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圣侯言之有理。”前武安军左押衙易静拱了拱手，笑道：“《通货》且不谈，《人口》真是说得绝妙。圣人北伐契丹，西征回鹘，赫赫武功，为天下百姓挣得了那么大的容身之地。依我看，这才是真贤王。缺衣少食之人，尽可奔往辽东、西域，且牧且耕，安家立业，不好吗？”
话说儒家士人也不尽是一派的。
譬如这位易静，曾在马殷手下为将，现为虔州别驾。
是的，他是文人，但左押衙是武职，是要上阵厮杀的。
易静著有一书，名《兵要望江南》，用词牌的形式写了一本兵书。
“诸属幕，必是选贤良。勿取门高当势位，无私亲旧与乡邦，曲顺定为殃”——有关选人用人的。
“转筋脚，急去使生姜。新水一钟煎五合，饮之即去总无妨，主将记心肠”——有关军中疫病治疗的。
只不过，他有着这个时代人的通病，大部分内容有关占卜，神神道道，别说邵树德看不上，真武夫也觉得他有点扯淡。
不过，他的文学素养很好，诗词歌赋一流，也写过不少文章，有点声名。
韩偓刚闭上眼睛，闻言又看了一眼易静，这次终于忍不住了，问道：“易别驾不知征战之苦？百姓转输劳顿，田地荒芜，朝廷加征赋税，以作军赏，致百姓家破人亡，合乎天道吗？这也就罢了，打下来的土地，你还要移民？致百姓骨肉分离，合乎人伦吗？更有那上万里流放，地方州府有那奸官贼将，揣摩上意，动辄坐罪数百、数千家，可怜衣冠士人，流徙伊丽。沿途之中，屡遭小人凌辱，像话吗？”
“韩冬郎，此言差矣。”张泌出来劝解道：“隋文帝时便有‘移民就食’之方略。时关中土狭人繁，隋文遣人至民家查访，几乎家家断炊，吃了上顿没下顿，使者带回来的也是豆屑谷糠，故迁移关中百姓至关东诸州。”
“及至前唐，户口孳衍之后，亦有‘乐迁’之制。百姓纷至淮南、江南，以缓解人多地少的窘境。”
“今上亲提义旅，剿灭凶徒，而今虽然尚未有人多地少之难事，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乃堂堂正正之王道手段，移民就食，安居乐业，让百姓活得像个人样。难道，都挤在长安、洛阳的街坊里卖儿卖女、当乞丐才是你想看到的吗？”
张泌是唐州泌阳人，曾在湖湘为官，与易静关系不错，多有诗书来往，因此上赶着帮他说话。
而他说的也是实情。
“移民”这个词并不是现代发明的。古来人口分布不均，交通运输困难。
人口多的地方，开发较早，开发程度也高，其实没多少荒地可供百姓开垦了。
荒地多的地方，开发程度又很差，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也不方便。
隋文帝当政时，国家人口已经很多了，尤以关中为甚，一户百姓耕作个几亩地，平时也就勉强过活，一遇天灾人祸，断炊是必然的，因此出现了“移民就食”这个词。
唐高宗、武后年间，关中府兵拥有的土地从几亩到十几亩不等。这样的家庭条件，还当什么府兵？于是出现“乐迁”制度，向淮南移民。
安史之乱后，人口跌入谷底，但经过百余年的藩镇割据，人口又大幅度增长。巢乱以前，诸道户口加起来，已经三四千万人。
这个人口，看似不用移民，但唐廷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向江南迁移人口，原因是人口分布不均。河北人口几乎超过了天宝极盛时期，但唐廷管不到，只能让他们把犯人往江南发配。但关中人口也非常稠密了，这是可以向外迁移的。
邵树德攻占一片白地的河南府、汝州、河阳，大受摧残的郑州、晋绛、唐邓随、襄阳等地之后，移民来源也是被他保护得相对不错的关中百姓。
不移民，大家一起穷，人越长越矮，越长越瘦，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就人道了吗？
“张泌，你有什么资格喊我韩冬郎？”韩偓眼一瞪，斥道：“趋炎附势之辈。”
张泌气结，正待理论，结果被人打断了。
“诸位。”杨注起身，双手下压，示意众人安静，然后说道：“都是为了完善经书，何必争得面红耳赤？就事论事即可。”
说完，他想了想，说道：“韩玉山所提几点，其实也未尝没有道理。江南有官员连造大案，配流西域者数千家。此事，圣人也下诏申斥了。”
说完，他看向记录的小吏，道：“这条详记一下，呈送圣人案头。”
“遵命。”小吏运笔如飞，将众人争论的焦点详细记录下来。
而在这条之前，他已经写满好几页纸了。
从记录可以看出，即便是韩冬郎这种人，也知道人多地少后的各种乱象，对此也是很忧心的。区别在于，他认为这样有悖人伦，移民路上也有各种惨事，很不人道。但你若问他如何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他就不谈了，只指出问题，解决办法没有——其实，除了向外移民，在现阶段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
另外，也有人对《通货》一篇大加驳斥。认为这种书不该面世，会培养更多有商业头脑的人。他们以河北、淮海二道举例，移民出海捕鱼，居然有人驾船跟着，收购他们的渔获，然后还提供包括食水在内的各种补给，损害的渔具也能修理，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们认为，出海之人利欲熏心，尤以捕鲸者为甚。性子桀骜不驯，好勇斗狠，很难管教，还嘲笑读书人穷酸。太平盛世之后，这种人就是祸乱之源。
其他陆地行商的，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之就是一点，这些人四处乱窜，败坏风气，让百姓不再淳朴，心痒得不行。为此，弃耕捕鱼、从商者不计其数，与为了富贵上战场搏命的武夫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杨注认真看了这些记录，私下里以为不然，至少这种程度的意见，是不足以说服圣人的，没有用。
他曾经得圣人召见，谈到过类似问题。
圣人说天下稳定，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农村”，人人习古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人束缚在土地上，最好一辈子不出村、不离乡。
第二种办法，他提了个拗口的词：动态稳定。
不安分的人，让他去打仗，去捕鱼。
杀敌立功、捕鱼致富了，他就有了地位，反而安分了。
如果在战场上死了，或者葬身大海，那就更没烦恼了。
另外，把不安分的人送走也是一条思路。
艰难以来，军中作乱者，往往是少数人裹挟多数人。这些军中刺头，有威望，有勇力，有野心，一旦给他机会，就能整出大事。
伊丽河谷赵王帐下的天武军，就有大量来自中原的武夫家庭子弟。他们除了提刀杀人外，什么都不会，与其留在国内，不如毒输于外。
要知道，敢横穿半个大夏去西域的人，其决心、毅力、心志都是上上之选，留在国内没有出路，这才是真正的不稳定。
把他们送走，一了百了，烦恼顿消。
圣人其实也吃不准哪种方式更好，但他不愿选第一种。
杨注觉得圣人的理念有几分道理。今日，他甚至还亲自提了一条建议，请圣人将这段内容也写上去，让天下士人看看。
《致治》这本书，或许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有很多内容让人难以接受，但如果最终完稿，并作为《正经》之一，让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日夜诵读，久而久之，读书人还会觉得难以接受吗？
百年之后，或许伱提出类似韩偓的理念，反倒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
不要小看“日夜诵读”的威力，按照圣人的说法，这是自我洗脑。洗到最后，难以自拔。
对付读书人，什么都不好使，科举最有用。
第087章 投机分子
“三郎今日为何一言不发？”从杭州赶来的皮光业拉住了牛希济，问道。
皮光业，襄阳人，皮日休之子，原为钱镠幕府判官。吴越献地投降之后，皮光业得了杭州长史之职，一直在那边做官。
在韩愈这一系道统之中，皮日休算是重要人物、鼓吹干将，立志“拨乱反正”、“复兴儒道”。
至于拨乱反正到什么程度，他说得很清楚：“反当今为往古。”
即恢复古制，令“政治复归于清明”、“民风复归于淳朴”。
说白了，就是在武夫当国的大背景下，文人的日子太难过了，因此无限向往古代，希望恢复当年的那种制度。
当然，他们这一派还可细分。
有的人只是想单纯地摆脱现下的惨淡处境。至于是不是恢复古代的礼制，恢复到多么“古”的程度，那都不重要。
有的人则是想一口气恢复孔子道统。因为在唐代，释道、黄老学说有过大回潮，极大侵蚀了儒家的利益，必须将这些异种学说压制、消灭，让全国以儒家一种声音说话。
皮日休就是这种人。
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认为韩愈的文章“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
翻译过来就是，韩愈的文章干挺了杨朱、墨翟的学说，把佛家、道家的思想踩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番。
当然，唐代的儒家文人，想象力还不够“丰富”。
在他们看来，“圣人之道犹坦途，诸子之道犹斜径，途无不之也，斜径亦无不之也。然适坦途者有津梁，之斜径者苦荆棘。”
不能“以言拒杨墨、抑佛老者”，就是“圣徒之罪人”。
好吧，其实还可以了。
此时最激进的儒家文人之一皮日休，还承认诸子百家的学说有用，也能抵达终点，只不过儒家学说是“坦途”，方便快捷，诸子百家是“斜径”，路上有很多荆棘，难走。
还不够霸道，还没成为一统江湖的存在，口气强硬之中，略带点软弱。
再往后过个几百年，诸子百家就是“歧路”了，而不是唐代儒家“骑士团骨干成员”皮日休承认的“亦无不之”的同样能抵达终点的“斜径”。
作为皮日休之子，家学渊源的皮光业早年也是个有志青年，决心继承父亲的大志，让儒家学说一统天下，消灭其他所有“异端”，但四处碰壁之后，他放弃了，居然开始写《妖怪录》这种严重背离孔圣大道的东西，只能说摆烂得很彻底，一点不坚定。
当然，大哥不说二哥，牛希济也不是什么“道心坚定”之辈。
他是真的怕了。
为什么追随叔父的脚步，投入这个学派？仔细剖析内心，可能有想上进的因素，另外就是看到道统衰微，想为儒家学说尽一份心力罢了。
不过，他同样在现实中碰壁，因此灰心丧气。
皮光业写《妖怪录》，他投身花间派词人，写男女闺怨之情的《花间集》。
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
新朝鼎立之后，写花间词的人少了，牛希济也不写了，开始转职悯农派诗人，关心民间疾苦。
新朝给了他们希望，但也没抱太大希望。
过去一百五十年过得实在不顺心，他可不敢想象打败其他学说，独尊儒术。今上这个老武夫别看天天玩女人，但确实是顶精明之辈，也够狠，刀子也快。
被他盯上，全家流放西域，妻女没入掖庭并非不可能之事。
太子也是个粗鄙武夫，凡事学今上，萧规曹随，大夏二代也不能指望。
所以，他现在的心气真的不高，意志并不坚定，甚至带有投机心理。
皮、牛二人，确实是一对卧龙凤雏。
“茶太好喝了，应是圣人最喜欢的义兴阳羡茶吧？喝了一碗又一碗，多次如厕，也没听全诸公的高见。”牛希济说道。
“好你个三郎！”皮光业笑道：“在我面前还不说实话？”
牛希济尴尬地笑了笑，道：“《妖怪录》写得怎样了？”
“五卷业已完成。”皮光业说道。
“还写
话说儒家士人也不尽是一派的。
譬如这位易静，曾在马殷手下为将，现为虔州别驾。
是的，他是文人，但左押衙是武职，是要上阵厮杀的。
易静著有一书，名《兵要望江南》，用词牌的形式写了一本兵书。
“诸属幕，必是选贤良。勿取门高当势位，无私亲旧与乡邦，曲顺定为殃”——有关选人用人的。
“转筋脚，急去使生姜。新水一钟煎五合，饮之即去总无妨，主将记心肠”——有关军中疫病治疗的。
只不过，他有着这个时代人的通病，大部分内容有关占卜，神神道道，别说邵树德看不上，真武夫也觉得他有点扯淡。
不过，他的文学素养很好，诗词歌赋一流，也写过不少文章，有点声名。
韩偓刚闭上眼睛，闻言又看了一眼易静，这次终于忍不住了，问道：“易别驾不知征战之苦？百姓转输劳顿，田地荒芜，朝廷加征赋税，以作军赏，致百姓家破人亡，合乎天道吗？这也就罢了，打下来的土地，你还要移民？致百姓骨肉分离，合乎人伦吗？更有那上万里流放，地方州府有那奸官贼将，揣摩上意，动辄坐罪数百、数千家，可怜衣冠士人，流徙伊丽。沿途之中，屡遭小人凌辱，像话吗？”
“韩冬郎，此言差矣。”张泌出来劝解道：“隋文帝时便有‘移民就食’之方略。时关中土狭人繁，隋文遣人至民家查访，几乎家家断炊，吃了上顿没下顿，使者带回来的也是豆屑谷糠，故迁移关中百姓至关东诸州。”
“及至前唐，户口孳衍之后，亦有‘乐迁’之制。百姓纷至淮南、江南，以缓解人多地少的窘境。”
“今上亲提义旅，剿灭凶徒，而今虽然尚未有人多地少之难事，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乃堂堂正正之王道手段，移民就食，安居乐业，让百姓活得像个人样。难道，都挤在长安、洛阳的街坊里卖儿卖女、当乞丐才是你想看到的吗？”
张泌是唐州泌阳人，曾在湖湘为官，与易静关系不错，多有诗书来往，因此上赶着帮他说话。
而他说的也是实情。
“移民”这个词并不是现代发明的。古来人口分布不均，交通运输困难。
人口多的地方，开发较早，开发程度也高，其实没多少荒地可供百姓开垦了。
荒地多的地方，开发程度又很差，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也不方便。
隋文帝当政时，国家人口已经很多了，尤以关中为甚，一户百姓耕作个几亩地，平时也就勉强过活，一遇天灾人祸，断炊是必然的，因此出现了“移民就食”这个词。
唐高宗、武后年间，关中府兵拥有的土地从几亩到十几亩不等。这样的家庭条件，还当什么府兵？于是出现“乐迁”制度，向淮南移民。
安史之乱后，人口跌入谷底，但经过百余年的藩镇割据，人口又大幅度增长。巢乱以前，诸道户口加起来，已经三四千万人。
这个人口，看似不用移民，但唐廷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向江南迁移人口，原因是人口分布不均。河北人口几乎超过了天宝极盛时期，但唐廷管不到，只能让他们把犯人往江南发配。但关中人口也非常稠密了，这是可以向外迁移的。
邵树德攻占一片白地的河南府、汝州、河阳，大受摧残的郑州、晋绛、唐邓随、襄阳等地之后，移民来源也是被他保护得相对不错的关中百姓。
不移民，大家一起穷，人越长越矮，越长越瘦，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就人道了吗？
“张泌，你有什么资格喊我韩冬郎？”韩偓眼一瞪，斥道：“趋炎附势之辈。”
张泌气结，正待理论，结果被人打断了。
“诸位。”杨注起身，双手下压，示意众人安静，然后说道：“都是为了完善经书，何必争得面红耳赤？就事论事即可。”
说完，他想了想，说道：“韩玉山所提几点，其实也未尝没有道理。江南有官员连造大案，配流西域者数千家。此事，圣人也下诏申斥了。”
说完，他看向记录的小吏，道：“这条详记一下，呈送圣人案头。”
“遵命。”小吏运笔如飞，将众人争论的焦点详细记录下来。
而在这条之前，他已经写满好几页纸了。
从记录可以看出，即便是韩冬郎这种人，也知道人多地少后的各种乱象，对此也是很忧心的。区别在于，他认为这样有悖人伦，移民路上也有各种惨事，很不人道。但你若问他如何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他就不谈了，只指出问题，解决办法没有——其实，除了向外移民，在现阶段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
另外，也有人对《通货》一篇大加驳斥。认为这种书不该面世，会培养更多有商业头脑的人。他们以河北、淮海二道举例，移民出海捕鱼，居然有人驾船跟着，收购他们的渔获，然后还提供包括食水在内的各种补给，损害的渔具也能修理，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们认为，出海之人利欲熏心，尤以捕鲸者为甚。性子桀骜不驯，好勇斗狠，很难管教，还嘲笑读书人穷酸。太平盛世之后，这种人就是祸乱之源。
其他陆地行商的，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之就是一点，这些人四处乱窜，败坏风气，让百姓不再淳朴，心痒得不行。为此，弃耕捕鱼、从商者不计其数，与为了富贵上战场搏命的武夫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杨注认真看了这些记录，私下里以为不然，至少这种程度的意见，是不足以说服圣人的，没有用。
他曾经得圣人召见，谈到过类似问题。
圣人说天下稳定，有两种方法。
其一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农村”，人人习古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人束缚在土地上，最好一辈子不出村、不离乡。
第二种办法，他提了个拗口的词：动态稳定。
不安分的人，让他去打仗，去捕鱼。
杀敌立功、捕鱼致富了，他就有了地位，反而安分了。
如果在战场上死了，或者葬身大海，那就更没烦恼了。
另外，把不安分的人送走也是一条思路。
艰难以来，军中作乱者，往往是少数人裹挟多数人。这些军中刺头，有威望，有勇力，有野心，一旦给他机会，就能整出大事。
伊丽河谷赵王帐下的天武军，就有大量来自中原的武夫家庭子弟。他们除了提刀杀人外，什么都不会，与其留在国内，不如毒输于外。
要知道，敢横穿半个大夏去西域的人，其决心、毅力、心志都是上上之选，留在国内没有出路，这才是真正的不稳定。
把他们送走，一了百了，烦恼顿消。
圣人其实也吃不准哪种方式更好，但他不愿选第一种。
杨注觉得圣人的理念有几分道理。今日，他甚至还亲自提了一条建议，请圣人将这段内容也写上去，让天下士人看看。
《致治》这本书，或许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有很多内容让人难以接受，但如果最终完稿，并作为《正经》之一，让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日夜诵读，久而久之，读书人还会觉得难以接受吗？
百年之后，或许伱提出类似韩偓的理念，反倒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
不要小看“日夜诵读”的威力，按照圣人的说法，这是自我洗脑。洗到最后，难以自拔。
对付读书人，什么都不好使，科举最有用。
第087章 投机分子
“三郎今日为何一言不发？”从杭州赶来的皮光业拉住了牛希济，问道。
皮光业，襄阳人，皮日休之子，原为钱镠幕府判官。吴越献地投降之后，皮光业得了杭州长史之职，一直在那边做官。
在韩愈这一系道统之中，皮日休算是重要人物、鼓吹干将，立志“拨乱反正”、“复兴儒道”。
至于拨乱反正到什么程度，他说得很清楚：“反当今为往古。”
即恢复古制，令“政治复归于清明”、“民风复归于淳朴”。
说白了，就是在武夫当国的大背景下，文人的日子太难过了，因此无限向往古代，希望恢复当年的那种制度。
当然，他们这一派还可细分。
有的人只是想单纯地摆脱现下的惨淡处境。至于是不是恢复古代的礼制，恢复到多么“古”的程度，那都不重要。
有的人则是想一口气恢复孔子道统。因为在唐代，释道、黄老学说有过大回潮，极大侵蚀了儒家的利益，必须将这些异种学说压制、消灭，让全国以儒家一种声音说话。
皮日休就是这种人。
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认为韩愈的文章“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
翻译过来就是，韩愈的文章干挺了杨朱、墨翟的学说，把佛家、道家的思想踩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番。
当然，唐代的儒家文人，想象力还不够“丰富”。
在他们看来，“圣人之道犹坦途，诸子之道犹斜径，途无不之也，斜径亦无不之也。然适坦途者有津梁，之斜径者苦荆棘。”
不能“以言拒杨墨、抑佛老者”，就是“圣徒之罪人”。
好吧，其实还可以了。
此时最激进的儒家文人之一皮日休，还承认诸子百家的学说有用，也能抵达终点，只不过儒家学说是“坦途”，方便快捷，诸子百家是“斜径”，路上有很多荆棘，难走。
还不够霸道，还没成为一统江湖的存在，口气强硬之中，略带点软弱。
再往后过个几百年，诸子百家就是“歧路”了，而不是唐代儒家“骑士团骨干成员”皮日休承认的“亦无不之”的同样能抵达终点的“斜径”。
作为皮日休之子，家学渊源的皮光业早年也是个有志青年，决心继承父亲的大志，让儒家学说一统天下，消灭其他所有“异端”，但四处碰壁之后，他放弃了，居然开始写《妖怪录》这种严重背离孔圣大道的东西，只能说摆烂得很彻底，一点不坚定。
当然，大哥不说二哥，牛希济也不是什么“道心坚定”之辈。
他是真的怕了。
为什么追随叔父的脚步，投入这个学派？仔细剖析内心，可能有想上进的因素，另外就是看到道统衰微，想为儒家学说尽一份心力罢了。
不过，他同样在现实中碰壁，因此灰心丧气。
皮光业写《妖怪录》，他投身花间派词人，写男女闺怨之情的《花间集》。
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
新朝鼎立之后，写花间词的人少了，牛希济也不写了，开始转职悯农派诗人，关心民间疾苦。
新朝给了他们希望，但也没抱太大希望。
过去一百五十年过得实在不顺心，他可不敢想象打败其他学说，独尊儒术。今上这个老武夫别看天天玩女人，但确实是顶精明之辈，也够狠，刀子也快。
被他盯上，全家流放西域，妻女没入掖庭并非不可能之事。
太子也是个粗鄙武夫，凡事学今上，萧规曹随，大夏二代也不能指望。
所以，他现在的心气真的不高，意志并不坚定，甚至带有投机心理。
皮、牛二人，确实是一对卧龙凤雏。
“茶太好喝了，应是圣人最喜欢的义兴阳羡茶吧？喝了一碗又一碗，多次如厕，也没听全诸公的高见。”牛希济说道。
“好你个三郎！”皮光业笑道：“在我面前还不说实话？”
牛希济尴尬地笑了笑，道：“《妖怪录》写得怎样了？”
“五卷业已完成。”皮光业说道。
“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