而有些得意，在崇祯皇帝的看法里：辽东的局面已经大为好转，只要有了自己的支持，袁崇焕一定会达到平辽的目的的。
因此，在这些天来，崇祯皇帝显得十分地轻松。而由于皇上地轻松，整个朝堂也显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可是，崇祯皇帝和朝堂上的诸多大臣都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陕西农民造反和后金建奴军队，这两个以后会成为崇祯皇帝恶梦的对象，在崇祯元年的秋季和冬季都积极地进行着一些举动。
首先来说说陕西。
当农民造反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那些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担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
这些官员同时又幻想着，只要在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造反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说到这里笔者就有些无语了，这天都旱成了这个样子了，那些官员难道眼都瞎了，脑都残了，还盼望着有什么夏收啊？
不过，总有人是智商无下限的。时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并且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chun后自定耳。”
好吧，陕西最大的官都这样了，那么下面府县的那些小官们也就做小鸵鸟吧。接着，这些地方官员就盼望着秋收。
可是那些种田的农民，有的因为难以生存加入了造反队伍，有的不愿意造反的也逃得一干二净，根本就没有人来种地，这样哪里来的秋收啊？
到了最后，纸终于包不住火了，农民造反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这些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可是当兵部奉旨查核时，这些地方官又互相推诿。他们是处理地方政务不行，可扯皮的功夫却个个都是顶呱呱的。
在陕北农民一开始造反的时候，那些造反的农民是纷纷投入到那些已经存在的马匪和土匪中去的。而那些马匪和土匪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万历年间，奠定后金政权建立的萨尔浒之战了。在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军队是四路围攻**哈赤的后金军队，被后金军队打了个大败。
而在这四路围攻的军队中，就有着从陕西和山西派出的明朝军队。那些陕西和山西的溃兵逃回了家乡以后，怕领受军法不敢归队，于是就索xing就地落草，成为了马匪和土匪。
而崇祯初年农民造反的军队中，就是以这些溃兵为主要骨干，以难以生存的农民为外围摇旗呐喊的匪帮。
不过这种情况，却为陕西地方官员的扯皮，提供了丰富的弹药。在明朝的陕西省，除了主要负责陕西地方事务的陕西巡抚胡廷宴以外，还有一位主要负责军镇事务的延绥巡抚岳和声。
可以想象得出，陕西巡抚胡廷宴一定会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不关地方上的事；而延绥巡抚岳和声也一定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不关军镇上的事。
而作为朝廷派出监察地方的直属官员——陕西巡按御史吴焕，他不是向朝廷反映真实的情况，而是和起了稀泥，在他上呈的奏章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而对农民造反的真实情况却是轻描淡写。
可这么一来，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就更摸不清陕西农民造反的情况了。他们也只能够相信这些地方官员在奏章中，对农民造反的那种轻描淡写的描写。以为这也就是一些盗匪在作乱而已，不足为患。
由此可以看出来，在陕西地方官员的一鸵鸟，二扯皮的行为之下，在陕北农民造反的一开始，官府就根本没有做出什么有组织的救灾和镇压的举动，也没有及时的把农民造反的信息告诉给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更不要说得到朝廷的援军和钱粮来支援了。
直到农民造反了一年多以后，杨鹤出任了陕西三边总督，他才把当时农民造反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了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
可那个时候，农民造反的局势，已经席卷了整个陕西省。因此，在陕西农民造反刚一开始，还没有成为气候的时候。那平息陕西农民造反的最好时机，就在那帮昏庸愚蠢的陕西地方官员手中，给白白地流失了。
而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前面的后金军队为什么那么平静呢？
皇太极通过了自己父汗的死和他刚上台以后，对宁锦防线进攻的碰壁，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宁锦防线如果不能攻取，便不能进山海关。而进不了山海关，就进入不了中原。可是，宁锦防线太坚固了，如果正面攻打的话，就算是后金军队最后获得了胜利，那么后金军队也会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向中原发动进攻。
又因为插在后金军队东西两边的两根刺——东江镇的毛文龙军队和察哈尔林丹汗蒙古军队的威胁，皇太极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军事战略：他要大力利用蒙古了，并且绕过山海关，从长城各口入边。
于是，在崇祯元年的二月，皇太极亲自带领两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率大军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
但是这次大捷，因为林丹汗逃得比较快，所以并没有打击到蒙古察哈尔部的主力，林丹汗的根基也没有得到动摇。
所以到了这年的八月，皇太极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ri，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ri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
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诸部蒙古的统治。
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
皇太极的这次出征，已经完全把林丹汗的察哈尔部给打垮了。虽然林丹汗依然逃走了，但在以后，直到林丹汗病死的岁月中，林丹汗再也没有对后金军队有着任何的威胁。
更为可怕的是，因为后金军队的武力威慑和皇太极等满族贵族和蒙古贵族一系列通婚等怀柔手段，满族和蒙古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军事集团。而蒙古部落掌握的长城各口也对后金军队是完全开放了。
而皇太极的后金军队所有的举动，因为那无人区的存在，和那些辽东军将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派出探子进入无人区进行侦察和绞杀战，所以，明朝的辽东军队对皇太极的后金军队的动向是一无所知。
袁崇焕这些辽东的官员和军将，只是从表面上感觉到，后金军队对他们的sāo扰是少了许多。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后金军队的主力早就出征攻打蒙古察哈尔林丹汗去了。
因此，在崇祯元年的年尾，因为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不好的消息，所以京城里的崇祯皇帝和诸位大臣都是觉得天下都是风平浪静的。他们不知道，从即将到来的崇祯二年开始，整个大明朝将在时代的冲击下，立刻就风雨飘零起来了。
不过，我们的吴世恭却在崇祯元年的年尾，碰到了一桩烦心事。
顺便说一句，当时那个薛濂在京营中的死对头——丰城侯李承祚，因为其在崇祯皇帝刚即位时，不识时务地向魏忠贤提出：让魏忠贤掌管大权，把崇祯皇帝完全架空的主意。现在的他就被崇祯皇帝秋后算帐了。
李承祚被崇祯皇帝夺去了爵位，戍边流放，并且在崇祯二年被抓回京城砍了头。而相对来说，现在被软禁的薛濂反而得到了最好的下场。
而明朝境内的局势，也一片平静。奢安之乱在女总兵秦良玉几次大胜的打击下，也形不成什么气候了。河南的造反也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平息。
陕北那边虽然有些星星点点的农民动乱消息，但是，从陕西地方官上呈的奏折上来看，也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估计也会很快得到平息。
而平台召见以后，崇祯皇帝为了满足袁崇焕的“五年平辽”的承诺，从户部挤出了大批钱粮送到了辽东。而辽东的局面，在袁崇焕上任以后，确实也平静了下来。
这种情况倒也不是崇祯皇帝只从袁崇焕上呈的奏章上得知的，在辽东的其他官员和监军上呈的奏章上都反应：自从进入秋季以后，建奴的sāo扰xing进攻的次数大为减少，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得到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崇祯皇帝不禁为自己用了袁崇焕为督师的英明举动而有些得意，在崇祯皇帝的看法里：辽东的局面已经大为好转，只要有了自己的支持，袁崇焕一定会达到平辽的目的的。
因此，在这些天来，崇祯皇帝显得十分地轻松。而由于皇上地轻松，整个朝堂也显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可是，崇祯皇帝和朝堂上的诸多大臣都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陕西农民造反和后金建奴军队，这两个以后会成为崇祯皇帝恶梦的对象，在崇祯元年的秋季和冬季都积极地进行着一些举动。
首先来说说陕西。
当农民造反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那些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担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
这些官员同时又幻想着，只要在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造反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说到这里笔者就有些无语了，这天都旱成了这个样子了，那些官员难道眼都瞎了，脑都残了，还盼望着有什么夏收啊？
不过，总有人是智商无下限的。时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并且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chun后自定耳。”
好吧，陕西最大的官都这样了，那么下面府县的那些小官们也就做小鸵鸟吧。接着，这些地方官员就盼望着秋收。
可是那些种田的农民，有的因为难以生存加入了造反队伍，有的不愿意造反的也逃得一干二净，根本就没有人来种地，这样哪里来的秋收啊？
到了最后，纸终于包不住火了，农民造反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这些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可是当兵部奉旨查核时，这些地方官又互相推诿。他们是处理地方政务不行，可扯皮的功夫却个个都是顶呱呱的。
在陕北农民一开始造反的时候，那些造反的农民是纷纷投入到那些已经存在的马匪和土匪中去的。而那些马匪和土匪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万历年间，奠定后金政权建立的萨尔浒之战了。在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军队是四路围攻**哈赤的后金军队，被后金军队打了个大败。
而在这四路围攻的军队中，就有着从陕西和山西派出的明朝军队。那些陕西和山西的溃兵逃回了家乡以后，怕领受军法不敢归队，于是就索xing就地落草，成为了马匪和土匪。
而崇祯初年农民造反的军队中，就是以这些溃兵为主要骨干，以难以生存的农民为外围摇旗呐喊的匪帮。
不过这种情况，却为陕西地方官员的扯皮，提供了丰富的弹药。在明朝的陕西省，除了主要负责陕西地方事务的陕西巡抚胡廷宴以外，还有一位主要负责军镇事务的延绥巡抚岳和声。
可以想象得出，陕西巡抚胡廷宴一定会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不关地方上的事；而延绥巡抚岳和声也一定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不关军镇上的事。
而作为朝廷派出监察地方的直属官员——陕西巡按御史吴焕，他不是向朝廷反映真实的情况，而是和起了稀泥，在他上呈的奏章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而对农民造反的真实情况却是轻描淡写。
可这么一来，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就更摸不清陕西农民造反的情况了。他们也只能够相信这些地方官员在奏章中，对农民造反的那种轻描淡写的描写。以为这也就是一些盗匪在作乱而已，不足为患。
由此可以看出来，在陕西地方官员的一鸵鸟，二扯皮的行为之下，在陕北农民造反的一开始，官府就根本没有做出什么有组织的救灾和镇压的举动，也没有及时的把农民造反的信息告诉给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更不要说得到朝廷的援军和钱粮来支援了。
直到农民造反了一年多以后，杨鹤出任了陕西三边总督，他才把当时农民造反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了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
可那个时候，农民造反的局势，已经席卷了整个陕西省。因此，在陕西农民造反刚一开始，还没有成为气候的时候。那平息陕西农民造反的最好时机，就在那帮昏庸愚蠢的陕西地方官员手中，给白白地流失了。
而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前面的后金军队为什么那么平静呢？
皇太极通过了自己父汗的死和他刚上台以后，对宁锦防线进攻的碰壁，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宁锦防线如果不能攻取，便不能进山海关。而进不了山海关，就进入不了中原。可是，宁锦防线太坚固了，如果正面攻打的话，就算是后金军队最后获得了胜利，那么后金军队也会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向中原发动进攻。
又因为插在后金军队东西两边的两根刺——东江镇的毛文龙军队和察哈尔林丹汗蒙古军队的威胁，皇太极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军事战略：他要大力利用蒙古了，并且绕过山海关，从长城各口入边。
于是，在崇祯元年的二月，皇太极亲自带领两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率大军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
但是这次大捷，因为林丹汗逃得比较快，所以并没有打击到蒙古察哈尔部的主力，林丹汗的根基也没有得到动摇。
所以到了这年的八月，皇太极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ri，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ri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
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诸部蒙古的统治。
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
皇太极的这次出征，已经完全把林丹汗的察哈尔部给打垮了。虽然林丹汗依然逃走了，但在以后，直到林丹汗病死的岁月中，林丹汗再也没有对后金军队有着任何的威胁。
更为可怕的是，因为后金军队的武力威慑和皇太极等满族贵族和蒙古贵族一系列通婚等怀柔手段，满族和蒙古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军事集团。而蒙古部落掌握的长城各口也对后金军队是完全开放了。
而皇太极的后金军队所有的举动，因为那无人区的存在，和那些辽东军将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派出探子进入无人区进行侦察和绞杀战，所以，明朝的辽东军队对皇太极的后金军队的动向是一无所知。
袁崇焕这些辽东的官员和军将，只是从表面上感觉到，后金军队对他们的sāo扰是少了许多。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后金军队的主力早就出征攻打蒙古察哈尔林丹汗去了。
因此，在崇祯元年的年尾，因为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不好的消息，所以京城里的崇祯皇帝和诸位大臣都是觉得天下都是风平浪静的。他们不知道，从即将到来的崇祯二年开始，整个大明朝将在时代的冲击下，立刻就风雨飘零起来了。
不过，我们的吴世恭却在崇祯元年的年尾，碰到了一桩烦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