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第 63 章
正所谓事不过三，就在詹参谋长依样画葫芦地组织第三轮进攻的时候，共军突然发起了反冲锋——这也难怪，当时杨围子的国民党军在各个方向上都处于守势，惟独这个西南角却接二连三地大举出击，这就难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下午四点过钟，中野4纵把10旅28团（今13军37师109团，汶川地震时，在映秀镇高举“红军团”大旗的就是这个团）从北面调到了西面，而9纵27旅79团（今天的空降兵15军45师133团）则从东南角向西穿插突进、一举切断了杨围子南边的通道。
经过先前的几次折腾，詹璧陶的人马已经损失惨重，而解放军的力量却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消彼涨，胜负立判，国民党兵的“佯攻”立刻被共军的反击冲得七零包也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他艰难地爬出弹坑，刚一迈步就觉得双腿发软，头晕恶心，浑身一个劲的发抖，于是只好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杨围子村被炸平了。寨墙完全坍塌，碉堡支离破碎，各种建筑荡然无存，阵地上的鹿呰被冲击波掀到了远远的角落里。军医院不见了，那些充当救治所的壕沟被泥土掩埋着，只在个别地方露出了伤员的脚，几个医官木然地守在“病床”的旁边，他们的任何举动都已经无济于事。战壕内满是尸体，一摞一摞地叠成一堆，有的蜷卧在土中，有的从废墟里探出了半截身子，这些人的外表都没有血迹，显然全是被冲击波震死的。地面上一片狼籍，积雪被融化了，冻土被炸得蓬松，一条冬眠中的蛇居然也被震出了地面，十分怪异地躺在残砖碎石之间。原先的弹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迹又重新布满了周围，有的黝黑、有的焦黄，那些被犁翻的泥土之中混杂着断裂的木片和残破的军服，甚至还夹带着没有爆炸的炸药包。
1948年12月11日下午4点40分，围攻杨围子的中野部队各自组织了30架以上的“飞雷发射筒”。如果以每筒打三轮、每个“飞雷”装药二十公斤计算（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六个主攻团在二十分钟之内至少向面积不过一万平米的杨围子内线阵地抛射了上万公斤的炸药——这也就是国民党兵所称的“没良心炮”。
显然，“没良心”的称谓是带有抱怨情绪的，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他们反感的倒不是“飞雷炮”的惊人效果，而是不满于这种武器的战场使用方式。
发明“飞雷”的当然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种“大炮”的设计思路其实是和近代武器的发展原则相违背的。因为第一，炸药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寿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无法成为固定有效的打击手段；第二，这种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弹药消耗量极大，作战效能并不合理；第三，实施“飞雷”攻击的时候，大量的炸药包都堆积在发射阵地上，一旦遇到敌方的炮火逆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战场风险太大。因此，如果反过来看，使用“飞雷炮”就需要具备相当多的前提条件，首先，本方的军需物资必须十分充沛，可以不考虑弹药的消耗量。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时间也必须十分充足，可以把军事工事推进到距敌一百米以内，并建立起安全的发射场；其次，敌方的阵地必须被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目标固定而且集中，并且敌方必须不仅无法使用炮兵进行反击、同时也必须没有能力进行步兵逆袭……可想而知，一旦战局出现了这样的态势，战场双方的胜负其实早已经确定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还要继续采用高密度的毁灭性打击手段，那的确是够“狠心”的。
这场“没良心炮”对蔡智诚的肉体伤害并不大，但却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总觉得共产党做事好象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这种阴冷的感觉一直积压在他的心头，从而也就困扰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讲到这里，想说几句废话。
今天再去讨论“没良心炮”道德价值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解放军也只是在淮海战役中，为了打击国民党最顽固的精锐兵团时才集中采用了这种比较特殊的战术手段，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最大程度地摧毁国民党军事集团的抵抗意志。自那以后，这种办法就很少使用了。
从淮海战场的“没良心炮”到上海战场的坚决不使用大炮，解放军的建设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符合战争规律、符合政治规律、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军队或者战争行为并不会单独地存在于战场之中，它永远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只有理解了政治的需要才有可能正确地评判军事行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尊重战争法制体系的要求、是否应该把“化装偷袭”作为军队的常规手段、是否应该大力宣传“飞雷”的奇妙功效，甚至是否应该鼓励“无限战”的天才思想，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框架内来通盘考虑。
其实，所谓的“襄公之仁”，并不是只用一句“迂腐”就可以概括的。
爆炸刚刚平息，解放军就冲进了村子。
究竟是谁最先突破杨围子的内线防御，现在的资料众说纷纭，各种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都说是自己的部队打下了14军军部，马甲我也弄不清哪一个讲的更加准确一些。但实际上，中野司令部在战斗结束之后只表彰了两支队伍，一个是4纵10旅28团第5连（洛阳英雄连）、一个是13旅38团第1营（钢铁营），而这两队人马其实本是一路，都是从村子西面突进来的，那里也恰好是14军军部的所在地。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西面的防线最先被共军突破。当时他正趴在地上吐得晕头转向，身边突然就出现了一队解放军，全是从14军军部那边冲过来的。几个小兵比比划划的说了些什么，蔡智诚一点听也不清，而人家大概觉得这小子满脸鼻涕眼泪、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战斗力，并且还又聋又傻的不象是个当官的材料，于是就接着朝东边跑去了。那时候，255团的阵地上还有人在进行抵抗，蔡智诚虽然听不见枪炮的声音，却可以看见爆炸的闪光和子弹打在泥土上溅起的尘烟。
西边被占领了，东边和北边正在交火，如果不想送命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当俘虏。蔡智诚忽然想起应该把自己的证件、手表、钞票和金条赶紧都埋进土里，因为这些东西是会暴露军官身份的，在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共军只优待贫苦的士兵，抓住军官统统砍头，把脑袋插在木棍上，就象处理张辉瓒一样。
伸手在衣兜里一阵乱摸，七掏天祥”的气概，所以也只得乖乖地听从命令、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走向了集结的地点。
忠义集的路口摆着几个大木盆、木盆里边有毛巾，蓬头垢面的俘虏都必须在这个地方进行“卫生清理”——也就是在卫兵的监视下洗一洗脸、并且解开自己的衣服拍打一番——这个举措当然具有勘验身份、检查随身物品的功能，但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折腾，原本萎靡不振的人们也确实显得精神了许多。
洗去了脸上的尘土，袒露出来的不仅是清晰的五官，眉眼之间的几分羞涩也就同时显现了出来。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哪个军人会对缴枪投降的行为觉得毫无愧疚，即便国民党兵也是一样。“清洁”过后的俘虏们面面相觑，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为自己的落魄下场寻找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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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 章
正所谓事不过三，就在詹参谋长依样画葫芦地组织第三轮进攻的时候，共军突然发起了反冲锋——这也难怪，当时杨围子的国民党军在各个方向上都处于守势，惟独这个西南角却接二连三地大举出击，这就难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下午四点过钟，中野4纵把10旅28团（今13军37师109团，汶川地震时，在映秀镇高举“红军团”大旗的就是这个团）从北面调到了西面，而9纵27旅79团（今天的空降兵15军45师133团）则从东南角向西穿插突进、一举切断了杨围子南边的通道。
经过先前的几次折腾，詹璧陶的人马已经损失惨重，而解放军的力量却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消彼涨，胜负立判，国民党兵的“佯攻”立刻被共军的反击冲得七零包也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他艰难地爬出弹坑，刚一迈步就觉得双腿发软，头晕恶心，浑身一个劲的发抖，于是只好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杨围子村被炸平了。寨墙完全坍塌，碉堡支离破碎，各种建筑荡然无存，阵地上的鹿呰被冲击波掀到了远远的角落里。军医院不见了，那些充当救治所的壕沟被泥土掩埋着，只在个别地方露出了伤员的脚，几个医官木然地守在“病床”的旁边，他们的任何举动都已经无济于事。战壕内满是尸体，一摞一摞地叠成一堆，有的蜷卧在土中，有的从废墟里探出了半截身子，这些人的外表都没有血迹，显然全是被冲击波震死的。地面上一片狼籍，积雪被融化了，冻土被炸得蓬松，一条冬眠中的蛇居然也被震出了地面，十分怪异地躺在残砖碎石之间。原先的弹坑被填平了，新的爆炸痕迹又重新布满了周围，有的黝黑、有的焦黄，那些被犁翻的泥土之中混杂着断裂的木片和残破的军服，甚至还夹带着没有爆炸的炸药包。
1948年12月11日下午4点40分，围攻杨围子的中野部队各自组织了30架以上的“飞雷发射筒”。如果以每筒打三轮、每个“飞雷”装药二十公斤计算（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六个主攻团在二十分钟之内至少向面积不过一万平米的杨围子内线阵地抛射了上万公斤的炸药——这也就是国民党兵所称的“没良心炮”。
显然，“没良心”的称谓是带有抱怨情绪的，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他们反感的倒不是“飞雷炮”的惊人效果，而是不满于这种武器的战场使用方式。
发明“飞雷”的当然是个很聪明的人，但这种“大炮”的设计思路其实是和近代武器的发展原则相违背的。因为第一，炸药包炮的射程很小、精度很差、使用寿命很短、操作的安全性也很不可靠，无法成为固定有效的打击手段；第二，这种武器的爆破方式非常原始，弹药消耗量极大，作战效能并不合理；第三，实施“飞雷”攻击的时候，大量的炸药包都堆积在发射阵地上，一旦遇到敌方的炮火逆袭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战场风险太大。因此，如果反过来看，使用“飞雷炮”就需要具备相当多的前提条件，首先，本方的军需物资必须十分充沛，可以不考虑弹药的消耗量。而且本方的兵力和时间也必须十分充足，可以把军事工事推进到距敌一百米以内，并建立起安全的发射场；其次，敌方的阵地必须被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目标固定而且集中，并且敌方必须不仅无法使用炮兵进行反击、同时也必须没有能力进行步兵逆袭……可想而知，一旦战局出现了这样的态势，战场双方的胜负其实早已经确定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还要继续采用高密度的毁灭性打击手段，那的确是够“狠心”的。
这场“没良心炮”对蔡智诚的肉体伤害并不大，但却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总觉得共产党做事好象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这种阴冷的感觉一直积压在他的心头，从而也就困扰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讲到这里，想说几句废话。
今天再去讨论“没良心炮”道德价值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解放军也只是在淮海战役中，为了打击国民党最顽固的精锐兵团时才集中采用了这种比较特殊的战术手段，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最大程度地摧毁国民党军事集团的抵抗意志。自那以后，这种办法就很少使用了。
从淮海战场的“没良心炮”到上海战场的坚决不使用大炮，解放军的建设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符合战争规律、符合政治规律、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军队或者战争行为并不会单独地存在于战场之中，它永远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只有理解了政治的需要才有可能正确地评判军事行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尊重战争法制体系的要求、是否应该把“化装偷袭”作为军队的常规手段、是否应该大力宣传“飞雷”的奇妙功效，甚至是否应该鼓励“无限战”的天才思想，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框架内来通盘考虑。
其实，所谓的“襄公之仁”，并不是只用一句“迂腐”就可以概括的。
爆炸刚刚平息，解放军就冲进了村子。
究竟是谁最先突破杨围子的内线防御，现在的资料众说纷纭，各种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都说是自己的部队打下了14军军部，马甲我也弄不清哪一个讲的更加准确一些。但实际上，中野司令部在战斗结束之后只表彰了两支队伍，一个是4纵10旅28团第5连（洛阳英雄连）、一个是13旅38团第1营（钢铁营），而这两队人马其实本是一路，都是从村子西面突进来的，那里也恰好是14军军部的所在地。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西面的防线最先被共军突破。当时他正趴在地上吐得晕头转向，身边突然就出现了一队解放军，全是从14军军部那边冲过来的。几个小兵比比划划的说了些什么，蔡智诚一点听也不清，而人家大概觉得这小子满脸鼻涕眼泪、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战斗力，并且还又聋又傻的不象是个当官的材料，于是就接着朝东边跑去了。那时候，255团的阵地上还有人在进行抵抗，蔡智诚虽然听不见枪炮的声音，却可以看见爆炸的闪光和子弹打在泥土上溅起的尘烟。
西边被占领了，东边和北边正在交火，如果不想送命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当俘虏。蔡智诚忽然想起应该把自己的证件、手表、钞票和金条赶紧都埋进土里，因为这些东西是会暴露军官身份的，在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共军只优待贫苦的士兵，抓住军官统统砍头，把脑袋插在木棍上，就象处理张辉瓒一样。
伸手在衣兜里一阵乱摸，七掏天祥”的气概，所以也只得乖乖地听从命令、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走向了集结的地点。
忠义集的路口摆着几个大木盆、木盆里边有毛巾，蓬头垢面的俘虏都必须在这个地方进行“卫生清理”——也就是在卫兵的监视下洗一洗脸、并且解开自己的衣服拍打一番——这个举措当然具有勘验身份、检查随身物品的功能，但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折腾，原本萎靡不振的人们也确实显得精神了许多。
洗去了脸上的尘土，袒露出来的不仅是清晰的五官，眉眼之间的几分羞涩也就同时显现了出来。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哪个军人会对缴枪投降的行为觉得毫无愧疚，即便国民党兵也是一样。“清洁”过后的俘虏们面面相觑，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为自己的落魄下场寻找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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