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僵尸事件之后，王明的身体也完全康复了，他称自己还有事在身，很快就向我们辞行。
临行前，王明对我说，这些日子在先生这儿受益匪浅，往后若有什么事相请，还望先生莫要拒绝。
在跟王明相识的这些日子里，我见此人谈吐文雅，见识不凡，且始终未曾透露身份，猜测他的来头怕是不小。我虽然从师傅老李头那儿学了点东西，但只想本本分分地过正常人的日子，并不想给自己惹什么麻烦。
于是我打个哈哈，没有正面回应。王明似乎看出我的意思，却只是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
送走了王明，我回家发现炕上摆着一块做工很是精致的怀表，且是镀了银的。我见过王明拿它看时辰，知道是他故意留下的。
此时再还他已经来不及，我摇了摇头，把怀表放进柜子里收好，也算一件难得的收藏。
在那之后，除了媳妇因为碗筷多摆了一副而提到王明之外，我们渐渐遗忘了这个人的到来。本以为和他的缘分就到这儿了，没想到过了三个多月，我竟真的再次见到这个年轻人。
那时候我在队里插秧回来，正是傍晚时候，天上已经出现了星星。
我走到家门口，发现大门前停着两辆凤凰牌自行车，便知道是有人来了。进屋一看，却见王明正坐在桌前喝着茶水。
王明一看见我，马上露出笑容，起身说道：“好久不见了，皮先生。”
我说你别老先生先生地叫我，我不过是个庄稼汉，哪能当得上先生这两个字。
王明摇头说：“就凭您救下鄙人一命，称您为先生岂非应当？”
我问他有何来意，王明走过去把屋门关上，然后才坐在我面前，神神秘秘地说：“先生，此次前来，是想请先生跟在下走一趟。”
我闻言皱起眉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实行集体制，在农村生产队按劳分配口粮，各家凡是有能力的成员都参加劳动挣取工分。我们家主要就靠我和媳妇，我要是离开了，家里人可不好过活。
王明对此却是淡然一笑，说先生您大可放心，我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您跟我走，这家里缺了什么，我立马差人给送过来。
王明说着就往桌子上放上一沓蓝绿相间的十元票子，然后嘴角翘起来，看着我不说话。
这种十元货币是咱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一九四八年开始推行，到五五年停用，推行期间遭遇了不少波折。
说实话，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钱，我顿时有些口干舌燥，举止无措了。虽说那时候买东西不仅要货币，大都少不了各种票，但有钱没钱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而且也有不少商品并不需要，直接用货币就可以购买。
我犹豫了一会儿，对王明说：“你要我跟你去什么地方？”
“去上海。”王明一口答道。
我被这三个字吓了一跳，我那时候虽然不知道上海具体在什么地方，但也知道那是非常远的。
王明见状，便说：“先生您不必担心，上海虽然远了点儿，但如今咱们可以坐汽车、坐火车、坐轮船，到那儿只消三四天的功夫。您这一路衣食住行全由我们包了，而且还有不菲的报酬。”
我从椅子上起身，在屋里踱了个来回，又坐了回去，端起杯子喝了几口水。
我又问：“你找我去做什么事，需要多长时间？”
王明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有些为难说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我家里有个老人最近得了怪病，整日躲在屋里不敢见太阳，而且常说胡话。找了几家医院，无论中医西医全都束手无策，因此我就想到了先生您。”
我想了想，如果他口中的老人是被妖邪之类祸害，我可能还能做点什么，可要真是啥怪病，那我去了也是白去。
我对王明说：“不是我故意推辞，这种病症我也没听说过，恐怕未必能治好你家里那位老者。”
王明摇头道：“治好治不好，总得试试不是，现今我能求的也只有您了。无论成败与否，我王明绝不会亏待了您。”
听他这么说，我倒是不大好意思拒绝了，毕竟常听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仔细想来，应该也花不了多长时间，来回半个多月也就差不多了。
“既是如此，我去！”
…………
家里人听说我要跟王明去上海，一时间都难以接受，毕竟那个年代，从东北跑到上海可是件不得了的壮举。尤其我母亲，她年纪大了，不希望我离家太远。
我跟他们磨了好一阵嘴皮子，才一一说服。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多少底，总感觉有些不真实。
“出门在外，千万要注意安全，家里头有我，不用担心，跟人发生矛盾要多忍让，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媳妇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我心里头涌出一股暖流，伸手在她圆圆的脸蛋上摸了两下，说：“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爹娘和孩子就交给你了。家里有啥事应付不来，就去找咱二舅或者陈二柱子家帮忙。”
媳妇红着眼眶点点头，凑过来紧紧抱住我。我感受着她的心跳和体温，一时间竟是生出了反悔的念头。
然而无论如何，第二天，我跟着王明还是出发了。我记得那个日子，是一九五二年的五月初一。
走的时候，媳妇和我爹直送到村口。我是一步三回头，眼看着他们俩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在拐角处消失。
“古人诗曰：丈夫非无泪，不洒别离间，此行乃是为救人性命而去，亦可开阔眼界，先生不必如此伤感。”王明在一旁劝慰道。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耳边却隐隐传来孩子们的歌谣声：
转呀转，车轱辘转，家家门口挂红线。
红线透，马家的姑娘二十六啊！穿红袄啊，甩大袖，一甩到门后头。
门后头啊，挂腰刀，腰刀尖哪，顶大天哪，天打雷呀，狗咬贼呀，呼里哗啦一大回呀……
临行前，王明对我说，这些日子在先生这儿受益匪浅，往后若有什么事相请，还望先生莫要拒绝。
在跟王明相识的这些日子里，我见此人谈吐文雅，见识不凡，且始终未曾透露身份，猜测他的来头怕是不小。我虽然从师傅老李头那儿学了点东西，但只想本本分分地过正常人的日子，并不想给自己惹什么麻烦。
于是我打个哈哈，没有正面回应。王明似乎看出我的意思，却只是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
送走了王明，我回家发现炕上摆着一块做工很是精致的怀表，且是镀了银的。我见过王明拿它看时辰，知道是他故意留下的。
此时再还他已经来不及，我摇了摇头，把怀表放进柜子里收好，也算一件难得的收藏。
在那之后，除了媳妇因为碗筷多摆了一副而提到王明之外，我们渐渐遗忘了这个人的到来。本以为和他的缘分就到这儿了，没想到过了三个多月，我竟真的再次见到这个年轻人。
那时候我在队里插秧回来，正是傍晚时候，天上已经出现了星星。
我走到家门口，发现大门前停着两辆凤凰牌自行车，便知道是有人来了。进屋一看，却见王明正坐在桌前喝着茶水。
王明一看见我，马上露出笑容，起身说道：“好久不见了，皮先生。”
我说你别老先生先生地叫我，我不过是个庄稼汉，哪能当得上先生这两个字。
王明摇头说：“就凭您救下鄙人一命，称您为先生岂非应当？”
我问他有何来意，王明走过去把屋门关上，然后才坐在我面前，神神秘秘地说：“先生，此次前来，是想请先生跟在下走一趟。”
我闻言皱起眉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实行集体制，在农村生产队按劳分配口粮，各家凡是有能力的成员都参加劳动挣取工分。我们家主要就靠我和媳妇，我要是离开了，家里人可不好过活。
王明对此却是淡然一笑，说先生您大可放心，我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您跟我走，这家里缺了什么，我立马差人给送过来。
王明说着就往桌子上放上一沓蓝绿相间的十元票子，然后嘴角翘起来，看着我不说话。
这种十元货币是咱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一九四八年开始推行，到五五年停用，推行期间遭遇了不少波折。
说实话，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钱，我顿时有些口干舌燥，举止无措了。虽说那时候买东西不仅要货币，大都少不了各种票，但有钱没钱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而且也有不少商品并不需要，直接用货币就可以购买。
我犹豫了一会儿，对王明说：“你要我跟你去什么地方？”
“去上海。”王明一口答道。
我被这三个字吓了一跳，我那时候虽然不知道上海具体在什么地方，但也知道那是非常远的。
王明见状，便说：“先生您不必担心，上海虽然远了点儿，但如今咱们可以坐汽车、坐火车、坐轮船，到那儿只消三四天的功夫。您这一路衣食住行全由我们包了，而且还有不菲的报酬。”
我从椅子上起身，在屋里踱了个来回，又坐了回去，端起杯子喝了几口水。
我又问：“你找我去做什么事，需要多长时间？”
王明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有些为难说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我家里有个老人最近得了怪病，整日躲在屋里不敢见太阳，而且常说胡话。找了几家医院，无论中医西医全都束手无策，因此我就想到了先生您。”
我想了想，如果他口中的老人是被妖邪之类祸害，我可能还能做点什么，可要真是啥怪病，那我去了也是白去。
我对王明说：“不是我故意推辞，这种病症我也没听说过，恐怕未必能治好你家里那位老者。”
王明摇头道：“治好治不好，总得试试不是，现今我能求的也只有您了。无论成败与否，我王明绝不会亏待了您。”
听他这么说，我倒是不大好意思拒绝了，毕竟常听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仔细想来，应该也花不了多长时间，来回半个多月也就差不多了。
“既是如此，我去！”
…………
家里人听说我要跟王明去上海，一时间都难以接受，毕竟那个年代，从东北跑到上海可是件不得了的壮举。尤其我母亲，她年纪大了，不希望我离家太远。
我跟他们磨了好一阵嘴皮子，才一一说服。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多少底，总感觉有些不真实。
“出门在外，千万要注意安全，家里头有我，不用担心，跟人发生矛盾要多忍让，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媳妇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我心里头涌出一股暖流，伸手在她圆圆的脸蛋上摸了两下，说：“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爹娘和孩子就交给你了。家里有啥事应付不来，就去找咱二舅或者陈二柱子家帮忙。”
媳妇红着眼眶点点头，凑过来紧紧抱住我。我感受着她的心跳和体温，一时间竟是生出了反悔的念头。
然而无论如何，第二天，我跟着王明还是出发了。我记得那个日子，是一九五二年的五月初一。
走的时候，媳妇和我爹直送到村口。我是一步三回头，眼看着他们俩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在拐角处消失。
“古人诗曰：丈夫非无泪，不洒别离间，此行乃是为救人性命而去，亦可开阔眼界，先生不必如此伤感。”王明在一旁劝慰道。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耳边却隐隐传来孩子们的歌谣声：
转呀转，车轱辘转，家家门口挂红线。
红线透，马家的姑娘二十六啊！穿红袄啊，甩大袖，一甩到门后头。
门后头啊，挂腰刀，腰刀尖哪，顶大天哪，天打雷呀，狗咬贼呀，呼里哗啦一大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