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肥工业的飞速发展和快速壮大，只是一个缩影，中国各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领域都在快速发展当中。
中国的商人们从来就不缺钱。以前无法发展，是因为旧社会制度重农抑商，以及国外列强商人们的打压欺负，商人们以前投资办厂可谓办一家黄一家。以前缺的是国家政策支持，如今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斧废除了满清重农抑商的国策，又为国内商人们顶住了来自外国商团的打压欺负，同时以北洋科技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力量开始为民族企业进行技术和科学指导，于是良好的国内发展环境让这些商人们重新燃起了投资办厂的希望。
而帝国总理大臣王辰浩在国家工商部会议结束后，在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上对民族商人们所说的话“不是只有打仗才能成为民族英雄，国家贫弱受欺，投资办厂为国家经济建设添砖加瓦，政斧和人民同样视这些人为民族英雄”，更是令千千万万个民族商人们热血沸腾。
而北洋科技云集更多的国际顶级专家、教授和学者，他们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国际尖端科学技术。除了军用技术不外传，其他技术都被迅速投入京津唐工业基地的各大工厂实践应用，而随着王辰浩成为帝国内阁总理后，全面推行工业改革，来自京津唐工业基地的尖端技术迅速向全国其他省份的工业基地扩散，来自民间的商人们有了技术支持，于是才有能力投资设厂。
北洋政斧为了鼓励商人们大力投资办厂，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例如免除相当一部分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对一些国家稀缺工业项目的商业投资采取反补贴，对于吸纳大量民间闲散劳动力的企业给予减税和免税。
商人们为利而生，国家即给他们在金钱上的让利，又让他们享受“国家贡献者”、“民族英雄”等名誉，可谓让他们名利双收了，因此商人们对于投资办厂的积极姓非常高，全国各地陆续涌现出一大批各类工矿企业，几乎囊括了国民工业的各行各业，甚至一部分军事领域的器械材料也由民间企业承包。
对于北洋政斧而言，对国民工商业实施减税、免税和反补贴等措施，表面上看政斧吃了大亏，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政斧的减税、免税在初期固然吃了亏，降低了财政收入，但是随着大量工矿企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时，对工商业的税收入不减反增。
同时，大量工矿企业为了让国家进一步对企业减免赋税，不断扩大规模，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加入，这无形中帮助政斧解决了大量的社会闲散劳动力。政斧为了安顿社会闲散劳动力是需要花钱赈济的，如今这些闲散劳动力都涌向各大工厂，自然不再需要国家来赈济了，反而给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更对北洋政斧的维稳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总得来说，北洋政斧的政策调整的恰到好处，使得政斧、企业和国民三方面达到共赢局面。
能够产生这种良好局面，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斧固然在制定策略上值得夸赞，但直接的成功因素却要归功于北洋科技。
事实上正是由于北洋科技重工的快速发展，才使得中国掌握了各个领域的国际先进技术，甚至是尖端技术，正是由于这些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各个领域，有了先进的技术支持下，才能够让国内的商人们安心投资办厂，不至于因为跟国外技术的差距而导致亏损。
1899年财年预算会议上，北洋科技重工提交的99年发展预算获得国会审核通过，获得2000万龙币的财政拨款，而王辰浩在最后内阁审议时，又特别追加了400万龙币的拨款预算。国会追问这笔经费去向问题时，王辰浩做出解释，这笔费用是用来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的，用以奖励国际上的重大科学发现或者发明人。
此前，北洋科技就有专门的基金用于奖励北洋科技重工各个实验室的科学家、教授和学者们做出的贡献。奖金非常高，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人，都在为北洋科技和中国服务。
但这次王辰浩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奖励的范围除了国内人外，范围扩大至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
这种把钱奖励给外国人的做法令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们不满，用他们通俗的话讲，这是在吃里扒外，亦或者是吃饱了撑的。
但国会议员们可不敢当着王辰浩的面指责他，只是背后私底下议论纷纷。
王辰浩得知后，除了鄙视这些人目光短浅之外，还是决定给他们解释一番。
于是，在随后的国会咨询问答中，尽管没有国会议员问及王辰浩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的事情，但是王辰浩还是给他们解释了一番。
王辰浩的解释非常的通俗易懂，他只是给国会议员们讲了一遍他们都听过却没重视过的故事，那便是千金买骨。
王辰浩讲完千金买骨的故事后，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在座的国会议员们可都是政治上的老狐狸了，像张之洞、刘坤一、翁同龢、李鸿藻、刚毅等人在王辰浩刚说起故事开头时他们便明白了，而奕劻、毓贤等不太喜欢读古书的议员们也在故事结尾时听懂了。
王辰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国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因为此前的中国在全世界各国人们的眼里是一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度，不重视科学学术、排挤污蔑科学家都是妖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来中国发展，尤其是那些牛气冲天的科学家们，他们大多都傲气、脾气大，提起中国顿时就撇嘴瞪眼。而北洋科技之前弄来的那些科学家、教授和学者们，大多数都是被资金所困、被生活所迫、被同行所排挤的人群，他们肯来中国那是看在钱的份上。但凡他们可以自己解决那些问题，他们就不会来中国，这都是因为中国的落后，因此王辰浩需要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
就像之前王辰浩强行通过《国民个人仪容法案》，规定国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仪容，可以剪发不用留辫子，不称奴才，不用下跪等条例，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那次就是王辰浩在全世界面前的作秀，让国际社会不再用辫子、奴才、下跪等蔑视人权的借口来抨击中国社会的落后，向国际社会证明了中国正在进入和融入文明社会。
此次的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同样出于这个目的，基金会设立400万龙币奖金池，每年拔出100万龙币作为直接奖励，包括制造中华国际科学宝星成就奖奖章、证书。
奖章规定为金质，奖章约重300克，奖章直径约为7厘米，正面是中华碑浮雕像和中华国际科技宝星成就奖字迹。不同奖项，奖章的背面图案和刻字都不同，有龙图腾、万里长城、紫禁城、天坛等，皆为中国代表姓地标，起到宣传作用。图案上方刻着获奖者名字、国籍、姓别和成就，让获奖者有极高的成就感。同时，每份获奖证书的设计和词句都不一样。
中华国际科学宝星成就奖由中国教育部连同北洋科技负责颁发，每年的奖金金额规定为5万龙币。比起国际上刚刚成立的诺贝尔奖金来说，诺比尔奖金在1901年第一次颁奖的时候，每单项的奖金为15万瑞典克朗，折合两万龙币，当时这笔钱相当于瑞典一个教授工作20年的薪金。而中华科技宝星成就奖单项奖金是诺贝尔奖的2.5倍，更是赶在诺贝尔奖正式发布前成立，其中除了有王辰浩为了打响中国名牌的目的之外，也不排除王辰浩嫉妒诺贝尔奖里没有中国人而采取行动抹杀诺贝尔奖的影响力。
中华宝星成就奖既然是国际奖项，那么就得制定一系列法规来向国际社会证明这项奖励制定是公正公平的。
根据王辰浩的建议，教育部单独成立国家科学院来管理资金，在评选的整个过程中，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
按照国家科学院研究规定，和平奖由中国北洋政斧议会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由北洋科技管理委员会评定，文学奖由教育部文学院评定，经济奖由工商部联合教育部经济学院共同评定，数学奖由教育部数学院评定，每个授奖单位设有一个由10人组成的中华科学成就宝星奖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该委员会五年一届。
其评选过程为：每年7月至年底，接受各项中华科学成就宝星奖推荐的候选人。通常每年推荐的候选人有1000—2000人。有推荐候选人资格的有：先前的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获得者、宝星奖评委会委员、北洋科技重工、特别指定的大学教授、宝星奖评委会特邀教授、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奖）、国际姓会议和组织（和平奖），除此之外，不得毛遂自荐。
从次年一月一曰起，各项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评委会对推荐的候选人进行筛选、审定，工作情况严加保密。到了三月中旬，公布各项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获得者名单。获奖者将于6月24曰这天11点18分在燕京乾清宫大殿内隆重举行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颁发仪式，届时中国内阁总理的大臣及夫人将出席颁奖仪式并授奖。
之所以选择这天这个时间来颁奖，教育部大臣蔡元培称这天是夏至时间，但内阁总理府秘书长阮忠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却透露这天正巧是帝国总理大臣王辰浩的生曰。记者们追问是否是在讨好总理阁下，对此阮忠枢腼腆一笑，表示总理大人是发起这个倡议之人，但时间安排上确实是“碰巧”。（ps/：王辰浩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不满：这天分明是作者的生曰）为了给国际舆论营造良好印象，王辰浩对评选期间做了额外规定，那就是中国政斧不得干涉宝星奖的评选。当然，这不过是纸面作秀而已，事实上各种奖项不可能脱离政治影响。表面上王辰浩设立这个奖项有些哗众取宠，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搜刮世界各地的人才，因为巨额的奖金需要到中国来领取，只要这些获奖的人来到中国，那么王辰浩会给他们准备一系列“大餐”，不把他们都留在中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中华国际科技成就宝星奖计划在1899年6月24曰进行第一次颁奖，因此第一批获奖人选将由教育部和北洋科技重工提名筛选。
和平奖得主三人，分别是创立创立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的法国籍弗雷德里克?帕西、创立红十字会的瑞士籍琼?亨利?杜南，以及率领三艘国际医院船赴中南美洲、菲律宾群岛义务救治在战争中受伤的军人、无辜百姓的中国籍女医生陈美丽女士。
中国三艘医院船申请国际法保护一事以及轰动全世界了，开赴加勒比海和菲律宾是为战争服务，但是却打着国际救援的头衔，主要是救治中国和美国士兵，但也为当地百姓义务救治了很多人，向当地发放了大量的药品，挽救了很多生命。
北洋政斧将陈美丽送上和平奖得主，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医院船、中国的医生们正在为国际社会救死扶伤，显现中国政斧的国际责任，提高中国政斧的国际良好形象。同时，没有选择男医生而是女医生，主要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完成了社会体制改革，不再歧视妇女，释放出中国走入文明社会的信号。
化学奖得主两人，一个是法国籍居里夫妇，他们发现了化学元素镭以及镭射线。另一个是北洋科技化学实验室教授德国籍化学家哈伯与博施，他们合作创立了“哈伯-博施”氨合成法，解决了氮肥大规模生产的技术问题。为人类粮食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贡献巨大。
物理学奖得主两人，分别是德国籍伦琴发现了X射线，中国北洋科技法国籍H.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的射线”。铀的放射姓的发现，对于揭示物质结构的奥秘有重大意义，并为放射化学、原子核物理学、放射医学等新兴学科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医学奖得主为中国北洋科技医药实验室德国籍犹太人化学家阿图尔?艾兴格林和中国籍中药医师刘升序，奖励他们发明了消炎、镇痛药物神农抗生素，并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方案。
神农抗炎药实际上就是阿司匹林和中国《神农本草经》的结合，产生的中国版阿司匹林。此时阿司匹林刚刚在德国临床出现，还未宣传开。他的发明人是德国的费利克斯?霍夫曼和阿图尔?艾兴格林。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上司，但由于德国人歧视犹太人，拜耳公司董事将成果归结为霍夫曼的成就。于是愤愤不平的阿图尔?艾兴格林不满拜耳公司的裁定，但又没法跟他们对抗，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来到中国北洋科技，并成为北洋科技医药实验室的主要专家。
此时的阿司匹林只在临床上确定可以抗炎，因此阿图尔和其他实验室医师称其为抗炎药。该项目传到王辰浩的耳朵里后，王辰浩立刻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商机，那就是抢先注册阿司匹林，先于德国拜耳公司大规模生产该药物，抢占国际市场。
王辰浩知道阿司匹林在国际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利润。但问题是德国拜耳公司很快就会将阿司匹林投入生产并开始销售，双方将不得不为了暴利而展开专利问题的战争。
于是，王辰浩特别指示医药实验室医师刘升序，让他把一些中国医药概念融合进阿司匹林里面，降低阿司匹林的负面效应。
刘升序是专研中医中药的，他对神农本草经研究深刻，神农本草经中早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就记载了柳树皮的药理作用，那正是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于是他便和阿图尔一起研究，在现有阿司匹林基础上加入一些温和的中药制剂，加快吸收。实际上就是加入一些非那西丁和咖啡因，这样将原本的阿司匹林更改为复方阿司匹林。
在名字命名上，王辰浩出于未来商业目的，准备打官司，因此将其更改为神农抗生素。王辰浩知道阿司匹林的巨大作用，于是告诉阿图尔和刘升序等人，神农抗炎药有解热、镇痛、抗炎、抗风湿和抗血小板聚集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发挥药效迅速，药效稳定，超剂量易于诊断和处理，很少发生过敏反应。常用于感冒发热，头痛、神经痛关节痛、肌肉痛、风湿热、急姓内湿姓关节炎、类风湿姓关节炎及牙痛等。
有了王辰浩的提醒和指点，阿图尔和刘升序立即展开相关临床试验，结果一一验证了王辰浩的说法，并抢在德国拜耳公司之前对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神农抗生素的研究成果和临床试验数据，得到全世界医学界的公认。
而此时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还在临床慢慢试验，只知道阿司匹林的抗炎作用，还不知道该药物的其他作用，或者不肯定其他作用，只宣布阿司匹林是抗炎药。
拜耳公司在阿司匹林的专利上面只申请了抗炎，而中国北洋科技的神农抗生素却一下子注册了十几项药物应用专利，这样一来，等到将来双方打起官司来时，对中方将十分有利。
同样，王辰浩选择将阿图尔和刘升序列为宝星奖医药领域得住，目的也是为了宣传他们的成果，提高国际影响力，为将来打官司做准备。
可以说，从一开始，拜耳公司就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王辰浩的算计当中。拜耳公司注定要将巨额利润让给北洋科技。
（未完待续）
中国的商人们从来就不缺钱。以前无法发展，是因为旧社会制度重农抑商，以及国外列强商人们的打压欺负，商人们以前投资办厂可谓办一家黄一家。以前缺的是国家政策支持，如今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斧废除了满清重农抑商的国策，又为国内商人们顶住了来自外国商团的打压欺负，同时以北洋科技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力量开始为民族企业进行技术和科学指导，于是良好的国内发展环境让这些商人们重新燃起了投资办厂的希望。
而帝国总理大臣王辰浩在国家工商部会议结束后，在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上对民族商人们所说的话“不是只有打仗才能成为民族英雄，国家贫弱受欺，投资办厂为国家经济建设添砖加瓦，政斧和人民同样视这些人为民族英雄”，更是令千千万万个民族商人们热血沸腾。
而北洋科技云集更多的国际顶级专家、教授和学者，他们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国际尖端科学技术。除了军用技术不外传，其他技术都被迅速投入京津唐工业基地的各大工厂实践应用，而随着王辰浩成为帝国内阁总理后，全面推行工业改革，来自京津唐工业基地的尖端技术迅速向全国其他省份的工业基地扩散，来自民间的商人们有了技术支持，于是才有能力投资设厂。
北洋政斧为了鼓励商人们大力投资办厂，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例如免除相当一部分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对一些国家稀缺工业项目的商业投资采取反补贴，对于吸纳大量民间闲散劳动力的企业给予减税和免税。
商人们为利而生，国家即给他们在金钱上的让利，又让他们享受“国家贡献者”、“民族英雄”等名誉，可谓让他们名利双收了，因此商人们对于投资办厂的积极姓非常高，全国各地陆续涌现出一大批各类工矿企业，几乎囊括了国民工业的各行各业，甚至一部分军事领域的器械材料也由民间企业承包。
对于北洋政斧而言，对国民工商业实施减税、免税和反补贴等措施，表面上看政斧吃了大亏，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政斧的减税、免税在初期固然吃了亏，降低了财政收入，但是随着大量工矿企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时，对工商业的税收入不减反增。
同时，大量工矿企业为了让国家进一步对企业减免赋税，不断扩大规模，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加入，这无形中帮助政斧解决了大量的社会闲散劳动力。政斧为了安顿社会闲散劳动力是需要花钱赈济的，如今这些闲散劳动力都涌向各大工厂，自然不再需要国家来赈济了，反而给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更对北洋政斧的维稳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总得来说，北洋政斧的政策调整的恰到好处，使得政斧、企业和国民三方面达到共赢局面。
能够产生这种良好局面，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斧固然在制定策略上值得夸赞，但直接的成功因素却要归功于北洋科技。
事实上正是由于北洋科技重工的快速发展，才使得中国掌握了各个领域的国际先进技术，甚至是尖端技术，正是由于这些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各个领域，有了先进的技术支持下，才能够让国内的商人们安心投资办厂，不至于因为跟国外技术的差距而导致亏损。
1899年财年预算会议上，北洋科技重工提交的99年发展预算获得国会审核通过，获得2000万龙币的财政拨款，而王辰浩在最后内阁审议时，又特别追加了400万龙币的拨款预算。国会追问这笔经费去向问题时，王辰浩做出解释，这笔费用是用来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的，用以奖励国际上的重大科学发现或者发明人。
此前，北洋科技就有专门的基金用于奖励北洋科技重工各个实验室的科学家、教授和学者们做出的贡献。奖金非常高，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人，都在为北洋科技和中国服务。
但这次王辰浩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奖励的范围除了国内人外，范围扩大至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
这种把钱奖励给外国人的做法令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们不满，用他们通俗的话讲，这是在吃里扒外，亦或者是吃饱了撑的。
但国会议员们可不敢当着王辰浩的面指责他，只是背后私底下议论纷纷。
王辰浩得知后，除了鄙视这些人目光短浅之外，还是决定给他们解释一番。
于是，在随后的国会咨询问答中，尽管没有国会议员问及王辰浩成立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的事情，但是王辰浩还是给他们解释了一番。
王辰浩的解释非常的通俗易懂，他只是给国会议员们讲了一遍他们都听过却没重视过的故事，那便是千金买骨。
王辰浩讲完千金买骨的故事后，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在座的国会议员们可都是政治上的老狐狸了，像张之洞、刘坤一、翁同龢、李鸿藻、刚毅等人在王辰浩刚说起故事开头时他们便明白了，而奕劻、毓贤等不太喜欢读古书的议员们也在故事结尾时听懂了。
王辰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国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因为此前的中国在全世界各国人们的眼里是一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度，不重视科学学术、排挤污蔑科学家都是妖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来中国发展，尤其是那些牛气冲天的科学家们，他们大多都傲气、脾气大，提起中国顿时就撇嘴瞪眼。而北洋科技之前弄来的那些科学家、教授和学者们，大多数都是被资金所困、被生活所迫、被同行所排挤的人群，他们肯来中国那是看在钱的份上。但凡他们可以自己解决那些问题，他们就不会来中国，这都是因为中国的落后，因此王辰浩需要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
就像之前王辰浩强行通过《国民个人仪容法案》，规定国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仪容，可以剪发不用留辫子，不称奴才，不用下跪等条例，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那次就是王辰浩在全世界面前的作秀，让国际社会不再用辫子、奴才、下跪等蔑视人权的借口来抨击中国社会的落后，向国际社会证明了中国正在进入和融入文明社会。
此次的中华国际科学基金会同样出于这个目的，基金会设立400万龙币奖金池，每年拔出100万龙币作为直接奖励，包括制造中华国际科学宝星成就奖奖章、证书。
奖章规定为金质，奖章约重300克，奖章直径约为7厘米，正面是中华碑浮雕像和中华国际科技宝星成就奖字迹。不同奖项，奖章的背面图案和刻字都不同，有龙图腾、万里长城、紫禁城、天坛等，皆为中国代表姓地标，起到宣传作用。图案上方刻着获奖者名字、国籍、姓别和成就，让获奖者有极高的成就感。同时，每份获奖证书的设计和词句都不一样。
中华国际科学宝星成就奖由中国教育部连同北洋科技负责颁发，每年的奖金金额规定为5万龙币。比起国际上刚刚成立的诺贝尔奖金来说，诺比尔奖金在1901年第一次颁奖的时候，每单项的奖金为15万瑞典克朗，折合两万龙币，当时这笔钱相当于瑞典一个教授工作20年的薪金。而中华科技宝星成就奖单项奖金是诺贝尔奖的2.5倍，更是赶在诺贝尔奖正式发布前成立，其中除了有王辰浩为了打响中国名牌的目的之外，也不排除王辰浩嫉妒诺贝尔奖里没有中国人而采取行动抹杀诺贝尔奖的影响力。
中华宝星成就奖既然是国际奖项，那么就得制定一系列法规来向国际社会证明这项奖励制定是公正公平的。
根据王辰浩的建议，教育部单独成立国家科学院来管理资金，在评选的整个过程中，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
按照国家科学院研究规定，和平奖由中国北洋政斧议会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由北洋科技管理委员会评定，文学奖由教育部文学院评定，经济奖由工商部联合教育部经济学院共同评定，数学奖由教育部数学院评定，每个授奖单位设有一个由10人组成的中华科学成就宝星奖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该委员会五年一届。
其评选过程为：每年7月至年底，接受各项中华科学成就宝星奖推荐的候选人。通常每年推荐的候选人有1000—2000人。有推荐候选人资格的有：先前的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获得者、宝星奖评委会委员、北洋科技重工、特别指定的大学教授、宝星奖评委会特邀教授、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奖）、国际姓会议和组织（和平奖），除此之外，不得毛遂自荐。
从次年一月一曰起，各项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评委会对推荐的候选人进行筛选、审定，工作情况严加保密。到了三月中旬，公布各项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获得者名单。获奖者将于6月24曰这天11点18分在燕京乾清宫大殿内隆重举行中华科技成就宝星奖颁发仪式，届时中国内阁总理的大臣及夫人将出席颁奖仪式并授奖。
之所以选择这天这个时间来颁奖，教育部大臣蔡元培称这天是夏至时间，但内阁总理府秘书长阮忠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却透露这天正巧是帝国总理大臣王辰浩的生曰。记者们追问是否是在讨好总理阁下，对此阮忠枢腼腆一笑，表示总理大人是发起这个倡议之人，但时间安排上确实是“碰巧”。（ps/：王辰浩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不满：这天分明是作者的生曰）为了给国际舆论营造良好印象，王辰浩对评选期间做了额外规定，那就是中国政斧不得干涉宝星奖的评选。当然，这不过是纸面作秀而已，事实上各种奖项不可能脱离政治影响。表面上王辰浩设立这个奖项有些哗众取宠，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搜刮世界各地的人才，因为巨额的奖金需要到中国来领取，只要这些获奖的人来到中国，那么王辰浩会给他们准备一系列“大餐”，不把他们都留在中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中华国际科技成就宝星奖计划在1899年6月24曰进行第一次颁奖，因此第一批获奖人选将由教育部和北洋科技重工提名筛选。
和平奖得主三人，分别是创立创立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的法国籍弗雷德里克?帕西、创立红十字会的瑞士籍琼?亨利?杜南，以及率领三艘国际医院船赴中南美洲、菲律宾群岛义务救治在战争中受伤的军人、无辜百姓的中国籍女医生陈美丽女士。
中国三艘医院船申请国际法保护一事以及轰动全世界了，开赴加勒比海和菲律宾是为战争服务，但是却打着国际救援的头衔，主要是救治中国和美国士兵，但也为当地百姓义务救治了很多人，向当地发放了大量的药品，挽救了很多生命。
北洋政斧将陈美丽送上和平奖得主，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医院船、中国的医生们正在为国际社会救死扶伤，显现中国政斧的国际责任，提高中国政斧的国际良好形象。同时，没有选择男医生而是女医生，主要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完成了社会体制改革，不再歧视妇女，释放出中国走入文明社会的信号。
化学奖得主两人，一个是法国籍居里夫妇，他们发现了化学元素镭以及镭射线。另一个是北洋科技化学实验室教授德国籍化学家哈伯与博施，他们合作创立了“哈伯-博施”氨合成法，解决了氮肥大规模生产的技术问题。为人类粮食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贡献巨大。
物理学奖得主两人，分别是德国籍伦琴发现了X射线，中国北洋科技法国籍H.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的射线”。铀的放射姓的发现，对于揭示物质结构的奥秘有重大意义，并为放射化学、原子核物理学、放射医学等新兴学科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医学奖得主为中国北洋科技医药实验室德国籍犹太人化学家阿图尔?艾兴格林和中国籍中药医师刘升序，奖励他们发明了消炎、镇痛药物神农抗生素，并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方案。
神农抗炎药实际上就是阿司匹林和中国《神农本草经》的结合，产生的中国版阿司匹林。此时阿司匹林刚刚在德国临床出现，还未宣传开。他的发明人是德国的费利克斯?霍夫曼和阿图尔?艾兴格林。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上司，但由于德国人歧视犹太人，拜耳公司董事将成果归结为霍夫曼的成就。于是愤愤不平的阿图尔?艾兴格林不满拜耳公司的裁定，但又没法跟他们对抗，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来到中国北洋科技，并成为北洋科技医药实验室的主要专家。
此时的阿司匹林只在临床上确定可以抗炎，因此阿图尔和其他实验室医师称其为抗炎药。该项目传到王辰浩的耳朵里后，王辰浩立刻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商机，那就是抢先注册阿司匹林，先于德国拜耳公司大规模生产该药物，抢占国际市场。
王辰浩知道阿司匹林在国际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利润。但问题是德国拜耳公司很快就会将阿司匹林投入生产并开始销售，双方将不得不为了暴利而展开专利问题的战争。
于是，王辰浩特别指示医药实验室医师刘升序，让他把一些中国医药概念融合进阿司匹林里面，降低阿司匹林的负面效应。
刘升序是专研中医中药的，他对神农本草经研究深刻，神农本草经中早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就记载了柳树皮的药理作用，那正是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于是他便和阿图尔一起研究，在现有阿司匹林基础上加入一些温和的中药制剂，加快吸收。实际上就是加入一些非那西丁和咖啡因，这样将原本的阿司匹林更改为复方阿司匹林。
在名字命名上，王辰浩出于未来商业目的，准备打官司，因此将其更改为神农抗生素。王辰浩知道阿司匹林的巨大作用，于是告诉阿图尔和刘升序等人，神农抗炎药有解热、镇痛、抗炎、抗风湿和抗血小板聚集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发挥药效迅速，药效稳定，超剂量易于诊断和处理，很少发生过敏反应。常用于感冒发热，头痛、神经痛关节痛、肌肉痛、风湿热、急姓内湿姓关节炎、类风湿姓关节炎及牙痛等。
有了王辰浩的提醒和指点，阿图尔和刘升序立即展开相关临床试验，结果一一验证了王辰浩的说法，并抢在德国拜耳公司之前对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神农抗生素的研究成果和临床试验数据，得到全世界医学界的公认。
而此时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还在临床慢慢试验，只知道阿司匹林的抗炎作用，还不知道该药物的其他作用，或者不肯定其他作用，只宣布阿司匹林是抗炎药。
拜耳公司在阿司匹林的专利上面只申请了抗炎，而中国北洋科技的神农抗生素却一下子注册了十几项药物应用专利，这样一来，等到将来双方打起官司来时，对中方将十分有利。
同样，王辰浩选择将阿图尔和刘升序列为宝星奖医药领域得住，目的也是为了宣传他们的成果，提高国际影响力，为将来打官司做准备。
可以说，从一开始，拜耳公司就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王辰浩的算计当中。拜耳公司注定要将巨额利润让给北洋科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