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余生 20.3
翻版书的案子很快走刑事程序诉告上了特别区法庭，判决结果下来，那十多万本伪书全部没收，印刷厂厂主被判罚金八百元，或以监禁冲抵，两元折算一日。厂主不是傻子，果断选择罚钱，交了八百元的罚金，这官司就算是了了。
周子兮自然觉得没完，她花了这么些功夫下去，可不是为了这区区八百元，更何况这钱还不是赔给书局的。她于是联络书业公会与相关书局，打算再以侵犯私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印刷厂赔偿经济损失。
她本以为这一步顺理成章，却没想到事情远没有她想象得这么简单。涉案的几家书局都表示不想继续追究，翻版书既然已经没收销毁，便是皆大欢喜，再打民事官司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周子兮为此很是费了一番口舌，试图说服他们把官司继续打下去。自沪战之后，不少书局就已经蒙受重大损失，一直都没能缓过来。曾经有人说，一枚炸弹落到四马路上，少了几万本图书，多了两家妓院。虽是玩笑，却也是实情。再加上这几年物价飞涨，图书销量本就不好，翻版书一出，正规书籍更加难卖。很多规模小一些的书局都已经无以为继，有时候预付了作者版税，连付梓印刷的钱都没有，年前才刚有一家因此破产倒闭。而与书局的损失相比，眼下这八百元的罚金根本不能形成威慑力，翻版书商看到这样的结果，恐怕只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然而，书局方面也有他们的理由。原本这种官司都是由作者起诉，直到最近一次内政部修订细则，才根据民法有关著作权转移的规定，使得出版人亦对翻版侵权享有起诉权。而在此之前，也几乎没有成功索赔的先例。
话讲到最后，书局方面倒是稍稍动了心，表示只要周子兮能说服几位名作者共进退，那他们也愿意奉陪一试。
于是，周子兮又去找那些作者。
其中一位最有名气，但已举家定居美国，发了一封电报过来表示路途遥遥，不便参与国内的官司。
另一位更加不巧，已经去世了。其遗孀回复：我出版先夫的选集，都有人骂我发死人财，要是再打翻版书官司，不知道要被人怎么骂呢！
还有一位教授，既没出国，身体也很康健，却只以一封短笺答曰：不愿参与版权方面的争论。
周子兮不懂这里面的道理，去电求见，结果被教授的学生挡了驾。可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学生哪里是她的对手，很快透露了教授平常爱去的咖啡馆。她守株待兔，撞了个正着。
教授显然没想到前来求见的原来是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不像他通常所见的律师，倒更像是他大学里的女学生，于是欣然放下手上在写的文章，与她谈了几句。
周子兮这才知道，教授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曾经跟人打过好大一场笔墨大战。
那是几年前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出版法》颁布不久，日报上登过一篇文章，题为《从根本上反对版权》。文中写道，普通市民三四年前还能每年买几十块钱的书报，可现在连几块钱的书也无力购买，经济的压迫使他们限于精神粮食的匮乏。所以，翻版书与其说是伪书，不如说是廉价的普及本，并非侵犯他人财产，而是充满敬意的翻印，助益了文化的传播。时下一些进步书籍能够流传一时，也未尝不是翻版书的好处。
读到这番偷书不算贼的理论，教授撰文反驳，说文人固然清高，不该斤斤计较于钱财之类的身外物，但也不至于清高到了自己应享的利益被剥夺了，还自以为肩负着光明伟大任务的地步。更何况翻版书时为滥觞，浸而遍地，正规书局受其倾轧，经营艰难，整个出版界都已被置于近乎破产的境地。等真的到了书局集体关门倒闭的那一天，又有谁来为为书贾制造翻版原料呢？
周子兮觉得这道理说得很好，奇怪究竟是什么让教授在几年之后改变了想法。
后来呢？她打听这场笔墨大战的结果。
后来？教授苦笑，后来被对方捉到痛脚，说我自己的学生在课上用的西书都是Pirated books，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伪书？
周子兮也是一愣，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
教授继续道：当时正是汇率高缩，美金一元合国币五元。一本西书动辄几十元，普通学生根本不能承受，要么读翻印书，要么就干脆不能读了。所以，我也算是被说服了吧。翻版书这回事，实在是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已经超越据法维权的范畴，不是我辈能评述的了。
周子兮还在力争：民国尚未加入万国版权同盟，所谓法无明文规定而不究，虽然不能说翻印西书就是正确的，但跟这桩案子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显然是律师的逻辑。教授一时说不出什么，却也没被说服，一边笑一边摇头，表示自己并非真信了这市侩的诡辩，只是不屑与她争论而已。
话说到这一步，周子兮只得作罢了。
其实，也难怪教授不愿意淌这潭混水。若是再引起一场笔墨战，一定又会被人指名道姓地骂上来。不作答吧，就好像做实了罪名。作答吧，又浪费了原本可以用来做正事的时间，最没意思。
而在当时，小报与杂志又尤其的多，一时新开，一时倒闭，出来几个月便不见了，隔一阵换个名字又挂在报摊上。印成铅字的论战比律师在法庭上还要雄辩，反正双方各讲各的道理，甚至根本不讲道理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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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版书的案子很快走刑事程序诉告上了特别区法庭，判决结果下来，那十多万本伪书全部没收，印刷厂厂主被判罚金八百元，或以监禁冲抵，两元折算一日。厂主不是傻子，果断选择罚钱，交了八百元的罚金，这官司就算是了了。
周子兮自然觉得没完，她花了这么些功夫下去，可不是为了这区区八百元，更何况这钱还不是赔给书局的。她于是联络书业公会与相关书局，打算再以侵犯私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印刷厂赔偿经济损失。
她本以为这一步顺理成章，却没想到事情远没有她想象得这么简单。涉案的几家书局都表示不想继续追究，翻版书既然已经没收销毁，便是皆大欢喜，再打民事官司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周子兮为此很是费了一番口舌，试图说服他们把官司继续打下去。自沪战之后，不少书局就已经蒙受重大损失，一直都没能缓过来。曾经有人说，一枚炸弹落到四马路上，少了几万本图书，多了两家妓院。虽是玩笑，却也是实情。再加上这几年物价飞涨，图书销量本就不好，翻版书一出，正规书籍更加难卖。很多规模小一些的书局都已经无以为继，有时候预付了作者版税，连付梓印刷的钱都没有，年前才刚有一家因此破产倒闭。而与书局的损失相比，眼下这八百元的罚金根本不能形成威慑力，翻版书商看到这样的结果，恐怕只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然而，书局方面也有他们的理由。原本这种官司都是由作者起诉，直到最近一次内政部修订细则，才根据民法有关著作权转移的规定，使得出版人亦对翻版侵权享有起诉权。而在此之前，也几乎没有成功索赔的先例。
话讲到最后，书局方面倒是稍稍动了心，表示只要周子兮能说服几位名作者共进退，那他们也愿意奉陪一试。
于是，周子兮又去找那些作者。
其中一位最有名气，但已举家定居美国，发了一封电报过来表示路途遥遥，不便参与国内的官司。
另一位更加不巧，已经去世了。其遗孀回复：我出版先夫的选集，都有人骂我发死人财，要是再打翻版书官司，不知道要被人怎么骂呢！
还有一位教授，既没出国，身体也很康健，却只以一封短笺答曰：不愿参与版权方面的争论。
周子兮不懂这里面的道理，去电求见，结果被教授的学生挡了驾。可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学生哪里是她的对手，很快透露了教授平常爱去的咖啡馆。她守株待兔，撞了个正着。
教授显然没想到前来求见的原来是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不像他通常所见的律师，倒更像是他大学里的女学生，于是欣然放下手上在写的文章，与她谈了几句。
周子兮这才知道，教授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曾经跟人打过好大一场笔墨大战。
那是几年前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出版法》颁布不久，日报上登过一篇文章，题为《从根本上反对版权》。文中写道，普通市民三四年前还能每年买几十块钱的书报，可现在连几块钱的书也无力购买，经济的压迫使他们限于精神粮食的匮乏。所以，翻版书与其说是伪书，不如说是廉价的普及本，并非侵犯他人财产，而是充满敬意的翻印，助益了文化的传播。时下一些进步书籍能够流传一时，也未尝不是翻版书的好处。
读到这番偷书不算贼的理论，教授撰文反驳，说文人固然清高，不该斤斤计较于钱财之类的身外物，但也不至于清高到了自己应享的利益被剥夺了，还自以为肩负着光明伟大任务的地步。更何况翻版书时为滥觞，浸而遍地，正规书局受其倾轧，经营艰难，整个出版界都已被置于近乎破产的境地。等真的到了书局集体关门倒闭的那一天，又有谁来为为书贾制造翻版原料呢？
周子兮觉得这道理说得很好，奇怪究竟是什么让教授在几年之后改变了想法。
后来呢？她打听这场笔墨大战的结果。
后来？教授苦笑，后来被对方捉到痛脚，说我自己的学生在课上用的西书都是Pirated books，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伪书？
周子兮也是一愣，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
教授继续道：当时正是汇率高缩，美金一元合国币五元。一本西书动辄几十元，普通学生根本不能承受，要么读翻印书，要么就干脆不能读了。所以，我也算是被说服了吧。翻版书这回事，实在是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已经超越据法维权的范畴，不是我辈能评述的了。
周子兮还在力争：民国尚未加入万国版权同盟，所谓法无明文规定而不究，虽然不能说翻印西书就是正确的，但跟这桩案子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显然是律师的逻辑。教授一时说不出什么，却也没被说服，一边笑一边摇头，表示自己并非真信了这市侩的诡辩，只是不屑与她争论而已。
话说到这一步，周子兮只得作罢了。
其实，也难怪教授不愿意淌这潭混水。若是再引起一场笔墨战，一定又会被人指名道姓地骂上来。不作答吧，就好像做实了罪名。作答吧，又浪费了原本可以用来做正事的时间，最没意思。
而在当时，小报与杂志又尤其的多，一时新开，一时倒闭，出来几个月便不见了，隔一阵换个名字又挂在报摊上。印成铅字的论战比律师在法庭上还要雄辩，反正双方各讲各的道理，甚至根本不讲道理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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