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依在下看来欧洲人对中华的仰慕并不是来自于天朝的恩泽。而是源于他们自身的利益驱使。”杨绍清善意的纠正道：“欧洲的达官贵人仰慕我朝是因为中原精美的瓷器、丝绸、茶叶。欧洲的学者对中华的敬慕则是因为欧洲古代有一个叫柏拉图哲学家曾经提到过一个理想国，他们认为我中华与‘理想国’一样都是哲人王统治的幸福和谐的国家。他们希望有一天欧洲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第111节 王夫之傲评西夷制 弘武皇悉解宪政术
当杨绍清将欧洲人对天朝的仰慕一五一十地道出之时，陈子壮与王夫之的眼睛不由也闪得更亮了。此时的他们完全没有了先前郁闷的气息。就差没有直接向女皇陛下坦言：瞧，陛下，四方蛮夷都在仰慕我天朝的制度呐。这还不能证明天朝的制度是最完美的吗！
而孙露本人对于丈夫的拆台似的举动，却丝毫不已为意。这些事情她早就已经知道了。甚至为此她还特地与玻意耳等欧洲学者亲自做过证实。从这些人的口中，孙露得知原来对后世西方影响颇大的启蒙运动竟也有中国的作用存在。文艺复兴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尘封的历史记忆深处解放出来。于是启蒙运动将理想的国家寄托在理想的政治上，再将理想的政治寄托在理想的哲人身上。但要证明这点，先要证实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实存在的。而利玛窦的记述恰恰在这个时候给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们指出了一个现实的“理想国”——中国。因此这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敬慕与其说是热衷于华夏文明，不如说是出于欧洲人自身的实用主义。他们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来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做动力罢了。在他们眼中这同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造火枪、用中国发明的罗盘探索世界并无本质的区别。
果然，杨绍清也很快就提到了欧洲人的这种实用主义。却听他紧跟着说道：“在欧洲的多数国家官职都是世袭的，且往往只有贵族才能做大臣。因此许多欧洲学者对我中原的科举制度都充满着向往。希望他们的国王也能给予他们这种公平的机会为国家出力。此外不少来过中华的欧洲商人对我天朝高效的行政效率也是赞叹不已。说实话，欧洲的不少君王都是穷兵默武之辈。他们对外好战，对内却毫无政绩可言。相比较而言，荷兰等共和制的欧洲国家在内政上远胜于那些君主制的欧洲国家。当然，就我们当时的亲身体验而言，荷兰等国的行政效率与我中华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就连不少欧洲人都承认他们那里的议会有时太过碍事了。”
虽然听出了欧洲人对天朝的仰慕并不完全出于对中华文明的向往，而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驱使。但在听到杨绍清说到欧洲人赞美天朝行政效率高超之后，陈子壮很快就联想到了女皇先前将天朝以前的制度形容为由等级化的秩序构成的制度。显然天朝的效率正是来源于这种等级化。因为等级化的组织对行政效率和任何秩序化的政治活动都是必要的。想到这儿，他当即便顺着杨绍清的口气感叹道：“从王爷所言甚是。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朝廷不能没有朝纲没有秩序。否则非但会国事不宁，更会使百姓不得安居乐业。”
“陈议长说得有理。议会虽能起到监督朝政，伸张民意的作用。但其终究是不能替代朝廷治理国家。一国一朝必须有一个集仁德圣明于一身的权威存在。否则就如同陈议长所言，国将永无宁日。”王夫之跟着附和道。作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国会议员王夫之本人对现在帝国国会所拥有的地位与职权十分知足。在他看来现今女皇与国会的关系就如同周公时代的“圣君贤相”相辅相成。而那些想要求朝廷给予国会更多行政权限的呼声，在他的眼中则就是在无理取闹。如果说王夫之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野心存在的话。那么就是在他的心目中绝佳的帝国该是由皇帝掌握“治统”，由议会掌握“道统”。因而他才会对于陈子壮有关希望女皇治教合一的建议持保留意见。但无论是陈子壮还是王夫之对西洋人的那一套共和制，都是颇为排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荷兰等国以议会统治国家无疑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就在陈子壮与王夫之两人一唱一合说得起劲之时，杨绍清却依旧自顾自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合盘倒出道：“不过不少欧洲的商人与传教士在赞叹我天朝严密的行政机构的同时，也抱怨有时天朝官员的作风太过官僚。做生意不像在欧洲那样自由。官府的政策变化得过快，在对待商务活动缺少灵活性，对欧洲的商人过于严厉。当然他们也承认比起明朝来我中华朝在这方面已经改进了不少。”
官僚作风？陈子壮与王夫之听杨绍清这么一说脸上顿时就流露出了不屑的神色。有官僚存在当然就会有官僚作风。做官怎么能没有官威。还说什么天朝的在商务方面的政策缺少灵活性，对欧洲商人过于严厉。须知天朝肯放他们进入中原经商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若是放在前朝这些红夷大概连广州都进不了。一想到这里王夫之便神色倨傲的开口道：“王爷根本不用在乎那些西洋商贾的抱怨。他们天性懒散自私，又缺乏教化，自然是不能适应我天朝的制度的。”
“王先生说的也是一个原因吧。欧洲人确实更在乎个人的自由，而缺乏中国人谦让的美德。”杨绍清说到这儿又补充了一句道：“不过这也可能与欧洲人重商有关。一个以商为生的民族在性格上总是喜好追逐利益，重视个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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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节 王夫之傲评西夷制 弘武皇悉解宪政术
当杨绍清将欧洲人对天朝的仰慕一五一十地道出之时，陈子壮与王夫之的眼睛不由也闪得更亮了。此时的他们完全没有了先前郁闷的气息。就差没有直接向女皇陛下坦言：瞧，陛下，四方蛮夷都在仰慕我天朝的制度呐。这还不能证明天朝的制度是最完美的吗！
而孙露本人对于丈夫的拆台似的举动，却丝毫不已为意。这些事情她早就已经知道了。甚至为此她还特地与玻意耳等欧洲学者亲自做过证实。从这些人的口中，孙露得知原来对后世西方影响颇大的启蒙运动竟也有中国的作用存在。文艺复兴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尘封的历史记忆深处解放出来。于是启蒙运动将理想的国家寄托在理想的政治上，再将理想的政治寄托在理想的哲人身上。但要证明这点，先要证实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实存在的。而利玛窦的记述恰恰在这个时候给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们指出了一个现实的“理想国”——中国。因此这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敬慕与其说是热衷于华夏文明，不如说是出于欧洲人自身的实用主义。他们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来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做动力罢了。在他们眼中这同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造火枪、用中国发明的罗盘探索世界并无本质的区别。
果然，杨绍清也很快就提到了欧洲人的这种实用主义。却听他紧跟着说道：“在欧洲的多数国家官职都是世袭的，且往往只有贵族才能做大臣。因此许多欧洲学者对我中原的科举制度都充满着向往。希望他们的国王也能给予他们这种公平的机会为国家出力。此外不少来过中华的欧洲商人对我天朝高效的行政效率也是赞叹不已。说实话，欧洲的不少君王都是穷兵默武之辈。他们对外好战，对内却毫无政绩可言。相比较而言，荷兰等共和制的欧洲国家在内政上远胜于那些君主制的欧洲国家。当然，就我们当时的亲身体验而言，荷兰等国的行政效率与我中华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就连不少欧洲人都承认他们那里的议会有时太过碍事了。”
虽然听出了欧洲人对天朝的仰慕并不完全出于对中华文明的向往，而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驱使。但在听到杨绍清说到欧洲人赞美天朝行政效率高超之后，陈子壮很快就联想到了女皇先前将天朝以前的制度形容为由等级化的秩序构成的制度。显然天朝的效率正是来源于这种等级化。因为等级化的组织对行政效率和任何秩序化的政治活动都是必要的。想到这儿，他当即便顺着杨绍清的口气感叹道：“从王爷所言甚是。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朝廷不能没有朝纲没有秩序。否则非但会国事不宁，更会使百姓不得安居乐业。”
“陈议长说得有理。议会虽能起到监督朝政，伸张民意的作用。但其终究是不能替代朝廷治理国家。一国一朝必须有一个集仁德圣明于一身的权威存在。否则就如同陈议长所言，国将永无宁日。”王夫之跟着附和道。作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国会议员王夫之本人对现在帝国国会所拥有的地位与职权十分知足。在他看来现今女皇与国会的关系就如同周公时代的“圣君贤相”相辅相成。而那些想要求朝廷给予国会更多行政权限的呼声，在他的眼中则就是在无理取闹。如果说王夫之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野心存在的话。那么就是在他的心目中绝佳的帝国该是由皇帝掌握“治统”，由议会掌握“道统”。因而他才会对于陈子壮有关希望女皇治教合一的建议持保留意见。但无论是陈子壮还是王夫之对西洋人的那一套共和制，都是颇为排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荷兰等国以议会统治国家无疑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就在陈子壮与王夫之两人一唱一合说得起劲之时，杨绍清却依旧自顾自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合盘倒出道：“不过不少欧洲的商人与传教士在赞叹我天朝严密的行政机构的同时，也抱怨有时天朝官员的作风太过官僚。做生意不像在欧洲那样自由。官府的政策变化得过快，在对待商务活动缺少灵活性，对欧洲的商人过于严厉。当然他们也承认比起明朝来我中华朝在这方面已经改进了不少。”
官僚作风？陈子壮与王夫之听杨绍清这么一说脸上顿时就流露出了不屑的神色。有官僚存在当然就会有官僚作风。做官怎么能没有官威。还说什么天朝的在商务方面的政策缺少灵活性，对欧洲商人过于严厉。须知天朝肯放他们进入中原经商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若是放在前朝这些红夷大概连广州都进不了。一想到这里王夫之便神色倨傲的开口道：“王爷根本不用在乎那些西洋商贾的抱怨。他们天性懒散自私，又缺乏教化，自然是不能适应我天朝的制度的。”
“王先生说的也是一个原因吧。欧洲人确实更在乎个人的自由，而缺乏中国人谦让的美德。”杨绍清说到这儿又补充了一句道：“不过这也可能与欧洲人重商有关。一个以商为生的民族在性格上总是喜好追逐利益，重视个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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