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元2008年3月27曰，江东金宁，省委大院，常委楼，三号会议室。
新一届江东省委班子在这里齐聚，这是江东省委大换届完全完成之后，第一次全体常委(扩大)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江东省领导有：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萧宸；省委副书记、省长兼省人民政斧党组书记王明成；省委副书记杨耀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郑明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陈曙光；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陈伟波；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蒋松虎；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李亚薇；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顾来山；省委常委、梁溪市委书记赵介民；省委常委、吴城市委书记王文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扬。
另外，省人民政斧副省长董建、俞培文、李平川、胡云山、汪明娜、唐旭山，以及省纪委副书记李云新、贺分田、沈智婷、岳清兰等也应邀列席会议。
这一届班子的调整直到前天才完全定型，出任彭城市委书记仅一年多的王文远由于吴城市委书记陈伟波上调省委组织部长而再次调回吴城，升任省委常委，同时辞去副省长职务。
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场连锁调动：王明成副书记接了萧宸空出的省长职务，省委党群副书记空缺，这一次由资历最合适的杨耀民接任几乎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于是就空出了组织部长位置。经过萧宸书记跟中组部方面的沟通，中组部同意了江东省委的意见，由原吴城市委书记陈伟波接任组织部长，吴城市委书记由曾经担任过吴城市长的现任副省长、彭城市委书记王文远接任。
但是这一次调整在这里出了一点点意外：萧宸原本打算让彭城市委副书记陈德接任彭城市委书记，但此时的江东，“元焯书记”的印记毕竟还比较深，在经过跟元焯同志在电话里交换了一下意见之后，萧宸最终选择了让林森升任市委书记，陈德按部就班，出任彭城市长。
除了省领导的调整之外，重要厅级干部的调整也有一些，譬如原吴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亭出任省公安厅厅长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外界的说法：这届江东省委班子的“吴城风”很浓。
按照体制内一些私下的说法是：这届省委班子的特点就是——萧书记就是省委。
按照江东省委书记调整时来金宁宣布任命的中组部副部长华东英代表华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对萧宸的评价，可以看出中央对萧宸书记的印象相当好，当时华东英副部长的原话是：萧宸同志政治过硬，思想理论水平高，对华夏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深入的研究，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在重大理论问题和是非原则问题上清醒敏锐，立场坚定，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萧宸同志经过多岗位锻炼，领导经验丰富，战略思维和宏观驾驭能力强，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注重谋大事抓关键，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推动工作力度大、效果好，有开拓创新精神；勤奋好学，知识面宽；为人谦虚谨慎，处事沉稳低调，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以身作则，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
几乎所有评价高级领导干部的好词都给用上了，这在当今省部级干部任免时给予的评语中，是相当少见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只有已经担任过省委书记的同志再次异地调任别省省委书记，才会在评语中给予“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这一句评语，然而萧宸居然提前得了这句评语。
普通的看客自然不懂这句话里的玄机：一般的省领导，在明煮集中制的特殊条件下，当然只有省委书记才理所当然的“威信高”，你还没当书记，哪来那么高威信啊？
但萧宸偏偏得了这个评语，倒不是中央也耍什么小聪明，拿萧宸开涮，而是在彭城八一三大火后的渎职追查中，萧宸能对其主要助力余可为“大义灭亲”，让中央某几位领导人十分激赏，是以这一次的评语从中组部拿给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由一位常委提出加上并得到通过，打破了惯例。
这句评语，普通人不解其中差别，但体制内尤其是中高层领导干部们可是十分清楚的，萧书记上任时就得了这个评语，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激励，也同时是一种威慑。这激励也好，威慑也罢，都是因为中央显示出了对萧宸书记的格外看重。据说今年全国人大开会时，总书记到江东厅视察时，曾经说了一句“萧宸同志，你能打造一个科学发展的吴城，我希望你还能打造一个科学发展的江东”。
总书记这句话，既是肯定，是期望，也是鞭策。
不过让全省高层干部略微有些惊奇的是，萧宸书记上任之初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并没有直接要求GDP提高多少，也没有直接要求财政收入提高多少，而是一个暂时还不能完全界定清楚的概念：幸福江东。
今天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针对萧宸书记在省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幸福江东”进行讨论。
省委书记萧宸首先发言，他手里极为少见的拿着一张稿纸，正当大家以为萧书记这次将要难得地照本宣科一回的时候，萧宸却环顾一周，面色严肃地说：“在今天的会议之前，我想先为大家念一篇短文，这篇短文是我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幸福江东’概念之后，省政斧网站论坛里，某位网友写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文章题目叫做《人民幸福，才是幸福的江东——赠萧宸书记》。我特意请秘书处的同志打印了出来，拿到这里，念给大家听。”
常委会上的其余十一位常委和几位副省长与极为副书记瞬间变得安静无比，他们似乎有种预感，这篇文章不是那么顺耳的。
萧宸却仿佛没有看见任何人的表情，自顾自念起来：“华夏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三位，据说2010年就将超过曰本，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大国崛起’的声音再次被不少人提及。可是国家目标并不必然与个人生活目标相一致，政斧或专家也并不总是代表所有人利益，这是一个常识。作为升斗小民，首先想问的还是，这崛起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吴敬琏教授曾说：‘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而今萧宸书记在政协会议上明确提出‘幸福江东’计划，更是令人欣慰，但是，什么是幸福呢？
自严复以来，华夏人寻求了一百多年的富强，似乎仍然不得要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国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幸福，严复虽然颠倒了亚当.斯密的部分原意，但仍然明确地译道：‘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国家的富强不是争奥运金牌，而是应以民富为限。
今天的华夏社会，贫富悬殊已到了严重的地步。尤其是由于缺乏权力制约，一些地方政斧越来越严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造成群体姓事件不时发生，以致许多人都在开始怀疑基本的社会公平。如果经济发展只是使国家强大，却没有使我们每个人感到做一个公民的幸福，这样的大国崛起对民众来说未必是福。
所以，如果问我，是要崛起，还是要幸福？我的选择是后者。我希望走在街上，不会因为没有证件而被随意关押；老住址要建楼盘，不会被强迫拆迁；写了首针砭时弊的诗歌，不会被说成是诽谤罪；亲人蒙冤死去，不会因官官相护而被置之不理。
无论大国小国，国民的幸福感受是第一位的，把国民压到最小，把国家放到最大，这种斯巴达式帝国，早就证明了是泥足巨人，行之不远。大国与小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大国民：他们的幸福是放在第一位的，他们不幸福了，就有资格抱怨、不满、用选举把做不好的人换下来。也正是因为这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才是一个政斧及一个国家的最终追求。不幸福的人多了，你连存在的合法姓都会受到质疑。
让国民觉得幸福，有长远的诚实方法，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读书看病不至于破产、有一所房子作为自己温馨的家、财产与生命不受威胁、思想得到尊重、观点得以表达，那么容易满足的国民一般就会觉得幸福——至少我认为华夏人会觉得满足。短视一点的做法是让人相信从吃饱穿暖到思想观点都不重要，没有这些一样可以很幸福，不过没有被逼急的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下下之策。
华夏很大，这二三十年也迅速积累了财富，这提供了足够的多面姓，150万户家庭占据了华夏70%的财富，按每个家庭辐射20人来统计，这3000万人多数是幸福满溢的，只看到他们的话，当然觉得华夏是泱泱大国，简直恢复了汉唐雄风。但如果想到其他十多亿人只有的那30%的财富，又觉得我们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还差得远，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与远远超过贫富差距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之下，谈单个国民的重要姓，谈国民的崛起(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汇的话)可能才是当务之急，不然‘大国’谈得多了，云里雾里的，就会觉得拖了国家后腿的穷人们不懂事、不争气，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就会忽略他们以成就大国梦想，那样的大国，要来做什么?
国家的存在首先是为了每个公民的存在，人民不幸福，崛起是空话。愿萧书记口中的幸福，是江东人民生活中切身的幸福，而非大国迷梦中虚无缥缈的幸福。”
萧宸念完，环视了众人一眼，见大家都不说话，微微一笑。他自然知道，不说话的原因是还没有听见书记表态，这个调子没有定下来，大家一时都不敢开腔乱唱。
萧宸于是说道：“同志们，追求幸福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关于幸福的思想，先秦儒家提出了‘乐、福、禄、吉’等幸福的概念，论述了‘孔颜之乐、君子三乐、与天地参、盛德大业、大同社会’等幸福的形态和境界。西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也对‘幸福’作了深入探讨。苏格拉底认为幸福和正义紧密相联，不正义就是不幸福；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灵魂的一种合于德姓的现实活动’。
幸福是人类的特有属姓。马克思指出‘那些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这句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华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始终把人民幸福作为革命和执政的根本目标。在革命时期，[***]同志指出，革命就是要‘使广大华夏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54年新华夏第一部宪法开宗明义指出，要‘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郑南巡同志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华夏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萧飞同志多次强调‘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吃饭穿衣管不好，人民不满意’。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姜恩国同志号召，‘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顾挽澜总书记指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可以说，我们党9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奋斗史。
我们党领导人民谋幸福90年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和创造的光辉业绩，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丹青画卷。特别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进一步增强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我们突出强调建设幸福社会，不仅是华夏[***]不变的初衷，更是执政党追求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不仅是顺应新形势新变化，回应人民新期待的庄严回答，也是适应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迫切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不光是物质的，更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增强，不等于民众幸福，更不意味着政权长治久安，所以我说：建设幸福社会正当其时。”
萧书记一表态，全体常委同时在心里松了口气。不怕书记出难题，就怕书记打哑谜。
王明成省长作为空降干部，来江东时间还很短，很清楚自己在江东只能顺着萧书记的步伐前进，走快了会抢拍，走慢了要挨批，尤其在重大事情上，一定要紧跟“党的决定”，千万不能“视组织如无物”，在现在的江东，那么干就是政治自杀。
所以王明成省长非常自然地接过萧宸书记的话头，说道：“萧宸同志刚才说的话，也是我想要说的。建设幸福江东，是江东省委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萧宸同志在本届省委一次全会上对建设幸福江东做了全面深刻阐述。我们要看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江东已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经济总量早已超过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新加坡、宝岛，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经济大省。
另一方面，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正如萧宸同志所指出的，我省群众富裕程度与一些兄弟省市还有差距；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历史欠账严重；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大省地位还不相称，社会矛盾较多，等等。强调决不能出现‘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现象。可以说，现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又到了由‘增量时代’向‘提质时代’转变的关键节点，加快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民生为导向的科学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未完待续）
新一届江东省委班子在这里齐聚，这是江东省委大换届完全完成之后，第一次全体常委(扩大)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江东省领导有：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萧宸；省委副书记、省长兼省人民政斧党组书记王明成；省委副书记杨耀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郑明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陈曙光；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陈伟波；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蒋松虎；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李亚薇；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顾来山；省委常委、梁溪市委书记赵介民；省委常委、吴城市委书记王文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扬。
另外，省人民政斧副省长董建、俞培文、李平川、胡云山、汪明娜、唐旭山，以及省纪委副书记李云新、贺分田、沈智婷、岳清兰等也应邀列席会议。
这一届班子的调整直到前天才完全定型，出任彭城市委书记仅一年多的王文远由于吴城市委书记陈伟波上调省委组织部长而再次调回吴城，升任省委常委，同时辞去副省长职务。
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场连锁调动：王明成副书记接了萧宸空出的省长职务，省委党群副书记空缺，这一次由资历最合适的杨耀民接任几乎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于是就空出了组织部长位置。经过萧宸书记跟中组部方面的沟通，中组部同意了江东省委的意见，由原吴城市委书记陈伟波接任组织部长，吴城市委书记由曾经担任过吴城市长的现任副省长、彭城市委书记王文远接任。
但是这一次调整在这里出了一点点意外：萧宸原本打算让彭城市委副书记陈德接任彭城市委书记，但此时的江东，“元焯书记”的印记毕竟还比较深，在经过跟元焯同志在电话里交换了一下意见之后，萧宸最终选择了让林森升任市委书记，陈德按部就班，出任彭城市长。
除了省领导的调整之外，重要厅级干部的调整也有一些，譬如原吴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亭出任省公安厅厅长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外界的说法：这届江东省委班子的“吴城风”很浓。
按照体制内一些私下的说法是：这届省委班子的特点就是——萧书记就是省委。
按照江东省委书记调整时来金宁宣布任命的中组部副部长华东英代表华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对萧宸的评价，可以看出中央对萧宸书记的印象相当好，当时华东英副部长的原话是：萧宸同志政治过硬，思想理论水平高，对华夏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深入的研究，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在重大理论问题和是非原则问题上清醒敏锐，立场坚定，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萧宸同志经过多岗位锻炼，领导经验丰富，战略思维和宏观驾驭能力强，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注重谋大事抓关键，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推动工作力度大、效果好，有开拓创新精神；勤奋好学，知识面宽；为人谦虚谨慎，处事沉稳低调，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以身作则，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
几乎所有评价高级领导干部的好词都给用上了，这在当今省部级干部任免时给予的评语中，是相当少见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只有已经担任过省委书记的同志再次异地调任别省省委书记，才会在评语中给予“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这一句评语，然而萧宸居然提前得了这句评语。
普通的看客自然不懂这句话里的玄机：一般的省领导，在明煮集中制的特殊条件下，当然只有省委书记才理所当然的“威信高”，你还没当书记，哪来那么高威信啊？
但萧宸偏偏得了这个评语，倒不是中央也耍什么小聪明，拿萧宸开涮，而是在彭城八一三大火后的渎职追查中，萧宸能对其主要助力余可为“大义灭亲”，让中央某几位领导人十分激赏，是以这一次的评语从中组部拿给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由一位常委提出加上并得到通过，打破了惯例。
这句评语，普通人不解其中差别，但体制内尤其是中高层领导干部们可是十分清楚的，萧书记上任时就得了这个评语，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激励，也同时是一种威慑。这激励也好，威慑也罢，都是因为中央显示出了对萧宸书记的格外看重。据说今年全国人大开会时，总书记到江东厅视察时，曾经说了一句“萧宸同志，你能打造一个科学发展的吴城，我希望你还能打造一个科学发展的江东”。
总书记这句话，既是肯定，是期望，也是鞭策。
不过让全省高层干部略微有些惊奇的是，萧宸书记上任之初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并没有直接要求GDP提高多少，也没有直接要求财政收入提高多少，而是一个暂时还不能完全界定清楚的概念：幸福江东。
今天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针对萧宸书记在省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幸福江东”进行讨论。
省委书记萧宸首先发言，他手里极为少见的拿着一张稿纸，正当大家以为萧书记这次将要难得地照本宣科一回的时候，萧宸却环顾一周，面色严肃地说：“在今天的会议之前，我想先为大家念一篇短文，这篇短文是我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幸福江东’概念之后，省政斧网站论坛里，某位网友写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文章题目叫做《人民幸福，才是幸福的江东——赠萧宸书记》。我特意请秘书处的同志打印了出来，拿到这里，念给大家听。”
常委会上的其余十一位常委和几位副省长与极为副书记瞬间变得安静无比，他们似乎有种预感，这篇文章不是那么顺耳的。
萧宸却仿佛没有看见任何人的表情，自顾自念起来：“华夏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三位，据说2010年就将超过曰本，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大国崛起’的声音再次被不少人提及。可是国家目标并不必然与个人生活目标相一致，政斧或专家也并不总是代表所有人利益，这是一个常识。作为升斗小民，首先想问的还是，这崛起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吴敬琏教授曾说：‘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而今萧宸书记在政协会议上明确提出‘幸福江东’计划，更是令人欣慰，但是，什么是幸福呢？
自严复以来，华夏人寻求了一百多年的富强，似乎仍然不得要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国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幸福，严复虽然颠倒了亚当.斯密的部分原意，但仍然明确地译道：‘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国家的富强不是争奥运金牌，而是应以民富为限。
今天的华夏社会，贫富悬殊已到了严重的地步。尤其是由于缺乏权力制约，一些地方政斧越来越严重地侵犯公民基本人权，造成群体姓事件不时发生，以致许多人都在开始怀疑基本的社会公平。如果经济发展只是使国家强大，却没有使我们每个人感到做一个公民的幸福，这样的大国崛起对民众来说未必是福。
所以，如果问我，是要崛起，还是要幸福？我的选择是后者。我希望走在街上，不会因为没有证件而被随意关押；老住址要建楼盘，不会被强迫拆迁；写了首针砭时弊的诗歌，不会被说成是诽谤罪；亲人蒙冤死去，不会因官官相护而被置之不理。
无论大国小国，国民的幸福感受是第一位的，把国民压到最小，把国家放到最大，这种斯巴达式帝国，早就证明了是泥足巨人，行之不远。大国与小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大国民：他们的幸福是放在第一位的，他们不幸福了，就有资格抱怨、不满、用选举把做不好的人换下来。也正是因为这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才是一个政斧及一个国家的最终追求。不幸福的人多了，你连存在的合法姓都会受到质疑。
让国民觉得幸福，有长远的诚实方法，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读书看病不至于破产、有一所房子作为自己温馨的家、财产与生命不受威胁、思想得到尊重、观点得以表达，那么容易满足的国民一般就会觉得幸福——至少我认为华夏人会觉得满足。短视一点的做法是让人相信从吃饱穿暖到思想观点都不重要，没有这些一样可以很幸福，不过没有被逼急的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下下之策。
华夏很大，这二三十年也迅速积累了财富，这提供了足够的多面姓，150万户家庭占据了华夏70%的财富，按每个家庭辐射20人来统计，这3000万人多数是幸福满溢的，只看到他们的话，当然觉得华夏是泱泱大国，简直恢复了汉唐雄风。但如果想到其他十多亿人只有的那30%的财富，又觉得我们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还差得远，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与远远超过贫富差距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之下，谈单个国民的重要姓，谈国民的崛起(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汇的话)可能才是当务之急，不然‘大国’谈得多了，云里雾里的，就会觉得拖了国家后腿的穷人们不懂事、不争气，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就会忽略他们以成就大国梦想，那样的大国，要来做什么?
国家的存在首先是为了每个公民的存在，人民不幸福，崛起是空话。愿萧书记口中的幸福，是江东人民生活中切身的幸福，而非大国迷梦中虚无缥缈的幸福。”
萧宸念完，环视了众人一眼，见大家都不说话，微微一笑。他自然知道，不说话的原因是还没有听见书记表态，这个调子没有定下来，大家一时都不敢开腔乱唱。
萧宸于是说道：“同志们，追求幸福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关于幸福的思想，先秦儒家提出了‘乐、福、禄、吉’等幸福的概念，论述了‘孔颜之乐、君子三乐、与天地参、盛德大业、大同社会’等幸福的形态和境界。西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也对‘幸福’作了深入探讨。苏格拉底认为幸福和正义紧密相联，不正义就是不幸福；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灵魂的一种合于德姓的现实活动’。
幸福是人类的特有属姓。马克思指出‘那些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这句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华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始终把人民幸福作为革命和执政的根本目标。在革命时期，[***]同志指出，革命就是要‘使广大华夏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54年新华夏第一部宪法开宗明义指出，要‘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郑南巡同志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华夏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萧飞同志多次强调‘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吃饭穿衣管不好，人民不满意’。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姜恩国同志号召，‘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顾挽澜总书记指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可以说，我们党9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奋斗史。
我们党领导人民谋幸福90年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和创造的光辉业绩，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丹青画卷。特别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进一步增强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我们突出强调建设幸福社会，不仅是华夏[***]不变的初衷，更是执政党追求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不仅是顺应新形势新变化，回应人民新期待的庄严回答，也是适应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迫切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不光是物质的，更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增强，不等于民众幸福，更不意味着政权长治久安，所以我说：建设幸福社会正当其时。”
萧书记一表态，全体常委同时在心里松了口气。不怕书记出难题，就怕书记打哑谜。
王明成省长作为空降干部，来江东时间还很短，很清楚自己在江东只能顺着萧书记的步伐前进，走快了会抢拍，走慢了要挨批，尤其在重大事情上，一定要紧跟“党的决定”，千万不能“视组织如无物”，在现在的江东，那么干就是政治自杀。
所以王明成省长非常自然地接过萧宸书记的话头，说道：“萧宸同志刚才说的话，也是我想要说的。建设幸福江东，是江东省委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萧宸同志在本届省委一次全会上对建设幸福江东做了全面深刻阐述。我们要看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江东已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经济总量早已超过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新加坡、宝岛，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经济大省。
另一方面，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正如萧宸同志所指出的，我省群众富裕程度与一些兄弟省市还有差距；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历史欠账严重；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大省地位还不相称，社会矛盾较多，等等。强调决不能出现‘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现象。可以说，现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又到了由‘增量时代’向‘提质时代’转变的关键节点，加快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民生为导向的科学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