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想明白，你宁愿被打成一块屎饼也不乐意让我帮忙，是因为我这样做剥夺了你当英雄的机会。当时我想不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心里急。你的那句“别想进我家门”把我给说急了。你的家，就是你自家经营的小旅馆。我没有家；我有地方住，是因为养着我的姨妈在你家旅馆做工，包吃包住。所以如果不让我进你家门，那我就无家可归了。如果你不让我进屋，我当晚就吃不上饭了，一整夜就得饿着肚子，这个关于未来的想象是如此恐怖，以至于我像被雷劈了一样杵在原地。你走出去十几步，发现我没有跟上来，回头说，我刚才是乱讲的，你走不走。
我：走走走。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的童年很幸福，毕竟在我们那小城里，八十年代就能不时用上空调，这是怎样的一种享受。旅馆里只有三间“豪华套房”安装了空调。暑假时，客人退了房，姨妈去打扫房间，心情好的时候会让我俩跟着。她先打扫卫生间，我们俩可以在大床上空调下舒舒服服地躺两三分钟。如果是被你爸看见，一定会狠狠地骂我们；但如果我姨妈在，你爸态度就会好一些。至于他态度好的原因，我是知道的，哪怕当时你并不知道。后来你爸染上毒瘾，街道里就有难听的话，说他养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狗杂种”。我就是他们所说的狗杂种。当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生理上的父亲早就不知所踪，而生下我的女人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有时候我确实会想象，如果我们真是亲兄弟，关系会不会有所不同，而那些人，会不会觉得你爸养了两个狗杂种。
有客人在退房后不小心（又或者是刻意）落下了一卷黄色录像带。我和你一起看了。在那个年纪看这些东西，又没有大人、老师来及时开导，确实会让一个人变坏。那之后，我对姨妈表现出毫无道理的怨恨，她对我来说就如同母亲，而我无法接受母亲会是所谓的“水性杨花”。一定是她“勾引”了雇主，让我也没面子。这些错置的愤怒，和青春期对男女之事的好奇心，混杂成了一种令我无法处理的污泥，包裹我的全身，让我体会到巨大的困惑和羞耻。我脑袋里根本装不进书本了。我成绩一落千丈，夜不归宿，不知多少次害得姨妈在夜里哭着寻找我。她一定隐隐约约知道我故意让她伤心的原因，所以她在寻找我的时候，从不向你爸爸求助。
我的敌意指向所有人。这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坏了。我们在整个初中三年说过的话，还没有小学时三个月说的话多。为了发泄这些敌意，我开始疯狂地锻炼身体，用折磨酸胀不已的肌肉来发泄对世界的敌意。你不和我说话，但你并不想输给我，所以一直暗地里和我较劲。正因为如此，我们后来才能轻松掌握警校的体能训练。这可能是那段日子里，我做过的唯一正确的事。
姨妈真是个好人。希望您和现在的家庭能一直幸福下去。没去新家看望过您，完全是我的错。
王明晖，如果你爸爸没有染上毒瘾，——没有被毒瘾害死，你还会考警校吗？
我只知道，我是一定会当警察的。我记得我和你，已经是高一学生了，在发廊街寻找你爸爸。这件看似正义——看似英雄所为的事，暂时弥合了我们之间的裂痕。街道深处一片黑暗，艳粉色的灯光照在我们脸上，仿佛一次又一次让人避之不及的强行触摸。你爸爸一定在其中一家店里（我们看见他在这附近下车），把小旅馆已经所剩无几的收入，换成他可以放任自己变得浮肿腐烂的天堂时间。最终除了在巷子深处和几个混混打了一架，并且在他们拔出刀之后落荒而逃，我们一无所获。我永远记得那一夜有多么屈辱。我们需要一点点胜利，一点点吹牛皮的权利，来为我们的愤怒正名，来让我们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对于当时尚且没有佩戴警徽、警枪的我们来说，想赢得这样的胜利，实在是异想天开。
幸好还有你爷爷在。我一贯叫他“王伯伯”，因为他没那么老相，而且如果把他当作爷爷辈来称呼，会让我太过轻易地联想到，在某些人眼里，我依然是你爸爸的“狗杂种”。你爷爷是退休的老警察，特意搬过来照顾儿子。但他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制止了你爸爸继续“出丑”，但是没有制止他走上绝路。
当得知你也报考警校之后，我甚至还有些惊讶。也许是因为那些屈辱的经历，加上看到你爸爸的遗容，对我的震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错误地把“成为缉毒警”当成了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才拥有的梦想。对，我愿意用梦想来形容这个决定，没什么可害臊的。我试探性地问你，怎么倒头来还是报考了警校。
你说，是条出路。
听到这个答案我很失望。我以为，你的答案多少多少会暗示，你还记得十二岁时候说的：一年抓一百多个坏人，庆功宴上喝酒喝死，国葬十二发炮响。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失望，也是出于对我自身的过分关注，和对你的误解。很多时候，无路可走比梦想更能让人变得坚强。在你爸爸的葬礼上，我比你哭得都多，你一直扳着脸。你像一个过早死去的少年。也许在成为警察这件事上，你是走投无路。
进警校前，我们做出一个约定，不对校友透露我过去一直住在你家里，和你形同兄弟这件事。回想起来，其实根本没必要做这样的约定，因为校友们根本看不出来我们之间其实有渊源。你如此迅速地变成所有人眼中的焦点——一个成绩优异、开朗阳光的好大哥；而我，除了体能，一切成绩平平，不合群，非常缺乏集体精神，多次顶撞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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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走走。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的童年很幸福，毕竟在我们那小城里，八十年代就能不时用上空调，这是怎样的一种享受。旅馆里只有三间“豪华套房”安装了空调。暑假时，客人退了房，姨妈去打扫房间，心情好的时候会让我俩跟着。她先打扫卫生间，我们俩可以在大床上空调下舒舒服服地躺两三分钟。如果是被你爸看见，一定会狠狠地骂我们；但如果我姨妈在，你爸态度就会好一些。至于他态度好的原因，我是知道的，哪怕当时你并不知道。后来你爸染上毒瘾，街道里就有难听的话，说他养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狗杂种”。我就是他们所说的狗杂种。当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生理上的父亲早就不知所踪，而生下我的女人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有时候我确实会想象，如果我们真是亲兄弟，关系会不会有所不同，而那些人，会不会觉得你爸养了两个狗杂种。
有客人在退房后不小心（又或者是刻意）落下了一卷黄色录像带。我和你一起看了。在那个年纪看这些东西，又没有大人、老师来及时开导，确实会让一个人变坏。那之后，我对姨妈表现出毫无道理的怨恨，她对我来说就如同母亲，而我无法接受母亲会是所谓的“水性杨花”。一定是她“勾引”了雇主，让我也没面子。这些错置的愤怒，和青春期对男女之事的好奇心，混杂成了一种令我无法处理的污泥，包裹我的全身，让我体会到巨大的困惑和羞耻。我脑袋里根本装不进书本了。我成绩一落千丈，夜不归宿，不知多少次害得姨妈在夜里哭着寻找我。她一定隐隐约约知道我故意让她伤心的原因，所以她在寻找我的时候，从不向你爸爸求助。
我的敌意指向所有人。这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坏了。我们在整个初中三年说过的话，还没有小学时三个月说的话多。为了发泄这些敌意，我开始疯狂地锻炼身体，用折磨酸胀不已的肌肉来发泄对世界的敌意。你不和我说话，但你并不想输给我，所以一直暗地里和我较劲。正因为如此，我们后来才能轻松掌握警校的体能训练。这可能是那段日子里，我做过的唯一正确的事。
姨妈真是个好人。希望您和现在的家庭能一直幸福下去。没去新家看望过您，完全是我的错。
王明晖，如果你爸爸没有染上毒瘾，——没有被毒瘾害死，你还会考警校吗？
我只知道，我是一定会当警察的。我记得我和你，已经是高一学生了，在发廊街寻找你爸爸。这件看似正义——看似英雄所为的事，暂时弥合了我们之间的裂痕。街道深处一片黑暗，艳粉色的灯光照在我们脸上，仿佛一次又一次让人避之不及的强行触摸。你爸爸一定在其中一家店里（我们看见他在这附近下车），把小旅馆已经所剩无几的收入，换成他可以放任自己变得浮肿腐烂的天堂时间。最终除了在巷子深处和几个混混打了一架，并且在他们拔出刀之后落荒而逃，我们一无所获。我永远记得那一夜有多么屈辱。我们需要一点点胜利，一点点吹牛皮的权利，来为我们的愤怒正名，来让我们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对于当时尚且没有佩戴警徽、警枪的我们来说，想赢得这样的胜利，实在是异想天开。
幸好还有你爷爷在。我一贯叫他“王伯伯”，因为他没那么老相，而且如果把他当作爷爷辈来称呼，会让我太过轻易地联想到，在某些人眼里，我依然是你爸爸的“狗杂种”。你爷爷是退休的老警察，特意搬过来照顾儿子。但他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制止了你爸爸继续“出丑”，但是没有制止他走上绝路。
当得知你也报考警校之后，我甚至还有些惊讶。也许是因为那些屈辱的经历，加上看到你爸爸的遗容，对我的震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错误地把“成为缉毒警”当成了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才拥有的梦想。对，我愿意用梦想来形容这个决定，没什么可害臊的。我试探性地问你，怎么倒头来还是报考了警校。
你说，是条出路。
听到这个答案我很失望。我以为，你的答案多少多少会暗示，你还记得十二岁时候说的：一年抓一百多个坏人，庆功宴上喝酒喝死，国葬十二发炮响。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失望，也是出于对我自身的过分关注，和对你的误解。很多时候，无路可走比梦想更能让人变得坚强。在你爸爸的葬礼上，我比你哭得都多，你一直扳着脸。你像一个过早死去的少年。也许在成为警察这件事上，你是走投无路。
进警校前，我们做出一个约定，不对校友透露我过去一直住在你家里，和你形同兄弟这件事。回想起来，其实根本没必要做这样的约定，因为校友们根本看不出来我们之间其实有渊源。你如此迅速地变成所有人眼中的焦点——一个成绩优异、开朗阳光的好大哥；而我，除了体能，一切成绩平平，不合群，非常缺乏集体精神，多次顶撞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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