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不错。一旦掌权者认定自己理所当然拥有权力，那他就会肆无忌惮的滥用权力。顾先生，既然贵国民众不以血统来认定统治者，那一旦统治者实行暴政贵国人民一定会勇敢的那起武器反对暴君吧。”惠更斯关切的问道。经过刚才的谈话他发觉中国人越发让人难以理解了。他们时而顺从到可以无条件地为帝王去死；时而却又桀骜不逊，丝毫不将皇权等级放在眼里。
“事实上，中原每一次王朝更替几乎都伴随着百姓对暴君的声讨声。百姓们用武力打倒一个暴君，拥护可以为他们做主的有道明君登基。明君的后人再渐渐从平庸到昏庸，由英明到暴戾。于是战乱的烽火再一次燃起。破而再立，立而再破，如此周而复始，几乎每隔三百年左右就会有一次重复。”顾炎武苦笑着解答道。而今的他对皇朝的更替已经看开了不少。他曾经坚信通过中兴之主，可以让一个王朝同过非暴力无限延续。可实事却告诉他该灭亡的东西终究是要灭亡的。不过顾炎武却始终参不透这其中的奥秘。难道说每隔数百年一次的战乱，只是为了从群雄中挑选出最强的豪杰来做天下人的主人吗？
顾炎武的介绍让惠更斯等人当下便陷入了一片沉寂。一直以来欧洲的保皇党都喜欢将中国当做君主制国家的完美典范。他们赞美中国的“圣人王”以及完善高效的行政制度。并以此来证明专制君主比乱哄哄的民主共和更能让一个国家稳定强大。可现在听起来实事好像并非如此。中国的君主制也一直都在血腥与暴乱中沉浮。
正如中国人在了解欧洲国家制度后，会觉得难以理解。中国的历史在欧洲人眼中也同样是匪夷所思的。过了好一会儿，博雷利才皱着眉头若有所思道：“看上去，你们帝国一直都在一个怪圈之中打转。是不是你们的人民太过于相信武力了，缺少柔性的妥协？”
“我看不是缺少妥协的原因。就顾先生的介绍来看，中国的民众在谋些方面比欧洲民众更开化，他们早在数个世纪前就已经摆脱了贵族等级思想的束缚。意识到没有人生而为奴，也没有人生而为主。”惠更斯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望一眼杨绍清与顾炎武两人后，又将话锋一转道：“但是，两位先生恕我直言，贵国的人民虽然有推翻暴君的勇气，却缺少承担执掌国家的勇气。在欧洲，民众将暴君推翻之后，往往会实行共和制。由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因此在共和制国家中，人民不仅享受自由，还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与后果。而贵国的民众似乎并没有做自己主人的意愿。他们每一次在将前一个君主推翻之后，就会立刻将刚刚得到的权利双手奉送给下一个君主。待到君主不再能胜任皇位时，便再一次使用暴力推选出一个新的皇帝。如果仅推翻君主个人，而不葬送整个君主专制制度。那皇帝还是皇帝，臣民还是臣民，一切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当然，做君主统治下的顺民也是有点儿‘好处’的。至少人们能将政治的害处归结到他人身上。”
“恩，我也觉得贵国全体人民在无意识地贬低自己本身价值和逃避责任。”一旁的玻意耳与博雷利也跟着点头附和道。
惠更斯与博雷利等人的一席论断让在场的顾炎武顿觉眼前一片豁然开朗。他发现那个一直困扰着他的死结似乎也随之被结开了。推翻君主，而不葬送君主制，多么精辟而又形象的描述啊。这就能解释为何中原朝代的更替总是要伴随天下大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中原的百姓能有肩负起社稷的勇气和自觉，那是否就意味着同样的轮回就不会重演了？
正当顾炎武醉心于自己的新发现之时，杨绍清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道：“在下觉得不能单纯的将问题推到民众身上。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类似共和制的国家或思想。没有范本，人们也就只好不断的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了。”
“但是君主制再怎么改还是君主制。它的专权本质注定了会让大多数人失去自由。”惠更斯一针见血的指出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国民众会选择延续君主制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们之前经过了太多的战乱，专制君主至少可以保障臣民的国内太平。”孔代连忙为君主制辩解道。不管怎样君主制在他的心目中依旧是占有很高地位的。而他也不可能像惠更斯等共和分子那般唾弃君王。
“可如果专制君主的个人野心为臣民带来了战争，如果专制君主无底的贪欲和他的官僚的骚扰带来的压迫远过于人民自己的纠纷。那么人民又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呢？如果这样的太平本身就成了一种苦难，人民又到底是获得了些什么呢？牢狱中的生活也是太平的，难道说太平就能使得牢狱成为梦寐以求的东西嘛！”惠更斯毫不示弱的回敬道。
“君主制并不等同于专制。共和制也会产生专制。试问像恺撒那样的独裁者是谁推举上去的？又是什么人处死了苏格拉底？君主制国家也能有议会，君主本人亦服从法律。中华帝国的女皇就是这么一个开明的君主。她在古老的中国设立议会，颁布宪法。这比多数人的暴政要温和得多，也合理得多！”不得已孔代最后把东方的中华帝国给抬了出来。他知道目前欧洲几个君主制国家的实际情况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而举新生的中华帝国为例显然要有力得多。
眼见众人对中国朝代更替的讨论，转眼间就升级成了欧洲保皇与共和两派，针锋相对的争论。杨绍清与顾炎武两人不由面面相窥起来。他们并不晓得，像这样的争论在欧洲大陆上已经上演了数千年。欧洲文明正是在这两种不同思潮的撞击之下逐步被推动的。
--
“事实上，中原每一次王朝更替几乎都伴随着百姓对暴君的声讨声。百姓们用武力打倒一个暴君，拥护可以为他们做主的有道明君登基。明君的后人再渐渐从平庸到昏庸，由英明到暴戾。于是战乱的烽火再一次燃起。破而再立，立而再破，如此周而复始，几乎每隔三百年左右就会有一次重复。”顾炎武苦笑着解答道。而今的他对皇朝的更替已经看开了不少。他曾经坚信通过中兴之主，可以让一个王朝同过非暴力无限延续。可实事却告诉他该灭亡的东西终究是要灭亡的。不过顾炎武却始终参不透这其中的奥秘。难道说每隔数百年一次的战乱，只是为了从群雄中挑选出最强的豪杰来做天下人的主人吗？
顾炎武的介绍让惠更斯等人当下便陷入了一片沉寂。一直以来欧洲的保皇党都喜欢将中国当做君主制国家的完美典范。他们赞美中国的“圣人王”以及完善高效的行政制度。并以此来证明专制君主比乱哄哄的民主共和更能让一个国家稳定强大。可现在听起来实事好像并非如此。中国的君主制也一直都在血腥与暴乱中沉浮。
正如中国人在了解欧洲国家制度后，会觉得难以理解。中国的历史在欧洲人眼中也同样是匪夷所思的。过了好一会儿，博雷利才皱着眉头若有所思道：“看上去，你们帝国一直都在一个怪圈之中打转。是不是你们的人民太过于相信武力了，缺少柔性的妥协？”
“我看不是缺少妥协的原因。就顾先生的介绍来看，中国的民众在谋些方面比欧洲民众更开化，他们早在数个世纪前就已经摆脱了贵族等级思想的束缚。意识到没有人生而为奴，也没有人生而为主。”惠更斯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望一眼杨绍清与顾炎武两人后，又将话锋一转道：“但是，两位先生恕我直言，贵国的人民虽然有推翻暴君的勇气，却缺少承担执掌国家的勇气。在欧洲，民众将暴君推翻之后，往往会实行共和制。由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因此在共和制国家中，人民不仅享受自由，还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与后果。而贵国的民众似乎并没有做自己主人的意愿。他们每一次在将前一个君主推翻之后，就会立刻将刚刚得到的权利双手奉送给下一个君主。待到君主不再能胜任皇位时，便再一次使用暴力推选出一个新的皇帝。如果仅推翻君主个人，而不葬送整个君主专制制度。那皇帝还是皇帝，臣民还是臣民，一切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当然，做君主统治下的顺民也是有点儿‘好处’的。至少人们能将政治的害处归结到他人身上。”
“恩，我也觉得贵国全体人民在无意识地贬低自己本身价值和逃避责任。”一旁的玻意耳与博雷利也跟着点头附和道。
惠更斯与博雷利等人的一席论断让在场的顾炎武顿觉眼前一片豁然开朗。他发现那个一直困扰着他的死结似乎也随之被结开了。推翻君主，而不葬送君主制，多么精辟而又形象的描述啊。这就能解释为何中原朝代的更替总是要伴随天下大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中原的百姓能有肩负起社稷的勇气和自觉，那是否就意味着同样的轮回就不会重演了？
正当顾炎武醉心于自己的新发现之时，杨绍清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道：“在下觉得不能单纯的将问题推到民众身上。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类似共和制的国家或思想。没有范本，人们也就只好不断的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了。”
“但是君主制再怎么改还是君主制。它的专权本质注定了会让大多数人失去自由。”惠更斯一针见血的指出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国民众会选择延续君主制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们之前经过了太多的战乱，专制君主至少可以保障臣民的国内太平。”孔代连忙为君主制辩解道。不管怎样君主制在他的心目中依旧是占有很高地位的。而他也不可能像惠更斯等共和分子那般唾弃君王。
“可如果专制君主的个人野心为臣民带来了战争，如果专制君主无底的贪欲和他的官僚的骚扰带来的压迫远过于人民自己的纠纷。那么人民又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呢？如果这样的太平本身就成了一种苦难，人民又到底是获得了些什么呢？牢狱中的生活也是太平的，难道说太平就能使得牢狱成为梦寐以求的东西嘛！”惠更斯毫不示弱的回敬道。
“君主制并不等同于专制。共和制也会产生专制。试问像恺撒那样的独裁者是谁推举上去的？又是什么人处死了苏格拉底？君主制国家也能有议会，君主本人亦服从法律。中华帝国的女皇就是这么一个开明的君主。她在古老的中国设立议会，颁布宪法。这比多数人的暴政要温和得多，也合理得多！”不得已孔代最后把东方的中华帝国给抬了出来。他知道目前欧洲几个君主制国家的实际情况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而举新生的中华帝国为例显然要有力得多。
眼见众人对中国朝代更替的讨论，转眼间就升级成了欧洲保皇与共和两派，针锋相对的争论。杨绍清与顾炎武两人不由面面相窥起来。他们并不晓得，像这样的争论在欧洲大陆上已经上演了数千年。欧洲文明正是在这两种不同思潮的撞击之下逐步被推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