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既然我朝兼有‘初创之朝’与‘中兴之朝’的优点，那也要同面对两种时期各有的弊端吧？”听陈邦彦说到这儿，孙露若有所思的插口问道。
“陛下英明。事实确是如此。”陈邦彦见女皇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不禁更为深入的坦言道：“不过，臣等今日来此是向陛下报告公社一事的。在这里臣仅就事论事地谈及其中最为关键的粮食问题。说到粮食的征收储备，就不得不先提我朝目前的实行的税制。依臣看来我朝所定税制，实则脱胎于唐朝两税制‘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原则。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将朝廷财政以货币来预算赋税总收入，征收的时候则按需要部分地进行实物‘折纳’。前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在此基础上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故称‘一条鞭法’。而今经过陛下您的改革，我朝进一部简化了税收征收手续，并彻底以货币代替以前的实物地租。此举固然既保证了税收的稳定，也使农户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人口增长、百姓安定、工商业发展。但与唐宋的两税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样我朝的税制也有一大难以忽视的隐患——妨农利商。”
“妨农利商？”孙露微微皱眉道。虽然扶植工商业是中华帝国的一项重要目标。但深知道“民以食为天”的孙露同样也从未放弃过对农业的重视。因此中华朝农业税赋不但远底于明朝，甚至连相关的徭役也几乎被免除了。若说这样的税制都“妨农”，孙露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别的政策是不妨农的。
然而听出女皇话语中不悦之音的陈邦彦，并没有就此打住。却见他点头肯定道：“是的，陛下，臣并没有口误。远的不说，就拿与我朝相差不足百年的张居正变法时为例。由于当时的明庭赋税改收钱银，农民为了交税就需要将自家打下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如此一来上市的货物必然会随之倍增。一时间国库充裕，市面出现经济繁荣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种‘繁荣’却是建立在农民血汗之上的。因为朝廷征收赋税总是有一定时限和定额，即公有赋役之令。正是迫于此‘公有赋役之令’，谷物之上市，总是集中于一时。其时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导致价格之跌落。陛下、诸位大人应该都还记得前明时，市场粮价升得有多贵有多快吧。显然，粮价的这种上升，决不可能是在农户完纳赋税的时候，而只可能是在他们完纳赋税之后。换言之，这种较高的粮价，一般总是商人在市场上的卖出价，而决不可能是他们从农民那里的买入价。”
“陈首相所言甚是。正因为如此当年的礼部尚书徐光启才会在自己的《屯田疏》中坦言：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一旁的沈廷扬跟着痛心疾首地附和道：“为了交纳税赋农民要贱卖自己的粮食，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又要从米商手中以极其高昂的价格买回自己刚卖出的粮食。更有甚者，有些奸商为了哄抬粮价，不惜看着谷子在粮仓里烂掉也不肯拿出来销售！”
陈邦彦与沈廷扬一番话语让在场的孙露和陈子龙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陈、沈二人所描述的情景对于陈子龙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与陈邦彦、沈廷扬一样也是亲身经历了那段混乱时期的。而对孙露来说，对这些情况她虽没有在场的三人感受深刻。但类似将牛奶倾倒入河的故事她倒也听过不少。可见这种事情与是什么制度、什么国家都没关系。只要人类还存有逐利之心，就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然而还未等孙露开口发表自己的看法。底下的陈邦彦便进一步阐述道：“陛下，这些情况还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是连年丰收的太平年景，以上的情况对于国家还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是一但遇上个天灾致使粮食歉收，或是遇上大的战乱朝廷需要征收更多的税赋粮饷。再加上朝廷在其他方面不当的政策和底下官吏的徇私舞弊，则会使整个局势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朝廷为了收购大量粮食应急就得去向商贾购粮。可面对疯涨的粮价，国库内征收的税银根本不够购买当初折算的粮食了。为解燃眉之急，朝廷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向农民去征更多的税赋。随着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钱重物轻的情况也在不断加剧，农民竭田亩之收，而不能应付国家之赋税。于是，为了完纳赋税，百姓便不得不将自家所产的生丝、土布、藤筐等等副产品，也投放到市场上去变卖。市场上的货物进一步供大于求。而百姓手中的钱财却连买粮尚且不够，何来钱财买其他东西。因此到最后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会因此而无所资取。先前繁荣的市场急骤萧条萎缩。陛下，如此算来最后受‘妨’不仅仅是农户，国家、中小商人亦会因此受到波及，甚至损失比农户还要大。最终获利的便只有那些依靠中间差价大发横财的投机商人。之后农民因税赋所迫揭杆造反，那些投机者所赚的昧心钱最后还是落在了流寇手中。而整个王朝则因此覆灭。如此前车之鉴陛下不得不防啊！”
“陈首相说的确实属实。可是那终究是明朝的事。现在的中华朝不是还有大量的藩属国定期进贡粮食。朝廷从海外摄取的白银和红铜也十分充足。使我朝不会像前朝拿般出现‘银荒’和‘钱荒’。难道凭这两点优势还不够稳定住市场，压制住那些奸商吗。再说若是税赋征收的时限真的影响了农户的买卖粮食。朝廷大可以根相应的情况调整时限，并制定相应的法律约束市场，不让投机者有可趁之机。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陈子龙皱了皱眉头说道。他还是觉得陈邦彦太过于悲观了。无论怎样中华帝国的敛财门路都比先前的明朝多得多。当初他可是亲眼看着远洋归来的舰队，将整箱整箱的银子搬下船的。若说朝廷以这样的实力都镇不住几个奸商的话，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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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英明。事实确是如此。”陈邦彦见女皇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不禁更为深入的坦言道：“不过，臣等今日来此是向陛下报告公社一事的。在这里臣仅就事论事地谈及其中最为关键的粮食问题。说到粮食的征收储备，就不得不先提我朝目前的实行的税制。依臣看来我朝所定税制，实则脱胎于唐朝两税制‘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原则。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将朝廷财政以货币来预算赋税总收入，征收的时候则按需要部分地进行实物‘折纳’。前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在此基础上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故称‘一条鞭法’。而今经过陛下您的改革，我朝进一部简化了税收征收手续，并彻底以货币代替以前的实物地租。此举固然既保证了税收的稳定，也使农户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人口增长、百姓安定、工商业发展。但与唐宋的两税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样我朝的税制也有一大难以忽视的隐患——妨农利商。”
“妨农利商？”孙露微微皱眉道。虽然扶植工商业是中华帝国的一项重要目标。但深知道“民以食为天”的孙露同样也从未放弃过对农业的重视。因此中华朝农业税赋不但远底于明朝，甚至连相关的徭役也几乎被免除了。若说这样的税制都“妨农”，孙露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别的政策是不妨农的。
然而听出女皇话语中不悦之音的陈邦彦，并没有就此打住。却见他点头肯定道：“是的，陛下，臣并没有口误。远的不说，就拿与我朝相差不足百年的张居正变法时为例。由于当时的明庭赋税改收钱银，农民为了交税就需要将自家打下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如此一来上市的货物必然会随之倍增。一时间国库充裕，市面出现经济繁荣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种‘繁荣’却是建立在农民血汗之上的。因为朝廷征收赋税总是有一定时限和定额，即公有赋役之令。正是迫于此‘公有赋役之令’，谷物之上市，总是集中于一时。其时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导致价格之跌落。陛下、诸位大人应该都还记得前明时，市场粮价升得有多贵有多快吧。显然，粮价的这种上升，决不可能是在农户完纳赋税的时候，而只可能是在他们完纳赋税之后。换言之，这种较高的粮价，一般总是商人在市场上的卖出价，而决不可能是他们从农民那里的买入价。”
“陈首相所言甚是。正因为如此当年的礼部尚书徐光启才会在自己的《屯田疏》中坦言：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一旁的沈廷扬跟着痛心疾首地附和道：“为了交纳税赋农民要贱卖自己的粮食，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又要从米商手中以极其高昂的价格买回自己刚卖出的粮食。更有甚者，有些奸商为了哄抬粮价，不惜看着谷子在粮仓里烂掉也不肯拿出来销售！”
陈邦彦与沈廷扬一番话语让在场的孙露和陈子龙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陈、沈二人所描述的情景对于陈子龙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与陈邦彦、沈廷扬一样也是亲身经历了那段混乱时期的。而对孙露来说，对这些情况她虽没有在场的三人感受深刻。但类似将牛奶倾倒入河的故事她倒也听过不少。可见这种事情与是什么制度、什么国家都没关系。只要人类还存有逐利之心，就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然而还未等孙露开口发表自己的看法。底下的陈邦彦便进一步阐述道：“陛下，这些情况还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是连年丰收的太平年景，以上的情况对于国家还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是一但遇上个天灾致使粮食歉收，或是遇上大的战乱朝廷需要征收更多的税赋粮饷。再加上朝廷在其他方面不当的政策和底下官吏的徇私舞弊，则会使整个局势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朝廷为了收购大量粮食应急就得去向商贾购粮。可面对疯涨的粮价，国库内征收的税银根本不够购买当初折算的粮食了。为解燃眉之急，朝廷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向农民去征更多的税赋。随着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钱重物轻的情况也在不断加剧，农民竭田亩之收，而不能应付国家之赋税。于是，为了完纳赋税，百姓便不得不将自家所产的生丝、土布、藤筐等等副产品，也投放到市场上去变卖。市场上的货物进一步供大于求。而百姓手中的钱财却连买粮尚且不够，何来钱财买其他东西。因此到最后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会因此而无所资取。先前繁荣的市场急骤萧条萎缩。陛下，如此算来最后受‘妨’不仅仅是农户，国家、中小商人亦会因此受到波及，甚至损失比农户还要大。最终获利的便只有那些依靠中间差价大发横财的投机商人。之后农民因税赋所迫揭杆造反，那些投机者所赚的昧心钱最后还是落在了流寇手中。而整个王朝则因此覆灭。如此前车之鉴陛下不得不防啊！”
“陈首相说的确实属实。可是那终究是明朝的事。现在的中华朝不是还有大量的藩属国定期进贡粮食。朝廷从海外摄取的白银和红铜也十分充足。使我朝不会像前朝拿般出现‘银荒’和‘钱荒’。难道凭这两点优势还不够稳定住市场，压制住那些奸商吗。再说若是税赋征收的时限真的影响了农户的买卖粮食。朝廷大可以根相应的情况调整时限，并制定相应的法律约束市场，不让投机者有可趁之机。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陈子龙皱了皱眉头说道。他还是觉得陈邦彦太过于悲观了。无论怎样中华帝国的敛财门路都比先前的明朝多得多。当初他可是亲眼看着远洋归来的舰队，将整箱整箱的银子搬下船的。若说朝廷以这样的实力都镇不住几个奸商的话，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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