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石重贵为了筹措军费,又收间架税,不过他改名为“屋税”。
    后周继之,一直到两宋,都没废除。
    间架税只是财产税的一种。
    就农村而言,按照田地多寡征税才是大头。
    这么合理的收税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明朝又变回去了,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摊丁入亩,才再一次按财产而不是人头收税。
    夏朝与唐朝一样,财政收入一半左右来自榷税。
    榷税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税种叫做“榷税”,它可细分为榷盐钱、榷茶钱、榷铁钱等。
    榷税中最大一宗,来自榷盐钱。
    前唐末年,每年可收三四百万缗,而在懿宗朝那会,则接近五百万。
    夏朝刚建立那会,一年只有百余万缗榷盐钱,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以及对逃税行为的打击,现在已经慢慢超过唐末,达到了六七百万的庞大数目。
    榷盐钱之外,第二大宗则是榷茶钱。
    这个税种的历史不长。
    中唐以后,因为茶叶贸易的极大增长,这种商品渐渐变得引人注意。
    唐德宗时期,首次征收榷茶钱。当时数额不大,税率“十分取一”(10%),弥补的也多是一些临时性的开支,比如补充某地常平仓,给百姓平价供粮等等。
    唐德宗跑路后,与间架税一样,榷茶钱停征,因为这是“暴政”的象征——茶商与地方大族、官员公卿关系密切,自然阻力较大。
    但严峻的形势摆在那里。
    武夫们要军赏,平叛要军费,不收钱怎么办?难道一起等死?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官员士大夫阶级不得不妥协,同意割肉征税。
    德宗朝,榷茶钱每年四十余万缗。
    宣宗朝,增至六十多万。
    至唐末,大概八九十万的样子。
    夏朝每年征收的榷茶钱,则达到了百余万,是榷税的第二大来源。
    这两项之外,还有榷漆钱、榷马钱等等,很多……
    不过,前文也说了,中唐以后,便是“量出为入”这种操蛋的征税方式。
    量出为入,意味着税率未必固定,征税对象也不一定就是那几个。缺钱的年景,以前不收税的东西,可能就要收了。财政稍稍宽裕一些,再停征。
    比如榷酒钱,就有些年份收,大部分时候免税。
    说来也挺神奇的,收税只有收得停不下来的。但唐代的一些税,却真的只是应急征收,今年收完,下一次收可能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收个一两年,然后又停了,让人难以理解。
    说量出为入,就量出为入,还他妈挺遵守财政纪律,开支控制得不错。
    “罢了,明日回京,朕和他们细说。”邵树德想了一会后,道:“与波斯人也打不了几年了,而今四境太平,该厘清财政了。量出为入,朕不太喜欢,要改一改。”
    邵树德记不清他几次想改革财税制度了,但总是有用钱的地方,逼得他不太敢改。到了现在,他算是想明白了,好时机是不存在的,永远都有用钱的时候,钱永远都不够用。
    再等下去——没几年好等了。
    三月十五日,回到京中的他召集政事堂、理蕃院及两衙枢密院官员问对,令其制定一个新的财政框架出来。
    不仅仅包括税种、税率,还有各道承担的比例。
    姑且算是大夏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财税改革吧。
    第026章 财税改革之二
    三月下半月和整个四月,朝廷主要职能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税收框架。
    是的,仅仅只是“框架”而已,还不是细则。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长时间来完善。就目前而言,能整出大致框架就不错了。
    四月底,户部尚书杜晓呈递了一份《税则》上来。
    邵树德打开看了看,随后沉思良久。
    “杜卿果有大格局。”邵树德突然展颜一笑,道:“你建议恢复宰相判三司的制度,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臣一心为公,不做他想。”杜晓答道。
    邵树德微微颔首,他相信杜晓说的是真话。杜家兄弟也算老臣了,格局没那么低。
    所谓宰相判三司,是唐代财政危机时出现的制度。
    三司,即户部、盐铁、度支三个部门,前两者是来钱的,后者是花钱的。
    唐中后期,因为叛乱多发,开支浩大,财政对于朝廷愈发生死攸关,于是令一位宰相“判三司”,专门理财。自此,这三个互不统属的部门由挂着“判三司”头衔的宰相直领,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财政收支机构。
    唐末混战之时,朔方军的财政由供军使衙门管理,实行军事统制。
    开国之后,逐渐移交回户部。
    现在,作为户部尚书的杜晓建议,仿效唐代财政危机时的做法,专门建立一个征税、出纳机构,由宰相直领,提高其地位。
    毫无疑问,这是把自己的权力往外剥离,不容易。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作为官场老油条,杜晓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是谁,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固然会被户部骂,但那又如何?圣人记着他的好就行了啊。
    “租庸使这个名字不好,改成税务使吧。”邵树德又道:“两税法已历一百四十年,不是租庸调时代了。税务使之职攸关国计民生,可凭此职入政事堂为相。”
    “陛下圣明。”杜晓赞道。
    邵树德继续翻看《税则》。
    朝廷税收,大概可分为田税、商税两大类。
    田税顾名思义,面向农民征收,分户税、地税两大类,除少量现金外,大部分是实物,由地方官府负责征收。
    田税中的大部分,如粮食,并不一定会解送至中央,因为长途转运消耗太大,如非必要,一般存于地方上的仓库内。
    县有县库、州有州库、国有国库,户部会定期派人巡查、对账。
    监察御史也有权力检查。
    相对高价值或轻便的物事,如布匹、皮子、铜钱等,转运至中央的比例就高多了。战争频繁时,地方上甚至一点不能留,全部解送进京。
    “前唐藩镇割据时期,定下了两税三分的原则,杜卿觉得如何?”邵树德的目光落在田税那一部分,问道。
    两税三分的意思是收取到的户税、地税,三分之一留州,三分之一送使(节度使)、三分之一上供(解送朝廷),比例相当清楚。
    “臣以为,诸道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杜晓说道。
    这就是聪明人。
    圣人提出分税制改革,不就是要厘定各道田税该怎么分润的问题么?
    按照传统的两税三分的原则肯定是不行的了。
    那样的话,留在地方上的田税将达到三分之二,朝廷只得三分之一。地方上有充足的资源搞建设,朝廷凭空少了一大笔收入,自然不开心。
    说白了,就是中央与地方争抢资源的问题。
    况且,诸道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像安西、云南、辽东等道,就算将三分之二的田税留在地方上,也是合理的。
    以安西道为例,当地还在打仗,屯驻了大批兵力,自己所产的粮食犹嫌不足,还需从外界输入,你再把田税运来运去,不是自找麻烦,徒增消耗么?
    当地目前执行的实际是全部田税留道、留州的政策。
    而没有战乱,或者说田税比较充裕的地区,则可适当提高一些比例,朝廷拿走一半甚至更多,都是可以的。
    “朕亦是此意。”邵树德说道:“江淮诸道,太平无事,又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河北地平无垠,沃野千里,朕觉得一半以上可为上供,甚至更多。具体比例,你们再议一议。”
    “臣遵旨。”杜晓倍感压力,这事没那么好办,怎么调整比例,都会挨骂。
    假如圣人要从江南收走七成田税,而安西道田税全部留在当地,江南人能乐意么?这还算好的,在实际执行中,很可能还要给安西道补贴,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田税不够用,还需要从别的地方调入……
    以江南之财赋,养北方之劲兵。这是圣人提出的基调,果然非常形象。
    “现在说说商税。”邵树德招呼杜晓坐到他身旁,指着榷税一栏,说道:“你建议裁撤一些税种,甚好。一年收不到几个钱,反倒弄得鸡飞狗跳,百姓不安,确实该停征,甚好。”
    榷税林林总总几十种,第一名年收几百万缗,最后一名年收几百缗。
    虽然收得少,但一样扰民,徒增厌恶,可能征税成本都不能覆盖,不如取消。
    对了,榷税是朝廷直接收取的,与地方无关。
    如榷茶钱,可以理解为针对茶叶这种商品的消费税。
    后世中国一共有十五大类的商品,如烟酒、鞭炮焰火、高档化妆品、珠宝玉石、成品油等有消费税,其他品类没有。
    此时一样,盐、茶、漆、铁、煤等少数商品有榷税,大部分没有。
    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收盐税,派出榷盐使;为了收铁税,派出榷铁使。
    最初只有这两种榷税的时候,朝廷专门设了一个盐铁使来总领这些税收。
    盐铁使在各镇有分支机构,专事征税。
    后来加入了茶税、漆税等,名字没改,仍由盐铁使负责。
    这些直属于朝廷的征税机构,理论上与地方藩镇无关,藩镇也无权干涉他们的工作。征税遇到困难时,朝廷派往各镇的监军还要督促节度使协助征税、转运。
    可以说,榷税才是朝廷财政的命脉,因为这是独属于朝廷的税收,无需与地方分润——理论上而已,实际情况较为复杂。
    “诸般杂榷减免三十余万缗,然加征榷酒钱,是否合适?”邵树德问道。
    “陛下,臣等以为,杂榷已废,百姓所受滋扰减少,而今只多收一个榷酒钱,当无大碍。”杜晓说道。
    说完,他又详细解释了一番。
    杂榷收不到几个钱,但税吏上门,趾高气扬,扰民极盛。
    伱减少一个杂榷,百姓受到的滋扰就少一分。
    这么一算,罢免了十来个杂榷,百姓——主要是从事该行业的商人——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心里舒爽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征一个榷酒钱,委实算不得什么。
    “前唐上一次收榷酒钱是什么时候,所得几何?”邵树德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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