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既然能称为明君，那就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作为，更主要的应该是在民政上，政治上面的改革虽然在李嗣源的主观上是为了肃清官场风气，可是在客观上那也是为在民生方面的改革和措施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在民生方面，主要的思路就是以民为本，这主要表现为宽仁爱民，减轻人民负担，想要富，就要做到开源节流，那时候要想富还有一句话叫做“多生孩子多种树”，这里的孩子主要是男孩子，是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多种树讲的就是各种经济作物，当然还包括桑树。
李嗣源继位后就着手在各个方面消除李存勖时期的一些扰民做法，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新皇帝上任必须要好好地表现，所以一般都会搞一些民心工程，比如大赦天下，再如减免税收之类的。
但是李嗣源在原本应该搞得那一套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不少优惠，他下诏废除了一些地方巧立名目加收的捐税，如“省耗”，“耗”指的是损耗，即粮食和银子的损耗。粮食在储存和晾晒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老鼠和鸟类吃掉一些，这个叫做鼠雀耗，是汉朝的时候一位“理财”专家发明的，其实叫他们”理财“专家还不如说是敛财专家，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
这里面的鼠雀耗就是为了敛财而增设的，比原先多收两斗，但是事实上小老鼠和小麻雀能不能吃掉这么多的粮食呢？
事实上是很难，除非他们放心大胆的吃，但是这样是不可能的，而国家每年要求上缴的粮食都是有规定的，这多出来的一部分就进入了个人的腰包，当然有时候就进入了皇帝的内库。
还有一个叫做火耗，百姓的散碎银子在重新熔铸成大银锭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点损失，这个就叫做火耗，这一点损失朝廷自然是不愿意承担，那么只能放到农民身上，所以在征税的时候官府就将这些损耗预先加收。
可是火耗到底收多少？到底有多少的火耗，到底是个什么标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比较混乱的，所以这又成了地方官或者政府敛财的一种方式，反正不知道耗多少，那肯定是按多的收，反正多出来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当成中饱私囊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招用了很长时间。
李嗣源一上台就是将这些不合理的税收废除了，一时间天下处处歌颂李嗣源英明睿智爱民如子。
此外，还有的诏书中还禁止富裕农户逃避徭役，逃避租赋，这种现象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的普遍的。
当时和唐朝之前的时代一样，官宦大户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可以免除一切赋税和徭役，因此，一些人就和这些官宦人家订立虚假的卖地契约，将地写到他们的名下，以此来逃避赋税和徭役。
具体的做法我们我们举个例子。张三是个平民家里有十亩地要交税，而在当地有个大官叫李四，家里的地不缴税，这是士族特权。张三突然觉得把税交给政府不合算，于是就想省点，士族地主李四反正种地不交税，于是就和张三商量，以后张三在每年的收成里给他一部分，然后他就把张三家的地划到了李四的名下，这样一来张三名义上成了没地的人，因为他的地给了李四，所以在税收方面就减轻了很多的压力，而这里原本应该给朝廷的赋税，却交给了李四，这造成严重的税负流失。
这一种模式不仅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也使地方官吏为了征够赋税，就将这一部分逃掉的赋税平摊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因为每个地方的赋税都是有规定的，一定要足额征缴。所以一部分人不交税，那么另一部分人就要多交税。
封建社会百姓的赋税和徭役本来并不太多，但时间一长，投机钻营或者偷税漏税的人越来越多，一般老老实实缴税的人的赋税就越来越重，这就是很多人说古代赋税很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为防止地方官吏从中牟利，使这个政策不能好好地执行，李嗣源又下令将帐簿直接送到中央的职能部门里（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的部），由中央部门来征收赋税和徭役。
假如有人隐瞒田地亩数，奖励举报的人这一招现在还在用，比一味的连坐我觉得高明多了。但是奖励举报者，不能政府买单，所以又规定加倍征收该户的赋税，罚的钱就是给予举报者的奖励。
另外，李嗣源又免去了原来征收的每亩五文的道桥钱，将五文酒曲（酿酒的原料）钱减少到三文，这一种税负也是十分的有名气，当然这是臭名昭著，属于乱七八糟的杂税。
对于百姓生活影响很大的债务利息也明文限制，说白了就是限制高利贷，尤其是限制驴打滚，债主得到的利息如果已经达到本钱的数额，就禁止再收利息，只准收回本钱，如果利息累计数是本钱的两倍就本利都不准再收，等于是债务消失了，这对当时饱受高利贷之苦的百姓来说的确是好事。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驴打滚和古时候的高利贷，驴打滚好理解，就是利滚利，这个月的利息在下个月也要算上利息，利生利，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复利法，举个例子，你借了一百块钱，年利百分之五十，那么到了第二年，他的本金就达到了150块钱，此时还是按照百分之五十的利率计算，但是本金不是原先的一百了，而是变成了现在的150。这就是传说中的利滚利，驴打滚。
而古代利率的计算，也是比较简单的，主要就是术语不懂，不如三分利，四分利，这个大家都不懂，其实很简单，一般而言高利贷都是三分利或者四分利，当然也有五分利的，不过比较少，而两分利的自然也有，不过更少（这里都是比较官方的利率，一些恶霸地主之类的那个利率就没谱了。）。
我们举个普遍性的例子，三分利，这里说的都是月利（月利按照千分之算，年利百分之算，日利，万分之算），也就是一个月要还三分，按照现在的换算单位，就是月利千分之三十，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而一年就是百分之三十六的利率，这个利率是远远高于现在的官方贷款利率水平的。
而这个三分利却在古代十分的常见，四分五分的这利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六十，十分的惊人，很多已经超过了土地生产率！也就是说，土地上一年刨出来的东西，还不足抵扣利息，那时候就只能卖地卖人了。
所以，李嗣源限制高利贷这在当时对于百姓来说，确实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将一些被债务压得无法生活的人解脱出来。我们下面在介绍一种高利贷的形式，算是古代社会里的高利贷最重的了，那就是“羊羔率”，这种利息是百分之百，算一下应该是八分多的利，而且利重也就算了，他还是要本利相加驴打滚，今年是十文，到年底就要还二十文，到明年年底就要还四十文，后年高达八十文，以此类推，后面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李嗣源的爱民措施在禁止高利息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李存勖在位期间的搜刮百姓比较起来，李嗣源的这些措施确实值得称道，说他是五代的明君可见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仅凭这一点还是不够。
李嗣源对于民间的疾苦也很敏感，因为他就是贫寒之家出身的，他经历过苦日子，所以对于那些农民也是很同情的。
据说有一年的春天，李嗣源在宫中眺望雨后初晴的旷野，远处的山坡上原以为是羊的东西再一看竟是劳动的百姓。
看到这些李嗣源内心感慨不已，第二天他就亲自赶到那里，去看望百姓，和他们做了亲切地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一些建议和想法。
后来见到有父子三人一同拉着犁来耕地，李嗣源当时就命人赐他们耕牛数头，让他们用牛拉犁，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力气。
后来，李嗣源又经过调查发现，政府实行的铁器由国家垄断专卖的制度给百姓带来了很多弊端，就下诏予以废除。
诏书中说，各地由政府部门监制的农具大小不一，形状也不实用，刚刚使用不长时间，就破损难以使用了（其实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官府搞的东西没质量，但是价格还是很高。）。近期百姓虽然庄稼丰收，但物价很贱，这个原因就是价值规律，谷贱伤农，不用多说，大家应该都明白，百姓由于无钱买农具，以致于私自铸造，触犯了法律。
从今以后，包括农具和其他日用器物，准许百姓自己自由铸造使用，而百姓只需每亩交纳农器钱一文五分即可。各地官府所属的铸铁机构除了每年供应军需及其他器物所用的外，只出生铁，并按照现价每斤减十文出卖给百姓，就是熟铁百姓也可以自选。
原来一些官府的经营机构和官吏全部撤消。这样做，不仅是给百姓省了一些花费，更重用的是百姓自己铸造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这对于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更大。以后，由于这项措施效果很好，后晋后汉和后周都继续推行，没有废除。
同时，李嗣源又命人为百姓挑选好的农具样式，让百姓照样铸造，进一步为百姓谋福利。有了最上层的体恤和支持，农业发展很快，几乎每年都能丰收，再加上没有战乱侵扰，中原地区的人民生活基本上达到了小康的水平。（未完待续）
在民生方面，主要的思路就是以民为本，这主要表现为宽仁爱民，减轻人民负担，想要富，就要做到开源节流，那时候要想富还有一句话叫做“多生孩子多种树”，这里的孩子主要是男孩子，是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多种树讲的就是各种经济作物，当然还包括桑树。
李嗣源继位后就着手在各个方面消除李存勖时期的一些扰民做法，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新皇帝上任必须要好好地表现，所以一般都会搞一些民心工程，比如大赦天下，再如减免税收之类的。
但是李嗣源在原本应该搞得那一套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不少优惠，他下诏废除了一些地方巧立名目加收的捐税，如“省耗”，“耗”指的是损耗，即粮食和银子的损耗。粮食在储存和晾晒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老鼠和鸟类吃掉一些，这个叫做鼠雀耗，是汉朝的时候一位“理财”专家发明的，其实叫他们”理财“专家还不如说是敛财专家，为了敛财，无所不用其极。
这里面的鼠雀耗就是为了敛财而增设的，比原先多收两斗，但是事实上小老鼠和小麻雀能不能吃掉这么多的粮食呢？
事实上是很难，除非他们放心大胆的吃，但是这样是不可能的，而国家每年要求上缴的粮食都是有规定的，这多出来的一部分就进入了个人的腰包，当然有时候就进入了皇帝的内库。
还有一个叫做火耗，百姓的散碎银子在重新熔铸成大银锭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点损失，这个就叫做火耗，这一点损失朝廷自然是不愿意承担，那么只能放到农民身上，所以在征税的时候官府就将这些损耗预先加收。
可是火耗到底收多少？到底有多少的火耗，到底是个什么标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比较混乱的，所以这又成了地方官或者政府敛财的一种方式，反正不知道耗多少，那肯定是按多的收，反正多出来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当成中饱私囊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招用了很长时间。
李嗣源一上台就是将这些不合理的税收废除了，一时间天下处处歌颂李嗣源英明睿智爱民如子。
此外，还有的诏书中还禁止富裕农户逃避徭役，逃避租赋，这种现象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的普遍的。
当时和唐朝之前的时代一样，官宦大户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可以免除一切赋税和徭役，因此，一些人就和这些官宦人家订立虚假的卖地契约，将地写到他们的名下，以此来逃避赋税和徭役。
具体的做法我们我们举个例子。张三是个平民家里有十亩地要交税，而在当地有个大官叫李四，家里的地不缴税，这是士族特权。张三突然觉得把税交给政府不合算，于是就想省点，士族地主李四反正种地不交税，于是就和张三商量，以后张三在每年的收成里给他一部分，然后他就把张三家的地划到了李四的名下，这样一来张三名义上成了没地的人，因为他的地给了李四，所以在税收方面就减轻了很多的压力，而这里原本应该给朝廷的赋税，却交给了李四，这造成严重的税负流失。
这一种模式不仅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也使地方官吏为了征够赋税，就将这一部分逃掉的赋税平摊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因为每个地方的赋税都是有规定的，一定要足额征缴。所以一部分人不交税，那么另一部分人就要多交税。
封建社会百姓的赋税和徭役本来并不太多，但时间一长，投机钻营或者偷税漏税的人越来越多，一般老老实实缴税的人的赋税就越来越重，这就是很多人说古代赋税很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为防止地方官吏从中牟利，使这个政策不能好好地执行，李嗣源又下令将帐簿直接送到中央的职能部门里（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的部），由中央部门来征收赋税和徭役。
假如有人隐瞒田地亩数，奖励举报的人这一招现在还在用，比一味的连坐我觉得高明多了。但是奖励举报者，不能政府买单，所以又规定加倍征收该户的赋税，罚的钱就是给予举报者的奖励。
另外，李嗣源又免去了原来征收的每亩五文的道桥钱，将五文酒曲（酿酒的原料）钱减少到三文，这一种税负也是十分的有名气，当然这是臭名昭著，属于乱七八糟的杂税。
对于百姓生活影响很大的债务利息也明文限制，说白了就是限制高利贷，尤其是限制驴打滚，债主得到的利息如果已经达到本钱的数额，就禁止再收利息，只准收回本钱，如果利息累计数是本钱的两倍就本利都不准再收，等于是债务消失了，这对当时饱受高利贷之苦的百姓来说的确是好事。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驴打滚和古时候的高利贷，驴打滚好理解，就是利滚利，这个月的利息在下个月也要算上利息，利生利，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复利法，举个例子，你借了一百块钱，年利百分之五十，那么到了第二年，他的本金就达到了150块钱，此时还是按照百分之五十的利率计算，但是本金不是原先的一百了，而是变成了现在的150。这就是传说中的利滚利，驴打滚。
而古代利率的计算，也是比较简单的，主要就是术语不懂，不如三分利，四分利，这个大家都不懂，其实很简单，一般而言高利贷都是三分利或者四分利，当然也有五分利的，不过比较少，而两分利的自然也有，不过更少（这里都是比较官方的利率，一些恶霸地主之类的那个利率就没谱了。）。
我们举个普遍性的例子，三分利，这里说的都是月利（月利按照千分之算，年利百分之算，日利，万分之算），也就是一个月要还三分，按照现在的换算单位，就是月利千分之三十，也就是百分之三的利率，而一年就是百分之三十六的利率，这个利率是远远高于现在的官方贷款利率水平的。
而这个三分利却在古代十分的常见，四分五分的这利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六十，十分的惊人，很多已经超过了土地生产率！也就是说，土地上一年刨出来的东西，还不足抵扣利息，那时候就只能卖地卖人了。
所以，李嗣源限制高利贷这在当时对于百姓来说，确实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将一些被债务压得无法生活的人解脱出来。我们下面在介绍一种高利贷的形式，算是古代社会里的高利贷最重的了，那就是“羊羔率”，这种利息是百分之百，算一下应该是八分多的利，而且利重也就算了，他还是要本利相加驴打滚，今年是十文，到年底就要还二十文，到明年年底就要还四十文，后年高达八十文，以此类推，后面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李嗣源的爱民措施在禁止高利息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李存勖在位期间的搜刮百姓比较起来，李嗣源的这些措施确实值得称道，说他是五代的明君可见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仅凭这一点还是不够。
李嗣源对于民间的疾苦也很敏感，因为他就是贫寒之家出身的，他经历过苦日子，所以对于那些农民也是很同情的。
据说有一年的春天，李嗣源在宫中眺望雨后初晴的旷野，远处的山坡上原以为是羊的东西再一看竟是劳动的百姓。
看到这些李嗣源内心感慨不已，第二天他就亲自赶到那里，去看望百姓，和他们做了亲切地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一些建议和想法。
后来见到有父子三人一同拉着犁来耕地，李嗣源当时就命人赐他们耕牛数头，让他们用牛拉犁，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力气。
后来，李嗣源又经过调查发现，政府实行的铁器由国家垄断专卖的制度给百姓带来了很多弊端，就下诏予以废除。
诏书中说，各地由政府部门监制的农具大小不一，形状也不实用，刚刚使用不长时间，就破损难以使用了（其实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官府搞的东西没质量，但是价格还是很高。）。近期百姓虽然庄稼丰收，但物价很贱，这个原因就是价值规律，谷贱伤农，不用多说，大家应该都明白，百姓由于无钱买农具，以致于私自铸造，触犯了法律。
从今以后，包括农具和其他日用器物，准许百姓自己自由铸造使用，而百姓只需每亩交纳农器钱一文五分即可。各地官府所属的铸铁机构除了每年供应军需及其他器物所用的外，只出生铁，并按照现价每斤减十文出卖给百姓，就是熟铁百姓也可以自选。
原来一些官府的经营机构和官吏全部撤消。这样做，不仅是给百姓省了一些花费，更重用的是百姓自己铸造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这对于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更大。以后，由于这项措施效果很好，后晋后汉和后周都继续推行，没有废除。
同时，李嗣源又命人为百姓挑选好的农具样式，让百姓照样铸造，进一步为百姓谋福利。有了最上层的体恤和支持，农业发展很快，几乎每年都能丰收，再加上没有战乱侵扰，中原地区的人民生活基本上达到了小康的水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