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第 21 章
周之江阵亡以后，二分队没有任命新的分队长，而是统归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指挥。对伞兵而言，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为空降作战时、官兵们经常会在战场上散布得七零章，说到过“火烧上海滩”、“火烧红莲寺”和向恺然，这《火烧红莲寺》就改编于向恺然的武打小说《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十八军高魁元的那一组（顺便说一句，这个高魁元当时只是18军的参议官，后来却不得了，当过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官至一级上将）——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在那时候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棚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健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秘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象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了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的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市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第 21 章
恋耽美
第 21 章
周之江阵亡以后，二分队没有任命新的分队长，而是统归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指挥。对伞兵而言，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为空降作战时、官兵们经常会在战场上散布得七零章，说到过“火烧上海滩”、“火烧红莲寺”和向恺然，这《火烧红莲寺》就改编于向恺然的武打小说《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十八军高魁元的那一组（顺便说一句，这个高魁元当时只是18军的参议官，后来却不得了，当过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官至一级上将）——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在那时候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棚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健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秘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象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了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的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市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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